作战的意愿和妥协的意愿处在政治的核心。

帕雷特[61]

[139]“战争无非是政策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87)人类历史上将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化为简单公式的尝试很少获得成功。无论这些尝试多么缜密,它们也不过反映了现实的一个方面。被归结给“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L'état,c'est moi)这一名句,不过道出了18世纪绝对王权主义现实的一个方面。克劳塞维茨的公式也不过是把握了战争的一个方面。然而,这句话却拥有了如下命运,它被视为战争整体的定义、战争的总体性的定义。对这一误读的历史,克劳塞维茨并不能完全免受指责。他想要强调政策对战争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将这一问题放到了一个过分优先的位置上;他在一些公式中,如他所言,将战争还原为“无非是”政策的延续。[62]因此,有必要考察为何这一著名公式应该要在与克劳塞维茨的整体论证的发展关系中得到理解。

我们不妨首先重温本研究之前提出的有关政治和战争关系的论证。在早期作品中,克劳塞维茨将战争的革命性转变追溯到了法国政治形势的变化上面,尽管在这一时期,他仍将战争视为独立自恰的整体,“这样,每场战争都被提升为一个自身完整的整体”。[63]根据这些观点,拿破仑发动战争的方式最初被视为真正的战争理念的实现。但由于莫斯科之战,尤其是滑铁卢之战,他开始注意到有限战争和无限战争的根本对立。在1827年笔记中,这“两类战争”的存在[140]成为克劳塞维茨修订《战争论》的两项原则中的一项。

一旦克劳塞维茨发现了有限战争和无限战争的对立,他就不再将战争视为一个自律的统一体。自此之后,他仅仅将战争视为更为整全的整体的一部分。尽管克劳塞维茨并不清楚自己在第八篇中究竟想要写什么,但他却非常清晰地识别出了一个特殊问题:战争的实施是“不完整的和自我矛盾的”。因此它就不能只遵循自身的法则,而必须被“视为某个其他整体的一部分,这个其他整体的名称就是政治”(606)。将战争视为更大整体的一部分,这就为克劳塞维茨的公式——战争仅仅是政策的延续提供了基础。

然而,克劳塞维茨公式的批评者和赞美者通常都没有注意到,在这里存在一种无法克服的紧张,这一紧张的一边是将战争作为政策的延续的概念化,另一边是这句话的最后一个部分,即政策运用其他手段。如果更仔细地考察,就可以看到,这个举世闻名的公式,尽管看起来毫不含糊,实际上却包含了三个方面,并且这三个方面之间存在着矛盾。首先,克劳塞维茨强调了政策对战争的影响,战争是政策的延续。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可以被还原为政策。其次,他强调,在这一延续中,运用的手段不同于政策本身使用的手段。最后,这一公式表示,战争“无非是”政策的一种延续,这就意味着克劳塞维茨将战争看作一个更整全的整体的部分,或者被视为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的一部分。

从概念上来讲,我们可以再度将这一区分追溯到克劳塞维茨对耶拿、莫斯科和滑铁卢之战的反思。他通过诉诸拿破仑的军事天才解释拿破仑军队的乘胜推进,但他也提到法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提到法国的对手采取的错误政策(609)。在莫斯科战役中,战争明显依据自身法则进行。即使俄国国内没有任何社会和政治形势的变化,俄军的“纯粹抵抗”(98)也会给拿破仑带来军事上的灾难(正如西班牙的游击战那样)。拿破仑试图使用军事力量创造一种政治既成事实,但当他达到军事上的可能极限时,他失败了。前述公式表达了克劳塞维茨得出的结论:战争是政策的延续,[141]但却是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在内部运作中,战争仍然遵循自身的法则。战争并没有属于它自身的逻辑,因为它是更大整体的一个部分,但它有其自身的语法(605)。最后,在滑铁卢战役之后,克劳塞维茨看到战争本身并非一个独立的整体,而必须被理解为一个更整全的整体,即政治的一个部分。

然而,在《战争论》第一章和第八篇以及1827年笔记之间存在差异。在第一章“奇妙的三位一体”的讨论中,政策的影响只是三种趋势之一,三者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超过其他两者。就《战争论》一书的整体逻辑而言,这个差异可以被理解为,克劳塞维茨试图通过它来解释战争的不同经验——耶拿,莫斯科,滑铁卢——如何可以在一个统一的观念中得到理解。我们可以通过区分行动和对抗行动把握公式和“奇妙的三位一体”之间的对立。在那个著名的公式中,克劳塞维茨强调人类(政治)行动的自主性,这一自主性常常受到限制,但从未被放弃。在“奇妙的三位一体”中,他试图将行动和对抗行动一起概念化。

克劳塞维茨公式中的内在紧张将在下面的部分中加以探讨。

一 克劳塞维茨笔下不同的政治概念

对政治的主观理解与政治交往的对立

阿隆将克劳塞维茨的政治概念区分成两个维度:首先是作为社会政治形势的总体性的客观政治,其次是主观政治。国家“被视为一个人,而政治是其大脑的产物”(88)。[64]迪纳(Dan Diner)在明确谈到克劳塞维茨笔下的政治概念的双重性时也有相似论述。他说,第一种概念形式应该被理解为对目标导向行为框架的工具性追求,这种以目标为导向的行为涉及有组织地使用武力。这一工具理性就包含在每一个战争行动之中。但他认为,这一概念对克劳塞维茨而言也有其他意思:它是对于社会条件的整个范围的表达,是与行动相关的某种东西;[142]这些条件在武力使用之前就已形成,并且不受以任何方式适合于它们的主体的操纵。因此,在这个层面上而言,政治就是一个实体,它脱离了受意志控制的手段和目的的概念,并且处在同社会交往的流行形式的类似关系中。[65]

康迪尼斯(Kondylis)甚至对克劳塞维茨笔下有关政治的第二个概念做了进一步抽象。他认为,这个概念十分宽泛,以至于可以指代诸如“社会单元”、政治整体或“政体”这类东西。康迪尼斯指出,在克劳塞维茨笔下,政治的概念不具有单一行动的意义,相反,它表达了在一个特定社会单元中公众相互沟通的理念。这个对克劳塞维茨的解读十分宽泛,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在政治、社会或文化之间做出任何区分。[66]根据论证的总体逻辑,可以看到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对立是克劳塞维茨自身经历的结果。18世纪盛行的国家的绝对主义将国家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最高行动者有清晰的目标,并且拥有“人一般的理智”。然而,这种国家观随着普鲁士在耶拿-奥厄施塔特的战败而瓦解。在克劳塞维茨看来,正是普鲁士“人一般的理智”追求的错误政策导致了这一灾难。

此后,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又在立宪政府和国家利益的理念设定的框架内进一步发展。[67]在这个框架内,他在一系列军事和政治备忘中写道,国家的统一应该优先于人口中的个别性部分的特殊利益。最后,拿破仑在滑铁卢陷入绝境:出于国内政治的原因,他被迫对敌对力量的联盟发动战争,却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这使克劳塞维茨更加确信,政治的概念不应被限定在政治智力主导的行动之内。现在,他认为政治注定会在同等程度上为国家之间的政治交往决定,这就对各国行为的自主性设定了一定限制(87-88,605607)。从行动者的自主性中和现有条件对这一自主性的限制中产生出来的对立,也是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的讨论中在行动和(非对称的)对立行动的理念中表达的对立,亦存在于他有关政治的理解的核心部分中。

政治领导权与军事领导权的对立

[143]当克劳塞维茨在表达他的行动建议时,政治的主观概念与客观概念之间的紧张就变得尤为明显。贯穿《战争论》始终,他给军事指挥官和政治领袖们提出了诸多建议。“要使战争完全同政治目标相符,使政策完全适合于作为战争的手段”,那就只有一个办法:最高统帅必须成为内阁的成员,如此,内阁才能参与到统帅的重要决策中去(608)。对克劳塞维茨而言,如果战争总是或者在每一种情形下,都只是政策的延续,也就没有必要建议如何最好地实现战争与政治的统一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因素在克劳塞维茨的如下陈述中具有一种内在的重要性,这个陈述是,从兵法和统帅的角度来讲,要求政策目标不应与发动战争的手段相矛盾,是完全合理的(87)。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第八篇中也做了类似论证,他说,使政治考量从属于军事考量毫无意义。唯一可能的推理方式是,使军事方面的考量服从于政治方面的考量。在战争领导权的最高点及其决策必须优先的地方,必须采取政治的视角。他进一步指出,将重大军事行动或实施这一行动的计划,完全交由军事标准决定,就包含了一个不被允许的、自身有害的区分。实际上,在这些计划方面为了获得纯粹的军事判断而向军方寻求有关战争计划的建议,是毫无意义的(606-608)。克劳塞维茨在此的确不是说,战争从一开始就总是政策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他实际上做的就是使政策优先性的这个一般性假定,作为他的如下建议的基础,这就是,政策在实践中必须永远被赋予优先性。

