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区别在于:战争并不像机械技术那样,是一种指向无生命的对象的意志活动,也不像艺术中人类的精神和情感,是活生生的,却也是被动的和任人摆布的,在战争中,意志指向的是活生生的而且能做出反应的对象。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149)

[91]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基于对战争和暴力的动态理解。他的后期著作中一个核心的主题是追问,“在战争中发生和消失的这种活生生的力量之间的冲突是否服从于一般法则,这些法则能否作为行动的有用指引”(149-150)。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中并不存在对于任何形式的本质主义,或者将战争追溯到人类学或博弈理论(如冯·克勒韦尔德认为的)的暗示。“(各种力量在紧张和运动的过程中发现自身所处的)危机状态”并非战斗中异常的存在,相反,“危机是真正的战争”(222)。

克劳塞维茨生活在一个发生着根本性变动的年代,他并未试图抽象出任何类型的战争的恒久不变的本质。他强调战争的动态性,并且将观察到的变化作为分析核心。他在最后撰写的文本中的一部中总结道,“大多数人”宣称无法“为战争艺术建构一种科学的理论”,“因为这里涉及的事务,是任何永恒法则无法说明的东西”(1)。这一对战争的动态理解是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的特点,这一点在《战争论》的第一章中也得到了体现。这一章被认为是克劳塞维茨的“遗嘱”(阿隆),是其真正的遗产。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第一篇第一章中并未使在他的理论观念中确立的那些对立失去效力。在这一章中,他试图将四项基础性的对立结合起来,使它们成为内在一致的进路的一部分:这就是,战争走向极端和升级[92]与对于战争的限制之间的对立、对于战争的生存性理解与工具性理解的对立、进攻与防御作为解除抑制的体现和自我保护作为解除抑制的体现之间的对立,以及最后,暴力的优先性和政治的优先性之间的对立。克劳塞维茨在做此尝试时提出了一个观念,他将自身战争经验中的对立属性作为他对现象进行理论性的概念化时内在的出发点。在眼下这一章和接下来的一章中,我将会提出一种必要的详尽解读,以明确解释内在于这一进路中的那个体系。

在整个第一章,克劳塞维茨都在解决一个基本问题:他说,“活生生的暴力冲突”不能通过“机械性的技术”,即狭义的工具性思维把握。在这种类型的思维当中,意志活动处理的是“无生命的对象”(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即便通过“艺术”,冲突也无法得到很好的考察,因为在这种情形下,意志活动处理的是有生命的对象,但这个对象“尽管是活的,却是被动的和任人摆布的”。在此,战争中的敌人被视为一个物(对这类进路最好的描述是根据战略范畴来思考[149])。

因此,对克劳塞维茨而言,战争中的行动“就像出现在抗拒性因素中的运动”(129),因为它包含着敌对双方,他们是活生生的,会采取行动,对彼此的行动做出反应,而且双方各自的行动从来都无法预测。趋向于极端和趋向于限制的相互作用会削弱战争中具有生机的那些行动的重要性。而所有这些行动都受到了敌人行动的影响。因此,第一章内容的内在逻辑就包含了不同形式的行动,它可以根据行动和对抗行动之间的对立来解释。

在本章中,我将首先考察究竟是什么赋予了克劳塞维茨的第一章以独特品质。之后,我将阐述“奇妙的三位一体”及其内在的限制。然后,我将讨论这个“三位一体”与战争(三个部分构成的)的定义之间的关系。第一章中相互竞争的有关战争的概念化可以被解释成作为行动与对抗行动的序列。在引入这种基本区分之后,就有可能根据克劳塞维茨的论述,并在他所说的内容之外,结合最初有关战争的三个部分构成的定义和战争的三重属性,以一种统一的方式对战争进行概念化。

一 第一章的特殊品质和“奇妙的三位一体”

[93]在克劳塞维茨评论《战争论》的最后的那些笔记中,他强调这部著作尚未完成:

在我死后,人们将会发现的这些论述战争行为的手稿,像目前这个样子,只能被看作对建构理论所需材料的搜集。其中大部分我并不满意。(70)

但在同一个文本中,他也强调,《战争论》第一篇第一章是个例外:“我认为第一篇第一章是全书唯一完成的一章。这一章至少可以指出我在全书中遵循的方向。”(70)

在有关克劳塞维茨的文献中,第一章的重要性一度存在争论:它是否提供了理解全书的关键?例如,斯通普夫(Reinhard Stumpf)试图指出,由于自身的人格结构,克劳塞维茨可能永远无法完成这部著作。斯通普夫想要表述的是,由于克劳塞维茨内在分裂的个性,他永远无法完成这部书。但关于克劳塞维茨对自身著作的评价,阿隆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将这个评价置于1827年笔记的语境中,克劳塞维茨在那里谈到了他想要对《战争论》进行根本性修订的意向。[1]