如果更仔细地进行考察,就会看到克劳塞维茨在此引入了有关政治领导权和军事领导权的新的区分。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见,并且也正是他在自己的建议中表达出来的,政治领导权的优先性每次必须且应该重新得到确立。这也反映出克劳塞维茨在理解这一理论时存在的紧张。在他的笔下,存在两种不同理论的含义。一方面,理论[144]包含一种想要提出有关战争整体的结构化的、动态的图像的努力;另一方面,《战争论》也试图对当时的战争艺术提供指导。理论必须提供有关它的对象的认识,但它也同样必须为行动提供指导。对克劳塞维茨而言,真正的知识基于对理论的掌握而产生出创造性行动。在克劳塞维茨的书中,这一理论的双重涵义为主观政治与客观政治的对立提供了基础。[68]

在克劳塞维茨提供的政府和统帅的概念中,以及政治机构和军事机构的概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政治的概念化中的主观性要素(609-610)。就有关政治的理解而言,可以注意到,那个著名的公式几乎是一个悖论。战争是政策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即客观的政治概念),并且,战争因此就应该根据政策要被赋予优先性这一要求来发动(即主观的政治概念)。考察克劳塞维茨有关普鲁士战败的分析,可以最清晰地看到事实和行动建议之间的一致性和差异。在克劳塞维茨的后期著作中,他的立场不同于那个时代其他作家们提出的论证。他认为,这不是因为政治领袖自身的负面影响,而只是因为普鲁士政府及其盟友的错误政策(607-608),只有当政策错误地理解了战争中的独特可能性时,它才会对战争产生负面影响。如若这种情形发生,政治领袖们可能会发布一些“有违其意图的命令”(608)。因此,从政策建议的主观层面上讲,政策的优先性因此就是某种有必要确立起来的东西。

如果我们将克劳塞维茨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同黑格尔进行比较,就会对它有更清晰的理解。黑格尔在著作中想要提出一种实践哲学,使康德的个体自律的理念不仅是规范性需要。他通过将理念视为已经在历史中生效的社会实在的要素,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69]通过类似方式,克劳塞维茨的公式中政策的优先性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无条件的要求。这一点已经对战争产生了影响,但它还没有在每一个具体个案中完全开花结果。

核时代作为政治交往的客观政治

[145]不久前,有关克劳塞维茨在核时代的讨论主要关注了战争的手段与政治意图的关系发生根本翻转的可能性。阿隆在他初版于1976年的书中写道,要获得一种表面上具有启发性的回应,当下的人们只需援引克劳塞维茨有关政策优先的公式:核战争不再是政策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使用热核武器摧毁城市,或不加区分地杀死上百万人,这些手段如何可以被视为类似于为了获得国家通常追求的目标而使用的手段?

阿隆认为,战争只是国家间关系的一个阶段。如果真正使用核武器,那么这种关系中人的重要性、对意志的考验就会消失,唯一剩下的便是对力量的原始考验。和平研究者森哈斯(Dieter Senghaas)写了一篇纲领性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过早地同克劳塞维茨的著作道了别。他提出了核时代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这个时代,战争的现实可能等同于绝对战争的哲学概念,在这种可能性之下,森哈斯认为,战争不再是政策的延续。[70]

很显然,战争在核时代是否仍是政策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使用克劳塞维茨何种政治概念。如果是他的主观的政治概念,那么可以说,在核军备竞赛时期,没有任何政治目标可以通过能够毁灭这个星球若干次的军事行动来实现。而如果我们循着康迪尼斯的观点且归结给克劳塞维茨一种极其宽泛的政治概念,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形下,政治与战争之间存在目的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取决于二者的同质性。如果“文明的民族”采取的一切战争行为都必定是政治性的,政治的概念将变得非常宽泛,以至于根据其定义,核战争也是一种政治行为。[71]

尽管战争的手段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仍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继续运用克劳塞维茨的公式,这就是在政治的概念[146]和阶级斗争的概念之间确立一种联系,阶级斗争这个要素在同等程度上超出了政治与战争。有一篇讨论基本概念的文章中说(这篇文章是对苏联军事刊物中的一场辩论的总结):“我们再次假定,战争是政策通过暴力手段的延续这一公式是正确的。我们也假定,战争的政治的、由阶级决定的内容和武装力量,这两者的统一代表了所有战争的性质的相对永恒和普遍的基础,毫无例外。”[72]将战争概念化为政策的延续,在此取决于那个在同等程度上超出了(主观)政治和战争的范畴。

克劳塞维茨在后期著作中的立场处在两个极端之间:一边是自主的主体做出的政策,一边是客观化的政治交往指导下的政策。这种紧张表达了行动与对抗行动的对立,也表达了一种意识,即意识到存在一个自主性和责任的领域,这个领域一直存在,尽管它们可能受到了限制。但与此同时,一国自身的行动可能会受到他国政治行动和周边因素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之下,甚至这里的自主性看起来不过是一种纯粹虚构。对克劳塞维茨而言,耶拿之战与滑铁卢之战在战争上是对立的,它们提供了一个比较,但却不能被单独拿出来考量。

与此同时,在这两种情形下,战争都是早已出场的政策的延续。在第一种情形下,它反映了普鲁士政治领袖的失误,在第二种情形下,则反映了拿破仑行动的每一个方面都受到了法国国内条件及其相关的外部条件的影响。耶拿和滑铁卢尽管形成了对立,但也可以被视为相同类型的战争。在每一种情形下,都是政治维度决定了战争的结果。克劳塞维茨以这种方式识别出耶拿和滑铁卢的平行性,从而发现将战争的各种内部冲突再次统一起来的那个重叠的政治的整体。

在此,克劳塞维茨的论证回到了它的出发点。在分析(拿破仑之前)法国军队所获得的成功时,他强调,是大革命带来的根本政治变化使这些胜利成为可能。在耶拿战争前后,他强调普鲁士领导权的政治失误的主观部分,也强调了普鲁士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上的自我主张的主观部分。普鲁士国家重建荣耀的能力与通过再度反抗拿破仑重新获得国际承认之间有一种直接联系。[147]莫斯科之战表明,动用军事力量产生的政治变动是存在限制的。最后,滑铁卢战争则表明政治条件对战争胜利的支配性影响。

权力与自由之间的政治

克劳塞维茨的双重政治概念也进一步地表达了一种甚至更为根本的对立。根据公式,战争是政策的延续,但采用的手段可能不同。这就意味着,这个公式取决于两种内在对立的政治概念。在理解以权力为特征的政治这一意义上——获得权力、使用权力以及担心失去权力,战争是政策的延续。在此方面,克劳塞维茨属于从马基雅维利到韦伯的传统。在耶拿战争期间,克劳塞维茨认为政治的实质可见于拿破仑的例子,即基于军事力量的政治要优于那些没有充分武装起来的政治理想。[73]但在政治思想史上,可以发现一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概念。从这个角度出发,克劳塞维茨的公式将战争视为政策的延续,其侧重点就在于其使用的手段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从古代到18世纪,政治的概念反映出人们想要创造出一种正当地、着眼于共同善(common good)的行使权力的方式。共同善是18世纪晚期的自然法学说的核心命题。但这一学说不同于受基督教影响的中世纪对政治的理解,因为它让政治领域更紧密地与种种自为观念的目标相联,而那些目标是行动意图在此世实现的目标。迄今为止我们仍未看到这一争论的解决方案:政治的概念领域中的两个相对立的要素哪一个更重要,是权力还是同意(agreement)?自古代以来,有关政治本质的讨论一直绵绵不绝——政治的本质究竟是“权力还是秩序?”[74]当政治等同于和平时[148],政治概念便得到了最为正面的说明:“政治的目的与对象是和平。和平从概念上讲属于政治范畴。”[75]

克劳塞维茨的公式在一个统一的语境下表达了两个相对立的政治概念。但他也非常清楚这一紧张带来的问题,这可以从《战争论》的三个地方看出来。在第一章中,克劳塞维茨使用的政治概念建立在通过行使权力实现目标的能力基础上。他将自身的立场同另一种观念区别开来,这种观念是传统以来人们一直持有的,它“谨慎地、狡猾地,甚至不诚实地回避了暴力”(88),结果,克劳塞维茨自身的政治概念得到了揭示:它表达了暴力,而非回避武力。克劳塞维茨一直纠结于普鲁士政治领袖们最终走向失败的经历,普鲁士的政治领袖们想要通过“外交智慧”避免战争,却因此使国家遭受了耶拿的惨败。克劳塞维茨以一种近乎本能的方式来回应任何能使他想起这一经历的事情。

每当克劳塞维茨注意到任何哪怕可能对作为国家存在的普鲁士构成一丝威胁的事情时,他所作出的政治反应反映了他担心耶拿的事件即将重演。[76]耶拿之后,克劳塞维茨将保存军事力量的地位视为政治的实质,因为当与他国对抗时,一国的军事力量是其作为国家存在的保障:“因为它保证了国家的存在,在与他国的关系中,力量是衡量一国国内事务的最终标准。”[77]

另一方面,在第三篇中,克劳塞维茨用一种不同的并且更复杂的方式描述了政治。在这里,他写道:

战争行为,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策本身,政策在这里以剑代笔,但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610)

以剑代笔的比喻很好地表现了两种政治概念的对立。笔代表公民政策和外交,剑则代表军事上的自我主张与运用武力。但克劳塞维茨在此说,即便政治以剑代笔,也并不因此就不再根据自己的规律思考。在这个语境中,政治可以理解成包含了使用“笔”与“剑”的行动范畴。这一政治概念并不等同,并因此也不限定在政治领导权和军事领导权的制度性对立上,但[149]却是政治行动的一般概念。这一比喻不仅将政治视为主观方面受到规定的公民政策,而且将其视为政治领导权与军事领导权重叠的领域:“简言之,军事艺术在它最高层面成了政治——却是一种打仗的政治,而非传送外交文书的政治。”(607)

康迪尼斯认为,克劳塞维茨的意思不能被理解为,政治必须在与军事行动的对立框架之内加以概念化。康迪尼斯认为,这种对立直到19世纪才逐渐发展出来,这是由于军事事务日益职业化和专业化,以及军事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的影响——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由于战争中运用了大规模生产的武器,以及人民主权和法治国这些自由观念的兴起与巩固。但康迪尼斯没有看到,克劳塞维茨不只是提出了一种单一的、包含了战争的一般元素的政治概念,他同样提出了第二种政治概念,这种概念提出了战争与军事的对比。当康迪尼斯说军事权威当然要从属于政治权威的时候,他就在实际上自相矛盾了,因为后者恰恰表达了政治观点的优先性。如果真如他所说的这样,那么,相较于军事权威,这一公民权威必须至少同政治权威有更密切的关系。[78]

公民政治概念与基于军事力量的政治概念之间的对比在克劳塞维茨的下面这段话中得到了强调:

我们可以一致同意的是:政策的目标是将内政的一切方面,精神价值的一切方面和道德哲学家想要补充的任何其他方面统一和协调起来。政策自身什么也不是,它无非是不同于外部世界的所有那些利益的受托人。

政策有时可能会走向错误的方向,或者可能会被用来满足统治者的野心、私利,以及自负,但这些都是次要的。在对这一点的评论中,克劳塞维茨指出:“我们只能把政策视为共同体一切利益的代表。”(606-607)克劳塞维茨对政治的理解在此以如下理念为特征,即有关不同利益之间的平衡、对立各方的妥协的理念。迄今为止,很少有对于政治的概念化能脱离基于暴力和权力的理解。尽管这个观念初看起来只有用于国家和共同体之内才有意义,因此克劳塞维茨似乎只是表达了一种人们熟悉的“现实主义”[150]立场,但是,这两种政治概念的对立却超越了内部和外部的对立。正如帕雷特在前面有关克劳塞维茨的政治概念的引文中强调的:作战的意愿和妥协的意愿是政治的核心。这些对立不仅在政治概念的内部构成了难以调解的紧张,也进一步在它们“之间”形成了紧张。在这些对立中间“流动”是推动历史的额外动力,并因此在政治观念史上一再得到了表达。[79]

为了使这个政治概念的复杂性质显现出来,不妨再次回到黑格尔。黑格尔将国家定义为自由意识,将法律定义为自由的规则,这些都与将政治定义为武力相对应。黑格尔写道:“人们经常说武力保证国家统一,但实际上真正保证国家统一的是所有人共同分享的对于秩序的基本情感。”在另一方面,黑格尔还表示武力绝不可能是法律的基础,它只是国家外部或表面上的出发点,而非其实质性的原则。因此黑格尔发现了战争作为国家表面上的出发点与秩序作为国家的实质性原则之间的根本差异。我们可以说克劳塞维茨的政治概念将他置于马基雅维利与黑格尔之间的“中间位置”,置于如下两种政治的概念化之间,其一是将政治概念化为一种固有的暴力领域,在这里暴力和权力享有优先性,其二是如下的政治概念,在这里,政治乃是自由、理智,并因此也是理性的表达和手段。[80]

我们可以总结说,克劳塞维茨将战争概念化为政策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其基础是政治概念内部的一组对立。除非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否则就无法充分地评估他的那个著名公式。[81]

二 论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的逻辑与语法的概念

通过考察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没有自身的逻辑,但有自身的语法(605)的论断,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更具体的对战争与政治关系的理解。如果战争没有自身的逻辑,那说它有自身的语法是指什么呢?克劳塞维茨对于语法概念的强调反映了[151]他熟悉洪堡特,洪堡特是著名的语文学家和政治家。洪堡特的著作是语法研究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认为每种语言都表达出了各自独特的世界观,这对语言学的发展至关重要。[82]克劳塞维茨拒绝那种认为战争有其自身逻辑的观念,他给出的论证是,这就意味着对于一个独立整全的概念化,但在写于莫斯科战争和滑铁卢战争之后的著作中,他完全抛弃了这种看法。另一方面,语法概念不仅阐明了战争同一个更大整体的统一性,也阐明了战争自身的相对自主性。

《科学与艺术百科全书》(Encyklopäd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中有一篇文章详细地阐述了那个时代使用的语法概念。如果用“战争”替换“语言”,那么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的概念化的大部分内容都可以在这篇文章中找到。[83]克劳塞维茨使这一对比变得明确,最初他认为,当战争爆发时,政治交往不会停止,也不会转变为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接下来,他追问战争是否不“仅仅……是另一种形式的言词或写作”,一种表达不同民族和政府的思想的方式。在这一背景下,克劳塞维茨接下来强调,尽管战争没有自身的逻辑,但如同思想的“言词或写作”那样,它有自己的语法(605),根据《百科全书》,语法是语言规律的科学体现的含义。任何与语言相关的合乎法则的东西都从属于语法。当语法在自身中包含了语言中合乎法则的要素的全部范围时,语法就是完整的。

《百科全书》继续指出,某些有双重本性的东西可以在语言概念中得到统一,正如人由灵魂和肉体组成:感性的身体是将可以听到的声音聚拢到一起的方式,而思想的内容则是这些声音的灵魂。据说,人和语言是双重要素的鲜活的结合或统一综合,某些东西在其自身是完全多元的,它包含了现实的和理想的要素,或者感觉的和精神性的要素。克劳塞维茨以一种类似方式在公式中也将政治的概念理解为由异质要素构成的一个综合体。

《百科全书》接下来描述了语言如何被理解为人类理智本性的表达。如果我们将这一特征描述运用到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中去,它就对应于[152]如下立场,在这里,战争只是一种表达,它与建立在暴力关系基础上的政治概念相对应。在这种对于关系的理解中,战争不过是对之前存在的一般政治现象做了一番修饰,而不能以任何重要的方式对其加以更改。但《百科全书》中也说,语言与思想的统一受限于如下事实,这就是,思想较语言要更具有整全性。思想不能脱离语言,语言是思想的外在形式或现实,但思想有完全特定的客观本性。在克劳塞维茨看来,政治同样要比战争更具有整全性。

《百科全书》从语言和思想的统一性和从思想的独立性与特殊性中得出了什么结论呢?它指出,它们的关系通常被理解为外在的,因为,语言在这里仅仅被视作传递信息的一种手段(这里我们可以强调克劳塞维茨类似地将武力视为手段)。思想是一种更早也更根本的现象,表达是随后才出现的。另一方面,语言对思想的这种依赖性反过来也成立,因为除了语言,思想不能通过任何其他方式表达。在某种意义上,语言是思想的表达,正如对克劳塞维茨而言,战争是政策的延续。但也确实因为语言是思想的表达,现实的语言行为反过来也影响思想,就好比战争的进程也影响着政治,并且同样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政治。[84]

如果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只被还原为一种对应关系,相反的看法就意味着语言的语法同时也就是思想的逻辑。的确,20世纪语言学转向的核心就相当于这种反转,语言的语法促生出了思想的逻辑。《百科全书》中的这篇文章也假定,语言和思想多少是相对应的,但它同样也强调思想要比语言更具有整全性。克劳塞维茨采取了相同立场,但需注意,他采用的是对于动态的政治和战争的一种潜在描述:战争是政治的一部分,政治是更普遍的现象,但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战争的行为与结果可能会改变政治原初的潜在目标与目的。

三 政治与战争之间是否存在冲突?