计划中的修订包含两个方面:两种不同的战争和“战争无非是国家政策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这一公式。[2]克劳塞维茨写道,如果这一点“在所有地方都得到了坚持”,就会赋予对这个问题的全部讨论以一致性。就“不受限制的”和受到限制的两种战争而言,克劳塞维茨强调说:

在我的讨论中,当然会出现这两种战争的过渡,但这两种战争有完全不同的目标,这一事实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得到澄清,并且,它们互不相容的那些地方也要得到揭示。(69)

当我们回头来看第一章的内容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他真正修订过的内容,正如他曾经宣称自己想要做的那样,这就意味着,他能将其视为唯一完成的一章。

克劳塞维茨的个性是否意味着他永远也无法完成这部著作,他是否想要对其进行根本性修订,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在与《战争论》的文本内容的关系中有着重要意义。要紧的不是我们看到的这本书[94]是否完成这一抽象的问题,而是其他一些东西。如果我们接受斯通普夫的观点,我们就必须“协调”这本书各部分之间的那些明显的冲突。从内容方面讲,这种解释将搏斗、斗争、战斗视为战争的本质,视为它的统一性和不变属性的基础。在斯通普夫编辑的文本中摘录了克劳塞维茨和普鲁士总参谋长毛奇的作品,在这本书中,他自始至终试图将毛奇视为更重要的军事理论家,这就相当于对克劳塞维茨重要性的公然曲解,也因此,他只将克劳塞维茨的著作还原为一本有关如何发动战争的指南而已。《战争论》的意义明显不止于此。但只有通过将《战争论》还原为一本单纯讨论这种问题的书,斯通普夫才能将毛奇视为比克劳塞维茨更重要的作者。[3]

如果换一个角度,论证在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中存在彼此对立的方面,这些对立的方面可以被置于其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从这个角度出发就可能会强调他在笔记中提出的两个主要观点:其一是两种不同的战争,也就是受到限制的和不受限制的战争,构成了两个极端,其二是政策的优先性。正如我想揭示的,克劳塞维茨想要修订《战争论》的意图的这两个方面不能彼此分割。如果后期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观认为战争由两种不同战争的对立决定,战争就不再能通过战斗的统一性来描述。因此,就需要引入第三个要素,以重建战争理论的统一性。克劳塞维茨在第八篇中以如下战争理论为形式展示了这个要素,这种战争理论认为,战争是国家政策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

在这个方面,我的论证与阿隆相同:第一篇第一章提供了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的指导原则、主要线索和内在结构;并且,我们可以以此明确《战争论》作为整体其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但与阿隆不同,我认为1827年的笔记和第一章的内容之间有着极大区别,后者至少有部分内容是后来撰写的。这一点与笔记和第一章末尾引入的“奇妙的三位一体”之间的区别有关。尽管笔记强调战争不过是政策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但这个概念化仅仅是在后期的“奇妙的三位一体”之内的三种倾向之一,而且这三种倾向在原则上有着同等的重要性。[4]

[95]之所以会出现大量相互龃龉的解释和克劳塞维茨担忧的“半吊子的批评“,绝不只是因为《战争论》尚未写完(70)。除此之外,第一章以一种凝练的方式几乎囊括了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的所有重要元素。在这一章中,克劳塞维茨采取的进路之一就是,再度提出战争的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对比,这在第八篇的开头部分发挥了重要作用。“政治将决定战争是否具有受到限制的品质,抑或具有一种绝对的倾向”,这一假定在早前的文本之中同样有所记录。进攻和防御的对立的重要性,以及其真正的逻辑对立的概念化(我认为这具有核心意义),是克劳塞维茨在未标注日期的笔记(70-71)和第一章中强调的,同样也可以在《战争论》第六篇的相关章节中找到。其他文本也简要谈到了目的、目标、手段的合理性,并且在第一章的一个早期草稿中也有对走向战争升级的相互作用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和出版文本中的看法几乎相同。[5]

因此,我认为第一章中的这些方面提供了一条指导我们洞察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的线索。但我们不能仅局限于此。如果认真看待克劳塞维茨的自我评估,就必然要问:从内容来讲,第一章究竟有何特定品质?在此仅仅有一项要素是在第一章中明确提到了的,尽管与其相关的问题从克劳塞维茨进行战争理论研究的一开始就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就是战争的“奇妙的三位一体”。克劳塞维茨在第一章末尾,通过引入这一概念,总结了相关探讨,这一概念因此可以被理解为他的“盖棺定论”和遗嘱,是他的真正遗产。克劳塞维茨在后来也对这个概念进行了一些补充评论,但这些评论都并未作出第一章中的那个结论,也就是对战争的理论性反思。

对比已知的最终草稿和公开出版的文本,便可以发现第一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作出了修改。在讨论搏斗、最初的由三部分构成的定义、导致升级的相互作用,以及理论战争和真实战争的区别方面,草稿和出版的文本之间几乎没有差别,但在草稿中,其他因素,例如政策的重要性、走向缓和的倾向以及进攻与防御的区别只被简要提及。而且,[96]在草稿中,根本没有提到“奇妙的三位一体”这一概念。[6]

那么,克劳塞维茨是如何将“奇妙的三位一体”概念化,作为“战争理论的结果”的?战争不只是“一条真正的变色龙,其特征与特定情形相适应”。作为“一个总体现象,它的支配性倾向使战争成为非常引人注目的三位一体”。克劳塞维茨称其

包括最初的暴力性,仇恨感和敌忾心,这些都可看作盲目的自然冲动;包括机运和偶然性的作用,在这里,创造性的精神得到了自由涌现;包括从属性的要素,也就是作为政策的工具,这使战争仅仅服从于理性。(89)

克劳塞维茨接下来强调:

这三种倾向……深藏在它们的主题中,尽管它们在彼此关系中不断变化。任何一种理论,只要忽视其中一种倾向,或者想任意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就会立即和现实发生矛盾,以致毫无用处。因此,我们的任务是提出一种使这三种倾向维持平衡的理论,就像一个物体在三个引力点中间保持平衡一样。(89)[7]

关于这个“奇妙的三位一体”,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克劳塞维茨谈到了战争作为政策工具的从属性(就像在“战争是政策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这一著名公式中一样),但他也仅仅将这一点作为战争的三种倾向中的一种,其中每一种从原则上讲都拥有与其他两种同等的地位。而且,这三种倾向不仅在克劳塞维茨的观念中享有同等地位,其中的两个也同样表达了一个根本性对立,这就是,一方面,战争包含原有的暴力性,仇恨感和敌忾心,这些可看作盲目的自然冲动;另一方面,它是政策的工具性载体。原有的暴力性与仇恨感和敌忾心结合起来,像一种盲目的自然冲动,同时战争又是政策的从属工具,一种理性的工具——这些同等的倾向构成了一种对立,无法与彼此直接结合。间接地看,“奇妙的三位一体”包含了进一步的对立。克劳塞维茨将三种倾向中的第一种——也就是原有的暴力性、仇恨感和敌忾心——与它们应该被视为“盲目的自然冲动”的陈述相结合。与之相对,这些倾向中的第二种则被描述为机运和偶然性的作用(89)。

[97]我们可以排除如下可能性,即克劳塞维茨的言辞有时是生动形象的,因此,他将“奇妙的三位一体”仅仅视为一种比喻,或者完全没有意识到在三位一体中至少有两种倾向是对立的。同样可以排除的是,这一观念反映了他对概念的运用有时是不准确的。我也不同意斯通普夫,他认为克劳塞维茨使用这种宗教式的概念只是为了便于描述性地来理解,而且克劳塞维茨之所以添加“奇妙的”这一限定词,是为了否定它可以为其提供正当化的功能。我同样拒绝如下可能性,即这一观念不过是他之前思想的残留。从克劳塞维茨有关“理论上的后果”“深藏在它们的主题中”“我们的任务因此就是……”这些评价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假设都不正确。

然而,最重要的是,克劳塞维茨强调了这一理论进路需要与真实的战争相对应。忽视三种倾向中任何一种,或者想要在它们之间确定任意关系的理论,将会“和现实发生矛盾,以致毫无用处”(89)。在将战争概念化为政策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采取的方式(第一章第24-27节)之后,克劳塞维茨将这一公式整合到了一个更完备的整体中(第28节)。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它驳斥了认为克劳塞维茨不再能处理自身论证的复杂性的看法。这些章节之间的断裂如此清晰,克劳塞维茨也必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克劳塞维茨著作的大部分评论者们都忽略了这种断裂,因为他们太过专注于第一章开端设定的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并且太过专注于有关战争的那个著名公式。