[153]克劳塞维茨的公式在表达观点时采取的断言方式,似乎在向我们表达,作为一项原则,政治和战争之间并不存在分歧。因此,战争根据自身规律和动力学运作的一切可能性都可以排除。如果我们注意克劳塞维茨的如下论证——尽管情况表面上看起来有差异,但他认为,不仅不受限制的战争有一种走向绝对的倾向,有限的战争也会在相同程度上受政策影响——上述假定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但克劳塞维茨在这里的论证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呢?“战争的动机越有力,刺激越强烈,它就会对于整个交战民族产生越大的影响”,战争也就越可能走向绝对形态。[85]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目的与战争目标可能是一致的,“战争看来就越是军事的,而不是政治的”。导致战争的动机、对手之间的紧张越弱,政治意图和“理想战争”的目标之间差别就越大,战争看起来也就越是政治的(87-88)。

在解读这段话的时候要考虑两个因素。克劳塞维茨在这里谈到了“理想战争”(ideal war),它指耶拿战争以来拿破仑发动战争的方式,在战争中寻找决战的机会,和在战争中倾向于使用无限制的暴力。与“理想战争”相比,发动战争的有限方式只是看起来具有更强的政治性。进言之,在这一语境下,克劳塞维茨自身的政治概念是普遍的、客观化的,它表达了政治形势。他使用的表达表明:战争的动机越激动人心,对交战国双方的影响越深,战争也就越接近它的绝对形态。

在几乎写于同时期的一封信中,克劳塞维茨解释说,在这类战争中,政治与敌对是同一回事:政策越是在考虑全局的层面和国家存在的层面上运行,对交战双方就越会构成“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86]通过回顾克劳塞维茨的双重政治概念,就可以理解他的这些论述。随着战争越来越接近绝对形态,在基于武力的政治概念的意义上,它就变得越来越非政治。那么有限战争呢?战争越是偏离其“自然”的方向,那么,在克劳塞维茨有关政治的“约定”(conventional)概念的意义上,它就越是受政策影响。[154]但两种战争的类型——尽管从现象上看——在同等程度上以一致性为特征,正如军事目标和政治意图相互一致一样。

当克劳塞维茨假定政治意图与军事目标一致时,他就排除了二者存在冲突的可能了吗?他是否认为,战争总是并且在任何地方都只是政策的延续?当克劳塞维茨引入某些战例与大多数战例的区分时,他就对这种一致性进行了限定。在某些战例中,“作战人员的士气和情感”指的是这些人只能被勉强限制在政治意图的框架中。但在大多数战例中,这种冲突不会出现,因为在战争中“情感”通常与相关的政策联系在一起(88)。通过以这种方式对比“某些”战例与“大多数”战例,克劳塞维茨表明,他承认政治意图和战争或军事目的之间存在冲突。这一对战争与政策一致性的限定是一般性的,并不受冲突是否会因为作战人员的“情绪”刺激而发生这个问题的影响,正如在这里,或是克劳塞维茨在其他地方强调的,它由社会、民族以及其他差异或紧张所造成(86-87)。

在此有必要再次强调一下那个最重要的观点。在克劳塞维茨“战争不过是政策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这个公式内部,不同的政治概念之间存在一种紧张。根据其中的第一个概念,在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那个十分宽泛的理解背景下,战争不过是政治的延续,是人与国家的政治交往。在这种对政治的理解和诸如社会和文化这样的范畴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在第二种意义上,克劳塞维茨的公式将政治理解为谋求权力与政治存在做出的斗争,这是耶拿战争之后克劳塞维茨政治思想的核心。在第三种意义上,尽管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这里对于这些手段是不同事实的强调,不仅暗示了一种政治概念,它可以通过例如“公民”或达成妥协与和平的能力的范畴进行大致描述,也暗示了战争相对的自主性(可以改变以一种回应性的[reflexive]方式来追求的政策)。

[155]这一公式提出的核心问题不只是它表达了有关政治自身的不同的概念化。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难,真正的难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克劳塞维茨以一种不加区分的方式,在一个非常简短的公式中概括了这些不同方面,这就为造成误解留下了巨大空间。因为克劳塞维茨仅仅潜在地识别出了有关政治的这些不同特征,他从未直接表达,所以每个人对这个公式的解读都只挑出了其中的一个方面。例如,如果公式被解读为战争只是政治的继续,战争的语法就成了政治的逻辑。这就可能是一种简化处理,甚至导致了对这一公式的颠倒。[87]

如果政治只是某种一般的东西,它的本质是暴力,它就成了战争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正如在福柯的书中所做的)。词语用于描述战争中新发展的方式反映在个体自身的行为中。没有什么地方比福柯笔下更透彻了,福柯完全根据冲突、暴力和权力对社会进行了思考。他认为,战争不是政治的延续,相反,政治是战争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尽管福柯的研究成果令人印象深刻,但他的单向度视角使他得出了成问题的结论。在福柯看来,克劳塞维茨公式的颠倒意味着三种东西:他将政治理解为对于力量不均衡的认可和维护。在“市民和平”(civil peace)框架下,政治体制内的冲突、权力方面的摩擦,以及力量平衡方面的变动都只能被理解为战争的延续。

即便福柯在这个方面是正确的,但这一立场有一个根本的、难以克服的问题:如果不是通过新的斗争,人们如何摆脱这一无所不在的、作为之前的斗争或战争之结果的力量平衡?福柯在逻辑上强化了对克劳塞维茨公式的颠倒的第三层含义。他强调,“最终决断”只能从战争中产生。政治的整个要点在于决战,“只有决战才能终止武力的使用,终止无止无休的战争”。为了消除有关这一立场的一切疑问,福柯强调,战争必须不仅作为一种解释原则而为社会重新发现,它也应当被恢复,从而“一直持续至决战”。[156]“我们必须作为胜利者从这场战争中冒出来。”从对现时代及其暴力的批判出发,福柯的论证“倾向于”(tilts)并带来了对于新的战斗,甚至是以“决战”为形式的新的战斗的证明。[88]

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仅仅在与诸如“公民”以及妥协能力的范畴的关系中来构想政治,我们就会否认政治可能以暴力的形式出现。如果真的这么做,我们便无从把握政治和政治条件对战争的影响。战争也就显得像一个独立的整体,不受政治影响。在政治领域,克劳塞维茨表达了一种根本对立,这种对立类似于他在“奇妙的三位一体”的其他两个概念领域中识别出来的对立,这些概念领域中的每一个自身都对立地构成:政治可以理解为权力关系,也可以从诸如法律、妥协能力、追求秩序与自由的能力这些范畴出发得到理解。在克劳塞维茨对政治和战争之间关系的讨论,以及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史的讨论中,最具启发性的洞见是,忽视相对立的原则之间的张力,通常会导致军事和暴力手段的优先性。这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军遇到的情况,它也同样出现在那些乌托邦的观念中,最终也出现在类似于福柯的进路之中。[89]

四 政治优先,还是文化优先?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政策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这一命题是否真的相当于“所有人针对所有人的战争”?在《战争史》(A History of Warfare)中,英国军事史学家基根爵士提出了这个观点。他指责克劳塞维茨是“革命的战争哲学的提倡者”,这一哲学源自法国大革命。英国军事作家哈特(Basil Liddell Hart)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中将克劳塞维茨视为“大规模屠杀与相互屠杀的救世主”。追随这一传统,基根表示世界上仍有地方正在进行部落战争,一些地方充斥着廉价的武器,仍然发生着“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他强调,这教导我们明白如果我们接受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策的延续”这一观念,战争将会使我们遭受何种痛苦。[90]

[157]基根提及了两个不同并且有争议的主题,他认为这两个主题直接结合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第一个主题是,“绝对战争”和“战争的概念”二者都是绝对的和极端的。第二个主题是,政策的优先性支配着整个战争。我们得承认,的确如基根所言,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传达的某些立场看起来可以直接地证实他的批判的一部分。但克劳塞维茨有关“两种类型的战争”的观念拒斥了在绝对战争和他的“战争乃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这个公式之间存在联系。但在《战争论》的第一篇第一章中,克劳塞维茨提到,无限战争以及有限战争,在每一种情形下,都由政治规定。如果这就是克劳塞维茨的立场,那么毫无疑问,他的那个著名公式就不会直接导致“所有人针对所有人的战争”的理念。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克劳塞维茨的公式有特定的限制,但在这些限制范围之内,这一公式仍然保持着它的有效性。在此,我们必须追问这一公式的地位。在《战争论》第一篇第一章的开头,克劳塞维茨将战争定义为一种使用武力迫使敌人服从于我们意志的行为。如果将克劳塞维茨的公式同他对于战争的“定义”联系起来,就会发现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则是实现这一政治意图的手段。通过这种方式,“定义”与公式相符合。

然而,必须再次强调的是,第一篇第一章结尾的一段话——克劳塞维茨在那里提到了“理论的后果”——正如前面我们所阐明的,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果。尽管他将战争描述为政策的工具,服从于纯粹理性,但政治也只是影响战争的三种倾向中的一种。其他两个是“最初的暴力”和“创造精神能自由涌现的机运和概然性”,克劳塞维茨认为,这三种倾向有如三种不同的法则。

基根和为数不少的一部分人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公式视为一个总体现象。他宣称,战争并非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91]如果我们对所有的战争加以考察,并且援引一种特殊的政治概念,这一主张就是正确的。但克劳塞维茨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这样做并不构成悖论。他宣称,战争是政策的工具,但在他的三位一体概念中,这不过是战争的三种倾向中的一种。克劳塞维茨明确指出战争作为总体现象由三种倾向构成,政治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

“最初的战争”以及现代战争的内在矛盾

[158]基根和克劳塞维茨的立场都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极大影响,法国大革命开启了战争向绝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基根在19世纪和20世纪战争的历史演变中突出了这个要素。在我看来,其他因素还有:盖耶(Michael Geyer)所谓的“战争的工业革命”、历史演变和训练士兵的成本。[92]

迄今为止,没有迹象表明,存在一种从这些倾向转向绝对战争的简单方式或者确定的可能性。沿着康德的论证,一些作者相信国际性的和平秩序,相信民主和合作的联系,相信国际共同体之间的相互依存。不幸的是,即便是限制的战略也并不能轻易实现。看似有限的战争比无法估量的战争更容易发生。迄今还没有彻底毁灭一切的核战争,但这只是因为双方目前都还在理性地行动。[93]

基根的描述同这些概念没有共同之处。他认为,在人类四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发动战争已经成了习惯。