克劳塞维茨强调“奇妙的三位一体”及其三种倾向的方式显而易见,以至于我们不禁要问,为何现有文献很少关注这个问题。一些作者已经指出,克劳塞维茨持有一种纯粹工具性的战争观,尽管这一点明确表述为只是奇妙的三位一体中三种倾向的一种。这种矛盾在阿隆的解读中尤为明显。阿隆特别强调了“奇妙的三位一体”,并将以对于三位一体的概括作为总结的第一章视为克劳塞维茨的“遗嘱”,但他同时也主张,克劳塞维茨的最终立场以政治的普遍优先性为特征。[8]这些[98]解读可以通过诉诸前面章节中克劳塞维茨的那个著名公式对这一立场的表达得到解释(87)。但是,如果战争,就如同那个公式表达的,是政策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的话,它便直接对立于将战争仅仅概念化为“奇妙的三位一体”的三种倾向中的唯一一种。

将对作为政策延续的战争进行一般性概念化,与“奇妙的三位一体”协调起来,几乎不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在“奇妙的三位一体”中,战争由最初的暴力性和它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的对立构成。我们也可以换个说法表达这一点,这就是,政策的优先性在“奇妙的三位一体”中并未被取消,它仍然存在,而且得到了再度强调。但必须承认,克劳塞维茨并未说明他是如何得出这个“奇妙的三位一体”的,也没有针对它提供任何详尽的讨论。尽管如此,必须强调,“奇妙的三位一体”代表了克劳塞维茨对于第一章中的那些发现的总结。

即便从“奇妙的三位一体”是理解《战争论》第一章的关键这一假设出发,我们也仍然需要对概念自身做更详细的考察。当克劳塞维茨宣称,理论必须“如同悬挂在三个磁铁之间的物体一样”时,他就非常清晰地表达了存在于三位一体的三种倾向之间的基本张力。他也强调三种倾向同等重要,并宣称战争由这些不同且相互冲突的倾向构成。问题在于这是否足以描述克劳塞维茨的方法。我们该如何描述这种在相互对立的倾向之间“悬停”的状态?

“奇妙的三位一体”肯定具有宗教背景,但同时它也具有分析的维度。[9]在一本当代的哲学词典中,“Dreieinigkeit od.Dreifaltigkeit”(也就是三位一体)被定义为一个存在者的理念,这里的一也是三。我们也可能超出这一观念的宗教含义,在这种宗教含义中,我们根据上帝解释它,这里上帝依次被视为创造者(生成原则,也就是圣父)、维护者(再生原则,即圣子)、支配者(指导性原则或神圣原则,即圣灵)。[10]

就方法论而言,在宗教意义上的三位一体和克劳塞维茨的“奇妙的三位一体”之间有一种直接联系。他将三种倾向中的第一种描述为原初的暴力(primordial violence)。这可以[99]被视为战争的“生成原则”。而在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中,三种倾向中的第三种是战争作为政策工具的从属性,这意味着它进入了纯粹理性的领域。克劳塞维茨接下来称这种倾向完全属于政府。词典将“作为统治者的精神”定义为一种指导原则。在这些定义中,第三项以政府和理性或者“统治者和精神”为特征。那么,第二种倾向是什么?克劳塞维茨最初将其仅仅描述为机运和盖然性的作用——但这意味着战争变成了一种活动,在此创造性的精神可以自由涌现。克劳塞维茨将这一倾向归结给指挥官及其军队,他们可以被视为真正的战争发动者,他们是战争的维系者。

克劳塞维茨强调,这三种倾向在“奇妙的三位一体”中同等重要,而且每一场战争都由它们构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没有区别。通过将它们同宗教的三位一体对比,我们可以直接得出结论说,两者的“生成”“维系”“引领”原则并不等同。在此,我们并不愿意过度强调这些原则之间的区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奇妙的三位一体”的三种倾向描述了战争的三个完全不同的维度,在每一场战争中,这三个维度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发挥作用。

二 “奇妙的三位一体”与克劳塞维茨战争“定义”之间的紧张

整个第一章被分解为两个由三部分构成的战争的概念化,这一概念化出现在这一章的开头和结尾处。克劳塞维茨将其描述为“定义”和“理论的后果”。在这一章末尾,克劳塞维茨将“奇妙的三位一体”描述为理论的后果,但在这一章的开端却将战争定义为:“因此,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75)对比这两种对于战争的概念化,我们会发现一些共同特性和根本区别。在我看来,在这一章末尾讨论的“奇妙的三位一体”吸收和发展了最初的那个由三个部分构成的定义。最初的定义得到了丰富,也出现了分化。而且,“奇妙的三位一体”也根据在这一章中论证[100]展开的方式得到了说明。阿隆批判了最开始提出的由三部分构成的定义,但他却为我的解读提供了间接支持。阿隆认为最初的定义仍然包含在“奇妙的三位一体”的所有三个要素中。我也同意他的观点,即随着第一章论证的推进,最初定义出现了分化(differentiation)和丰富。[11]