在原始社会,这一习惯受仪式和礼仪的约束。而在后原始社会,人类的天才冲破了仪式和礼节的约束,也冲破了人类对发动战争的限制,赋予人类以一种暴力,挑战忍耐的限度,甚至最终超越了这个限度,走向了极端。[94]

作为一个例子,基根援引了他从第一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中提炼出来的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在这里,战争被描述为一种被推往极限的暴力行为。在此,基根没有考虑到,克劳塞维茨的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的情形只描述了无限暴力的真正形式,而并未将它们合法化。必须这样来解读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战争是武力行为,对于使用这种武力并没有任何逻辑方面的限制(76),因为暴力一点一点超出了它自身的界限。基根得出了令人奇怪的结论:“要拒绝克劳塞维茨宣传的观点”,我们不必去思考“改变我们基因遗传的方式”或“脱离我们的物质环境”。我们只需接受发动战争已经成为一种习惯。[159]如果我们希望幸存下去,原始文明中有关“克制,外交和谈判”的习惯“值得重新学习”。基根将克劳塞维茨说成“诱导亚当吃下知识果实的蛇,结果,亚当被逐出了‘原始战争’的天堂”。[95]

在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情形中的第一种中,克劳塞维茨表述了包含在“现代”战争中的一组主要对立。一方面,他认为,野蛮国家间的战争要比文明国家间的战争更残酷且更具破坏性。克劳塞维茨经历了俄国的原始战争的残酷,在布雷斯纳河之战中,哥萨克人大举屠杀法军。另一方面,他提到,情报较本能的粗俗表达为文明国家提供了使用武力的更有效方式。从他的论述中,可以总结得出,战争的残酷与原始文化和自然状态下的生死之战(追随黑格尔和霍布斯的步伐)的关系更密切。但在近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人们能有效使用武力的方式有所增加(76)。这是克劳塞维茨的评价中的主要对立,它随理性、公民事务和思维方式的发展而形成。对武力使用的限制与通过相同的现代发展超越其界限形成了对立。

尽管现代战争的演进存在着内在矛盾,但基根明确区分了“原始的”战争与“现代的”战争。这种差异遮盖了他自身理论中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主张战争成了一种祸端,我们需要一种不给战争发生留下任何空间的新文化。这样的文化转变要求我们同过去决裂,对此没有先例可循。“本书的主旨是,绘制人类文化的路线图,使之从充斥战争的过往走向它的潜在的和平未来。”[96]另一方面,他表示,在一个“没有军队——没有纪律严明、服从指挥、遵从法律的军队——的世界中,人类将无法生存”。具有这种品质的军队既是文明的工具,也是文明的标志,没有这样的军队,人类就不得不或者活在一个低于“军事视野”的原始水平,或者活在充斥战争的无序混乱中,用霍布斯的话来说,就是活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状态中。[97]再一次地,我们必须质疑基根反对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基根将军队[160]视为文明的工具;而克劳塞维茨则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工具。

我们完全赞同基根的观点,他认为通过避免战争,或者至少限制战争而保全人类,这是21世纪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认为,根本的文化转变对完成这一任务来说是必要的,对此我们也赞同。但当基根背离克劳塞维茨,倡导回归“原始人及其战争的习惯”以实现这一目标时,我们就必须质疑他的观点。克劳塞维茨有不一样的目标。尽管他欣赏拿破仑,后者的战略基于无限战争和决战,但克劳塞维茨想要限制这种战争。克劳塞维茨并非和平主义者,他的目标不是避免战争。他的兴趣是战争和有关战争的理论,但他反复强调意图之间的平衡,强调战争的目的和手段,并指出如果这个平衡向一方倾斜,就有必要限制或终止战争,或者有可能,一开始就不发动战争。

一旦战争的成本超出了政治目标的价值,就必须放弃这一目标,和平就必须到来。(92,类似论断参见页81)

在亲身经历过战争及其产生的无限影响后,克劳塞维茨在生命的最后年月,得出了如下结论:战争必须在不同的意图、目标和手段之间权衡,从而限制新的无限战争的出现。

基根关于回归原始战争的观点是什么?在他的书中末尾处,他用这样的概念描述了这种形式的战争:“限制,外交和谈判。”但这些只是“原始战争”的一小部分特征。他原本可以引用国际法的要素发展自己的观点,这些要素在现代战争中仍然得到尊重。但基根区分了“原始战争”中的限制战争的方面与过度使用暴力。这种过度使用暴力在哥萨克人身上十分明显,他们不加选择地破坏、抢劫、奸淫、谋杀,以及犯下无数其他暴行。

基根指出,哥萨克人发动战争的方式并不是政治,而是一种文化或者说一种生活方式。[98]他描述了在拿破仑军队撤退时哥萨克人是如何残忍,如何不人道,这些让人想起了蒙古人的入侵。当哥萨克人抓住法军的残余部队时(那些没有来得及在拿破仑烧掉布雷斯纳河上的桥梁前撤退的法军部队),他们进行了大规模屠杀。[161]克劳塞维茨告诉他的妻子,他曾目睹这些骇人的景象:“要不是我足够坚强,那些场景会令我疯狂。”[99]

当然,我们并不想暗示,当基根主张回归原始战争时,他指的是战争的这些负面层面。他本人也强调了这类冲突中的矛盾。但当他将原始战争中的限制战争的层面和它的过度使用暴力的相反效果区分出来时,他就将战争从其文化语境中分离开来。他想要将战争整合到相关文化中去的欲望,不允许一个具有高度技术标准的文明去进行原始的战争。为了将现代文化与原始战争联系起来,有必要首先将“原始战争”中的限制战争的层面和过度使用暴力区分开来。

在对原始战争的详细描述中,基根的言下之意是,那些对战争的限制只能发生在力量相等的对手之间。当向与之力量不对等的平民和民族动武时,暴力往往没有限度。基根或许会说他指的并非这种联系,但当我们严格追随他的论证,就会发现在原始战争中存在的限制仅仅属于与之相关的文化。正如基根承认的,这些对于战争的限制之一就是这些文化使用的武器。如今,人类使用的复杂的毁灭性武器对战争的限制不同于弓箭时代对战争的限制。如果将“原始战争”(例如,游牧民族的战争)转移到一个技术上高度发达,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代,带来的便是无尽的灾难。

文化优先还是政治优先

与其主要论证相反,基根假定了文化与战争的分离,没有这一分离,原始战争与现代文化之间就不可能存在联系。这一结论与基根自身的将所有形式的战争同它依赖的文化关联在一起的论证构成了矛盾。基根想要通过暗示产生一个贵族制的士兵阶层的亚文化和它自身的战争类型,从而解决这一矛盾。他在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中,强调了这个贵族制的方面。他告诉我们,法国大革命的意图在于“赋予多数人之前只有少数人才拥有的权利——这就是贵族制的武士阶层代表的完全的法律自由的资格”。[162]如果不否定法国大革命的模糊特征,对这种完全的法律自由的主张就不能被视为“想要获得平等的狂热”。[100]

基根还描述了这一亚文化的其他方面。他从服过兵役的学生们那里了解到,一个身着军装的时代是如何将他们引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对这一经历的回味使他着迷。闪闪发光的奖章和军装让他神往,他认识到英国军队仿佛处在“部落咒语”之下,这群人的价值和技能与公民社会的其他人迥然不同。基根告诉我们,这种“士兵文化”从来就不是文明的文化。它“触及人心中最秘密的角落,在这里,自我消除了理性,傲气支配一切,感情是首要的事,本能主宰全部”。[101]但在基根有关战争的描述中,没有任何部分可以被可靠地论证,这种“士兵文化”对一般意义上的战争的限制做出了贡献。

如果这里真正存在一种不同于文明社会且与之平行的士兵文化,这意味着什么呢?基根的论述并未表达全新的观点:人们普遍接受,所有军队必然有与文明社会其他东西不同的价值观。这也是为什么要将军队和文明社会分开的原因。问题是这些不同的文化如何能够共存。因为现代社会并不只从属于一种文化,人们有必要将不同的“文化”,有时候是许多不同的“文化”结合为一种文化。出于这个原因,政治便是社会中相对独立的一部分,它能将不同的亚文化结合到一起。因此,唯有在一个统一的社会中,战争才与文化相关(在基根赋予这个术语的含义上来讲),严格来说,只有在原始社会中才是如此。

在著作的结尾,基根认为,政治必须继续存在,而战争不能再继续。这一观点不是说士兵的角色就此结束。世界共同体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掌握技能、纪律严明的士兵,需要他们随时为这个共同体的权威服务。这样的士兵应该被正当地视为文明的捍卫者,而非文明的敌人。他们为文明而战的方式——反对种族偏见,反对地区性的军阀,反对意识形态僵化者,反对有组织的国际罪犯——不仅是源自西方的发动战争的模式。基根建议未来的和平守卫者[163]和缔造者要从其他军事文化中学习,不单学习东方的军事文化,还要学习原始社会的军事文化。[102]

我们必须追问“原始战争”的概念如何适用于这个世界共同体。基根这样来描述自然的战争行为:

自然主张斗争,主张怯弱,主张自私自利;自然塑造了哥萨克人,在这里,如果人们选择战斗就进行战斗,反之,人们也可能在战场上从事商业活动,如果这一点适合于他们的目的的话。(同上,页10)

这种原始社会中的战争手段同服务文明的军队形成鲜明对比,根据基根的观点,文明的军队以服从、纪律和遵守法纪著称。在另一个地方,基根提到了希腊的强盗:“他们活着只为了有朝一日能去战斗,但不是为了赢得战争,他们并不理解为何要如此。”(同上,页392)当然,这样的态度必然意味着对战争的缩减和限制,但服务于世界共同体的军队也应该进行这样的战争吗?基根的主要问题在于,他建议“服务于世界共同体的军队”应该以原始战争为形式进行战争。这一观点实际上同他自身的一个论证形成对立,即战争的形式同它们自身的文化相关联。根据他的主张,只要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唯有原始文化中才能进行原始的战争。

基根有关返回原始战争形式的讨论是想进行一种尝试,将民主社会中的军队活动同政治领导的优先性分离开来。这就是他反驳克劳塞维茨的政治真相。他有关克劳塞维茨的争论言过其实,也很过分,因为,唯有他对克劳塞维茨的不真实的描述才能为他的立场提供支持。基根有关服务于世界共同体的士兵的观点存在内在矛盾。他指出,这些士兵必须要为文明而战,反对“种族偏见者、地区性的军阀、意识形态僵化者以及有组织的国际犯罪”。[103]但主要问题在于,这些士兵究竟应该遵循世界共同体的政治秩序来行动,还是应该像国家警察那样独立采取行动呢?

在他的例子中,基根简单地忽视了警察和军事行动的不同任务,以捍卫他自身有关“士兵”应独立于政治的观点。在规则或管理制度遭到破坏时,警察才能采取行动,他们不需要接受直接的政治命令。但对于军队来说,这样做毫无意义。只要不存在相应的法律和规则,[164]正如在“世界国家”中那样,他们就只能根据政治命令来采取行动。比如,基根宣称,不同于其他任务,反对“地区性军阀”的战斗只能根据政治命令来展开。[104]在这种情形下,基根假定的服务于世界共同体的“士兵”的战斗,就可能是共同体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

最常见的评论之一认为,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只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但克劳塞维茨有关国家的概念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共同体。这一解读基于《战争论》中一个经常被忽略的章节,在这里,克劳塞维茨讨论了“处于半野蛮状态的鞑靼人、古代共和国、封建领主、中世纪的贸易城市、18世纪的国王和统治者,以及19世纪的统治者和人民”(586)。尽管谈及不同人群,但他强调:在这些情形下,战争也同样是他们的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然而,这就使之不可能表达出现代国家的政策和发动战争的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价值差异。因此,通过将好战群体加入战争共同体中来,作为一般范畴的政治优先性的补充,就有其意义。如果这些共同体是国家,那么,我们就可以谈论现代意义上的政策,如果它们是种族共同体、宗教共同体或者其他共同体,那么,这些共同体的价值体系则是最重要的因素。尽管我们可能会使用“战争共同体”概念替代克劳塞维茨的“国家”概念,但我们仍然忠诚于他对国家体现出来的东西的理解。

很明显,基根(在他有关一个更为和平的世界的观点中)并未意识到自己返回到了此前极力批驳的克劳塞维茨式的战争公式上面来,也就是“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这一公式。唯一的区别在于,基根认为这不是独立国家的政治的延续,而是世界共同体的政治的延续。如果说克劳塞维茨最强烈的批判者都无意识地回归了他的观念的话,那么,对于他的理论和他对我们时代的相关性,就再也没有比这里更强烈的证实了。他们潜在地支持的不过是对克劳塞维茨的新解读,这或多或少有悖于他们自己的意愿。至此,我们已经收集并写出了对这些新解读的一些困惑,对克劳塞维茨理论的描绘也就要结束了。但这不是“结束的开始”,而毋宁是一个全新的“开端”。

[1].Reinhard Stumpf,Kriegstheorie und Kriegsgeschichte.Carl von Clausewitz.Helmuth von Moltke.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Frankfurt,1993, pp.693-694;cited as Stumpf,Kriegstheorie;斯通普夫强调了“克劳塞维茨的自认为失败的主观感觉”,因此,他想要挑战帕雷特在他的Clausewitz and the State一书中的论断,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NJ,1976,pp.431440。在另一方面,阿隆强调了克劳塞维茨想要修订《战争论》的重要性,以论证早期克劳塞维茨和晚期克劳塞维茨存在差异,参见阿隆,Den Krieg denken, p.92ff。

[2].第一章,页87,霍华德和帕雷特将其译为“通过其他手段”,尽管德文本中在这两种情形下说的都是“用其他手段”(mit anderen Mitteln)。

[3].这与斯通普夫的如下论述相一致,这就是,他将1872年的笔记与未出版的笔记文本置于附录中,在这两个文本中,克劳塞维茨都称他的作品没有完成。在斯通普夫之前,几乎所有编辑者都根据玛丽·冯·克劳塞维茨的提示,将这两份笔记置于《战争论》正文之前。斯通普夫同样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论证了他对文本的选择,他将《战争论》的第四篇至第七篇都省掉了,认为这些部分是过时的;然而,他将《战争论》第一篇的第三章出版,以表明克劳塞维茨不仅“过时”,而且在军事上“落伍”了,“有时枯燥无味”,并且“单调”(同上,页679)。在斯通普夫省略的《战争论》第六篇与第七篇中,克劳塞维茨提出了有关防御与进攻的一些根本问题,并且认为,防御优先于进攻。与斯通普夫类似的论述还可见于Robert Hepp,Der harmlose Clausewitz,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25, at pp.303ff.and 390ff.。他们都想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缩减为一种有关攻击与作战的观念。

[4].Aron,Den Krieg denken,pp.103-115.

[5].See also Clausewitz,Gedanken zur Abwehr,22.12 and 27.12.1827,in Verstreute kleine Schriften,pp.493-525,and Clausewitz,Schriften II,p. 630ff.

[6].Clausewitz,Schriften II,pp.630-636;对观《战争论》,pp.75-89。

[7].我们已经提过,与霍华德与帕雷特的译本相反,“奇妙的三位一体”或许是wunderliche Dreifaltigkeit的最好表达,同时,“流动”(floating)一词可能较之“平衡”一词能够更好地表达这一关系的动态属性。(www.daowen.com)

[8].Aron,Den Krieg denken,pp.103-115.

[9].斯通普夫认为“奇妙的三位一体”不过是宗教上的表达,因此在他看来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Stumpf,Kriegstheorie,p.769。

[10].Wilhelm Traugott Krug,Allgemeines Hand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2nd edn.Leipzig,1832-1838;1st edn.from 1827;facsimile edn.,Stuttgart,1972,Vol.1,p.645ff.,this entry pp.645-646。1824年至1825年冬天,克劳塞维茨参加了浪漫主义哲学家斯蒂芬斯(Heinrich Steffens)的讲座,斯蒂芬斯应格奈泽瑙之邀前往柏林举办人类学讲座,此次讲座极有可能基于他的两卷本同名著作,该著作出版于1822年(在Breslau),以一种对宗教的三位一体的情绪化赞歌结尾。参见Clausewitz,Schriften II,pp. 470,535。

[11].Aron,Den Krieg denken,pp.106-111.

[12].Aron,Den Krieg denken,p.104:本章的要点是从两个部分构成的战争定义(“战争因此是一种使用武力迫使敌人屈服于我们意志的行为”),过渡到一种“由三个部分构成的战争定义”,阿隆将这个定义等同于“奇妙的三位一体”。他继续写道:“在分析的这一初始阶段中出现的那些句子,从概念的层面上讲,并不适用于整体”;同上,页105;Gerard Holden翻译。

[13].参见例如Dan Diner,Raymond Aron,Herfried Muenkler和Panajotis Kondylis等人的著作。

[14].Vollrath,Ernst,“Neue Wege der Klugheit.Zum methodischen Prinzip der Theorie des Handelns bei Clausewitz”,in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31,1, 1984,pp.53-76,and Vollrath,Ernst,“Überlegungen zur neueren Diskussion über das Verhältnis von Praxis und Poiesis”,in Allgemein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1,1989,pp.1-26.

[15].这段话是基于Vollrath,Theorie des Handelns,pp.56-58(参见之前的注释);G.Buck,“Über die Identifizierung von Beispielen”,in Hermeneutik und Bildung,München,1981,p.101;and Sofsky,Traktat,p.137ff.。

[16].克劳塞维茨在这里和在对相互作用、摩擦等等的多处提及中,都使费拉特的区分得到了确认。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但我并不同意弗拉特的如下假定,他认为战争中的一切行动都是对抗行动,并且认为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的工具性特征的讨论可以直接被纳入一种有关对抗行动的理论中。

[17].Carl Schmitt,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第6版,Berlin,1996,p. 29ff.亦参 Muenkler,Gewalt und Ordnung,p.71ff。施米特的战争理论有时看起来类似于对立双方的对称与不对称的基础对立的进一步区分;也可以参见Diner,Dan,“Anerkennung und Nicht-Anerkennung.Über den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in der gehegten und antagonistischen Gewaltan-wendung bei Clausewitz und Carl Schmitt”,in Dill,Clausewitz in Perspek-tive,pp.447-464;cited as Diner,Anerkennung und Nicht-Anerkennung。

[18].Sofsky,Traktat,p.139.

[19].Muenkler,Gewalt und Ordnung,Der Partisan,pp.111-126,以及Partisanen der Tradition,pp.127-141。

[20].但在另一个地方,克劳塞维茨谈到了“剧烈的摩擦”(120)。

[21].在德文中,克劳塞维茨甚至更强烈地强调了这一点,他写道:“政治将贯穿整个战争形式,并对其有持续影响,但仅就战争自身的暴力性质许可而言是如此。”Vom Kriege,p.210。霍华德和帕雷特译为:战争的“暴力性质”(87),但克劳塞维茨的陈述最好被译为“战争中破坏性武力的性质”。

[22].在此处的引文中我省略了“抽象”一词,因为在德文中克劳塞维茨使用了“哲学思考”(philosophisch)一词,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抽象地”思考:“当我们对战争的由来进行哲学思考。”Clausewitz,Vom Kriege,p.644.

[23].黑格尔认为,“以判断为形式的句子不是表达思辨真理的最佳方式”;Hegel,Wissenschaft der Logik,Part 1,in Hegel,Werke,Vol.5,p.93,Gerard Holden英译。黑格尔的这个论断基于如下看法:像“存在和非存在是同一个东西”这样的句子是不完整的,“同一物”在此得到了强调,它的意思似乎是,在句子中直接表达出来的差异同时是被否定的。

[24].Carl Linnebach,quoted by Hahlweg in Clausewitz,Vom Kriege,p. 1361.

[25].Hans Rothfels,Politik und Krieg,Berlin 1992,Preface.

[26].Clausewitz,Die Verhältnisse Europas seit der Teilung Polens,in Schwartz,Leben,pp.401-417;在原文中,克劳塞维茨的表述是:ganze physische und geistige Natur;英文由Gerard Holden译。

[27].Aron,Den Krieg denken,p.623.克劳塞维茨似乎在其著作的后面阶段才首次使用“两极性”(polarity)概念。斯通普夫注意到,两极性和连续性的范畴在他1817年论军事事态的进展和中断的文章中还没有出现,这篇文章讨论了与之密切相关的话题,参见Stumpf,Kriegstheorie,p.759。

[28].Aron,Den Krieg denken,p.623.

[29].Paret,Staat,p.187.

[30].在给格奈泽瑙的信中,克劳塞维茨提到了他正想归还的那本书,并且谈到了他手中有歌德和席勒之间的通信,这些信出版于1828—1829年,他在信中说,自己仍然在阅读这些信件。参见Clausewitz,Schriften II,p.550;Briefwechsel zwischen Schiller und Goethe in den Jahren 1794—1805,6 vols.,Stuttgart,1828 and 1829.亦见Stumpf,Kriegstheorie,p.761.Hegel,Vorrede zur zweiten Auflage der Wissenschaft der Logik von 1831,in Werke 5,Wissenschaft der Logik I,p.21。在Staat,页14,帕雷特援引了Rahel Levin的观点,所有英译文由Gerard Holden译出。

[31].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Vol.4,I-K,Basel,1976, p.934.

[32].Clausewitz,Schriften II:on Steffens,pp.470 and 535;关于洪堡特,参见页534,关于歌德与席勒之间的通信,参见页550,更广泛的讨论亦见Paret,Staat。

[33].Clausewitz,Vom Kriege,p.1146.(在霍华德和帕雷特的版本中并未译出。)

[34].Clausewitz,The Russian Campaign,p.157:“常见的利益的两极性。”亦参 Aron,Den Krieg denken,p.622。

[35].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强调了极其类似的进路;Hegel,Logik I, Werke 5,p.112;Clausewitz,Schriften II,pp.661-662:“所要追求的是最终的目的以及最高统一,二者相互抵消。”

[36].Friedrich Engels,in Marx,Karl and Engels,Friedrich Werke,MEW 20,Berlin 1961 ff.,p.361;Aron,Den Krieg denken,pp.622-623.零和博弈的概念可表达为(+A)+(-A)=0。

[37].有必要记住帕雷特的如下评价:在这个时期,人们相信唯有两极性才能克服正与负的无限距离;Paret,Staat,p.187。

[38].Hegel,G.W.F.,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I,§312-313,in Werke 9(“例如磁体的北极是不能切割下来的”;“即便有人将磁铁一分为二,那么,任何一块都是完整的磁铁”,页205)。有关两极性的一般问题,参见黑格尔,同上述,pp.202-217。另一方面,马克思则这样来理解磁铁中两极的问题:它们的统一体中包含着一个极的形成。Marx-EngelsWerke,MEW 1,p.29.

[39].Hegel,Enzyklopädie II,Werke 9,§312附释,p.205。另一方面,斯通普夫在讨论克劳塞维茨第三种相互作用的第一种意义上的战争概念时,也忽视了这一点。他将其解释为是“根据实体范畴来思考”。Stumpf,Kriegstheorie,pp.742-743.

[40].Immanuel Kant,Versuch,den Begriff der negativen Gröвen in die Weltweisheit einzuführen,in Vorkritische Schriften bis 1768,Vol.II of the Werkausgabe,edited by Wilhelm Weischedel,2nd-7th edition.Frankfurt, 1991,pp.799-819.

[41].Johann Bernhard Wilbrand,Das Gesetz des polaren Verhaltens in der Natur,Giessen 1819,导论部分。

[42].Ibid.,§19,p.12,§6,p.4,and §12,p.5;均由Gerard Holden翻译。

[43].Ibid.,§22,pp.13-14 and §7,p.5.维尔布兰德还简单讨论了两极之间的对立和数学中正数与负数之间对立的对应关系。克劳塞维茨也讨论了“正面的”和“负面的”利益(83)。沃尔夫特别强调了对于数学中相互冲突的量的概念化和黑格尔有关矛盾的概念之间的关联性。参见Michael Wolff,Der Begriff des Widerspruchs:eine Studie zur Dialektik Kants und Hegels, Königstein,1981。

[44].另一方面,斯通普夫认为,由于进攻与防御的差异,两极性的概念不适用于它们,参见Stumpf,Kriegstheorie,p.761。

[45].关于黑格尔与克劳塞维茨之间的关系,参见Andreas HerbergRothe,“Clausewitz und Hegel.Ein heuristischer Vergleich”,in Forschungen zur brandenburgischen und preuвischen Geschichte,1,2000,pp.49-84。

[46].正如我已经注意到的,黑格尔认为两极性的发现具有重大意义(无比重要[von unendlicher Wichtigkeit]);Hegel,Wissenschaft der Logik,Werke 5, Preface,p.21;黑格尔的积极评价和评论,参见Enzyklopädie II,§312, §313,Werke 9,pp.203-217。

[47].但我们必须牢记对黑格尔来说,相互作用作为两极性的一个关键标准,在从属于概念之前,属于最后的一个,也是最高的范畴。参见Hegel,Wissenschaft der Logik II,Werke 6,pp.237-240。

[48].这是以笔记形式出版的《战争论》文本的第二部分。在这里,克劳塞维茨表示他认为这本书只有第一章是完成了的。这部分在英译本和相关描述中被作为“未标明日期的笔记”而为人所知(页70-71)。

[49].出于呈现论证的目的,在此我并未区分极(polar)、相反(contrary)、次相反(subcontrary)和其他的对立。关于这个问题,参见Gegensatz in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中收录的词条,Vol.3,G-H,Darmstadt, pp.105-119。

[50].Allgemeine Encyklopäd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edited by Ersch and Gruber;second section,H-N,edited by Hoffmann,part 19,Leipzig, 1828,p.390;Gerard Holden英译。斯通普夫低估了克劳塞维茨有关进攻和防御的相互关系以一种几乎系统性方式说出的内容的重要性,这可以从斯通普夫的摘录和评论的纲要性中看出。关于补充性概念,他给出的唯一评论是:“(法语)等同[equivalent]。”Stumpf,Kriegstheorie,p.847.

[51].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Vol.4,I-K,Basel,1976, p.934.

[52].Werner Bloch,Polarität.Ihre Bedeutung für die Philosophie der modernen Physik,Biologie und Psychologie.Berlin,1972,pp.12-13.

[53].Clausewitz,Der russische Feldzug,p.64.(这段话并未被吸纳到克劳塞维茨的《俄国战役》中。)

[54].阿隆十分正确地指出,克劳塞维茨没有足够清晰地区分两种防御,一种是具有消极的抵抗进攻意图的防御,另一种则是作为战争的较强形式的防御。Aron,Den Krieg denken,p.247.

[55].阿隆识别出了在克劳塞维茨笔下防御的三个不同特征,其一是作为概念的回避,其二以等待打击作为突出特征,第三是保存作为防御的意图。回避包含了后面两者。Den Krieg denken,pp.216-217.

[56].阿隆批判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第六篇中关于进攻与防御的概念化,认为二者是一种“力量的平衡作用”。他将这一点同如下辩证法进行比较,即进攻是具有积极意图的战争的较弱形式,防御则是具有消极意图的战争的较强形式。阿隆批判的实质在于,克劳塞维茨没有成功地找到两种形式的综合。但正如我们所见,较强与较弱的、积极与消极的辩证法只略微提及,而没有充分展开。而克劳塞维茨有理由不这样做。因此必须满足克劳塞维茨的基本评价,满足于他在第六篇和第七篇中有关进攻与防御的讨论。参见Aron, Den Krieg denken,pp.246-247。

[57].在此,再一次地,对于俄国战役的分析为克劳塞维茨的评价提供了背景。参见Herfried Muenkler,Clausewitz’Beschreibung und Analyse einer Schlacht:Borodino als Beispiel;在洪堡大学的讲演,Berlin,31.5.-3.6.2000,未发表的讲稿。

[58].在一组逻辑对立中,A不同于非A。如果进攻与防御是一组逻辑对立,防御就可能等同于非A,但这就可能意味着duplex negatio affirmat[负负得正]的原则能成立:否定之否定就再度是那个最初的同一体。也就是说,A等同于非[非A],因此,如果防御被理解为非A,这就意味着非[非A]=A。并因此非防御=进攻。

[59].克劳塞维茨的潜在模型十分重要,甚至超出了黑格尔的观念,参见Herberg-Rothe,Lyotard und Hegel.Passagen:Vienna,2005。

[60].我曾经试图用这个进路发展出一种战争的一般理论。参见罗特:“Clausewitz's trinity as a general theory of war and violent conflict”,in Theoria,2007(forthcoming)。

[61].Paret,Clausewitz's Politics,载于Peter Paret,Understanding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NJ,1993,p.169。

[62].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使用的其他表达使一个类似观点有了如下不同读法:“战争不过是在其他手段基础上的政治交往的继续”(页605);“战争不过是政策使用其他手段的延续”(69);“仅仅是政治活动的一个分支”(页605)。

[63].Clausewitz,Schriften II,p.67,原文是“Dadurch ist ein jeder Krieg zu einem in sich vollständigen Ganzen erhoben”,英文由Gerard Holden翻译。

[64].在德语中,克劳塞维茨使用的表达是:“人格化国家的理智”(Intelligenz des personifizierten Staates);《战争论》,页212。但他也使用了国家“作为一个人”的理念,以解释为何有限的和无限的战争可以在相同程度上受政策影响(88)。因此,这个范畴的身份并不十分明晰。我个人使用这个范畴想要表达的是政治行动者的主观上的自主性。

[65].Diner,Anerkennungund Nicht-Anerkennung,pp.447-448;Aron, Den Krieg denken,p.389.

[66].Kondylis,Theorie,p.28.基根尤其没有注意到克劳塞维茨使用了这一整全性的政治概念;参见Keegan,John,Die Kultur des Krieges.Rowohlt:Berlin,1995,p.21。(这是基根《战争史》一书的德文版。)

[67].Günter Dill,“Einleitung”,in Dill,Clausewitz in Perspektive,p.xiv;Peter Paret,“Clausewitz’politische Schriften”,in Dill,Clausewitz in Perspektive,pp.380-406.

[68].Andrée Türpe,Die Theorie von Clausewitz in den geistigen Auseinan-dersetzungen unserer Epoche,未出版的教师资格论文。library of the Humboldt University,Berlin,1986,pp.125,130.另一方面,斯通普夫试图通过专注于教育方面的因素,解决克劳塞维茨指导发动战争和片面分析战争的理论概念中的紧张,参见Stumpf,Kriegstheorie。

[69].Axel Honneth,Kampf um Anerkennung.Zur moralischen Grammatik sozialer Konflikte.Frankfurt 1992,p.11;cited as Honneth,Anerkennung.

[70].Aron,Den Krieg denken,455;Dieter Senghaas,“Rückblick auf Clausewitz”,in Dill,Clausewitz in Perspektive,p.351.正如我已经解释的那样,概念与战争的绝对物之间的关系只是克劳塞维茨对这一问题的概念化的一个方面。

[71].Kondylis,Theorie,pp.30,32.

[72].转引自Andrée Türpe,Carl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ein Philosoph des Krieges,Ph.D.thesis,Library of Humboldt University,Berlin,1977,p. 141,translated by Gerard Holden。

[73].Paret,Staat,p.220;Muenkler,Gewalt und Ordnung,p.62.

[74].Politikwissenschaft,eds.Iring Fetscher and Herfried Muenkler,Editors’Preface,Reinbeck bei Hamburg,1985,p.8.

[75].Dolf Sternberger,Begriff des Politischen.Der Friede als der Grund und das Merkmal und die Norm des Politischen.Frankfurt,1961;Vollrath,entry for Politik in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Vol.7,pp.1038-1072;亦见施米特:《政治的概念》,1932,6th edn.Berlin,1996;韦伯:《政治作为使命》,6th edn.,1977;两种历史传统的对比,参见我的文章:Herberg-Rothe,Hannah Arendt und Carl Schmitt.Vermittlung von Freund und Feind.In Der Staat,1/2004,cited as Arendt und Schmitt.

[76].Clausewitz,Letter to Graf von der Gröben,26.12.1819,in Verstreute kleine Schriften,p.261.

[77].Paret,Clausewitz's Politics,p.169.

[78].Kondylis,Theorie,pp.103-105.

[79].进一步的细节,参见Herberg-Rothe,Arendt und Schmitt和Herberg-Rothe,Clausewitz and a New Containment.In:Herberg-Rothe and Strachan,Clausewitz in the 21st Century。

[80].Shlomo Avineri,Hegels Theorie des modernen Staates,Frankfurt 1976,pp.211ff.and 226.黑格尔有关国家的基本概念化将国家视为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法则,这些都没有排除在某些情形下武力具有“进步”意义的可能性。参见Avineri,p.272;Hegel,Rechtsphilosophie,Zusatz to §262,and Enzyklopädie III,§433,p.223。黑格尔将国家描述为“理性在自我意识的要素之中的实现”,Hegel,“Rechtsphilosophie”,Werke 7,Preface,pp.11-28。帕雷特做出了如下评论:“从更高视角来看,政策和战争似乎是一个连续体中的一部分,但是在人类的层面,战争与和平截然不同。”参见他的Introduction to the Symposium(“The History of War as Part of General History”),载于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57:5,1993,p.10。

[81].诺德利斯低估了克劳塞维茨以一种系统方式对战争手段的差异性的强调。他正确引用了克劳塞维茨的论述,该论述宣称,战争没有自身的逻辑,但他只引用了这句话的一半。在另一半中,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有自身的语法。“它的语法可能属于它自身,却不是它的逻辑。”(On War,p.605),参 Kondylis,Theorie,p.32。

[82].H.Scurla,Wilhelm von Humboldt,1976.

[83].值得注意,并且对那个时代的语法概念的意义来说重要的是,这一讨论的篇幅超过了80个页码,没有哪个概念像这样被如此全面地考察过。Allgemeine Encyklopäd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eds.Ersch and Gruber,First Section A-G,ed.H.Brockhaus,Leipzig 1865,pp.1-80.

[84].Allgemeine Encyklopädie,pp.1-4.

[85].在德文中,克劳塞维茨使用的词“抽象形态”(abstrakte Gestalt),霍华德和帕雷特译为“抽象概念”(abstract concept)。但克劳塞维茨在那句话中真正所指的是战争的绝对形式。

[86].Clausewitz,Brief zur Abwehr,in Verstreute kleine Schriften,pp.498-499.

[87].Beatrice Heuser,Clausewitz lesen!(这是英文原版的德文增订版。) Oldenbourg:Munich,2005,p.60.

[88].Michel Foucault,In Verteidigung der Gesellschaft.Suhrkamp:Frankfurt,1999,pp.26-27 and pp.308-309;Michel Foucault,Society Must Be Defended(translation of Foucault 1999),London,2003.

[89].See Herberg-Rothe,‘Die Umkehrungen Hegels im Marxismus[The reversal of Hegel in Marxism].Methodologie und politische Theorie.Erweiterter Habilitationsvortrag’,in Jahrbuch für politisches Denken.Edited by Karl Graf Ballestrem,Volker Gerhardt,Henning Ottmann,and Martyn Thompsen. Stuttgart,2002,pp.128-151.

[90].John Keegan,A History of Warfare.Hutchinson:London,1993,pp. 384,18 and 22;cited as Keegan,History of Warfare.Liddell Hart;cited Aron, Raymond,Erkenntnis und Verantwortung,Munich 1985,p.416.Keegan,History of Warfare,pp.384-385.

[91].Keegan,History of Warfare,p.3.

[92].就他的还原论而言,福柯正确地凸显出了这些方面。

[93].更完整的进路参见Herberg-Rothe,Clausewitz and a New Containment,in Herberg-Rothe and Strachan,Clausewitz in the 21st Century.

[94].Keegan,History of Warfare,p.385.

[95].同上,页185。

[96].Keegan,Historg of Warfare,pp.59-60.

[97].同上,页384。

[98].Keegan,Historg of Warfare,p.7.

[99].Clausewitz,cited by Keegan,History of Warfare,p.8.

[100].Keegan,前揭,pp.364-365。

[101].同上,pp.xiii-xvi;p.3。

[102].Keegan,前揭,页16。

[103].Keegan,前揭,页392。

[104].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