然而,不同于阿隆,我认为最初的定义并非由两个部分构成,在这一章的最初几部分中使用的概念亦非仅仅涉及战争极端的非现实性、抽象性和绝对性。我们当然理解,阿隆想要矫正对克劳塞维茨的误读,即误以为克劳塞维茨倡导将极端的和绝对的相互作用视为战争的理想形式,但在这样做时,阿隆并未领会到克劳塞维茨的分析的分化属性。在此不妨仔细考察一下我们在第一章开端和结尾发现的两种有关战争的由三部分构成的概念化之间的关系。两者都指向相同的三个概念领域,但在每一种情形下,都可以识别出特定的对立关系。在最初的由三部分构成的定义中,克劳塞维茨宣称,暴力是我们的手段,而强迫敌人服从于我们的意志则是战争的(政治)目的。为了确定能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解除敌人的武装,而这一点——根据理论——在克劳塞维茨的观念中是军事行动的真实目标。暴力作为理性的手段、意志作为政治目的、强迫敌人服从于我们的意志和解除他们的武装是目标:这些就是构成最初定义的三个元素(5-7)。这就意味着在最初的定义和第一章末尾的“奇妙的三位一体”之间共享了三个概念领域,即暴力/武力、强迫敌人、使敌人服从于一国意志的政治意图。[12]

在最初的定义中,暴力被概念化为工具,但在“奇妙的三位一体”中,克劳塞维茨谈到了最初的暴力,它必须被视为盲目的自然力量。在定义中,在我们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这方面发现的各项元素是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和战争升级的必然性和逻辑;而在三位一体中,这就是“机运和盖然性的活动”。此处涉及的三个同等的概念领域中的两个都因此以基本的对立作为特征:暴力行动的工具性的合理性与最初的暴力性之间构成对立,战争升级的必然性和逻辑与机运和盖然性[101]的作用构成对立。而第三个概念领域,即政策领域,乍一看,并非以这种对立作为特征。

当克劳塞维茨考察这两个由三部分构成的概念化时,并未明确指出在政策的概念领域中存在对立,但大部分研究文献认为克劳塞维茨至少有双重的政治概念。[13]在此我不想提前预告本书第六章中对政治概念的更集中的分析,而仅仅提及它的两个维度。首先是主观确定的政策,它不同于基于客观的社会条件对政治的理解,第二个是将政治理解为为权力而斗争,而与那种建立在妥协和利益均衡的能力基础上的立场构成对立。如果我们想要在这里运用克劳塞维茨来超越克劳塞维茨,就可以看到最初定义的每一个概念领域,看到那种走向极端和走向限制的相互作用,看到与暴力和武力、战斗和政治这些概念领域相关的“奇妙的三位一体”,而战争就是由这些概念领域的相互冲突和交互作用构成的。

在此不妨概括一下我们就第一章结构的论述。第一章包含两个由三部分构成的战争概念,克劳塞维茨分别在“定义”和“理论的后果”这两个标题下来展示它们。我们可以发现,那个著名的公式在文本中并未得到同等程度的强调。第一章的开端和结尾所提出的这两个概念化,表达了相同的三个概念领域——暴力/武力、战斗和政治。这三个概念领域中的每一个都或明显或潜在地根据一组特定的对立关系得到了描述:

1.作为工具手段的暴力/武力,与之相对的是最初的暴力。

2.导致绝对和极端的倾向,对于战争升级的需要和逻辑,与之相对的是,在战斗和冲突中的机运和盖然性的作用。

3.主观的政策,与之对立的是客观条件。此外,政策在这里是在获取权力与协定或法律的对立中,最终是在有关战争的工具性理解和生存主义的理解的对立提供的紧张关系的框架内被规定的。

[102]这些对立关系中的两端,可以被理解为相对立的两个边界。战争就是由这些边界规定的,同时随着这些边界的中间点而移动和发展。克劳塞维茨在整个第一章设定的对立,以及他区别两者的方式,才是他对战争真正的概念化。两者的构成方式以及它们彼此的对立规定了每一场战争,尽管这种规定的形成方式是:它们在每一种情形下形成方式不同,并且,具体的对立中某一端可能会占据主导。这些对立的极端就是每场具体战争发生的边界。我们可以将最初由三个部分构成的定义和“奇妙的三位一体”的关系做如下总结:尽管根据概念领域的内容,两者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但它们中的每一个要素都以具体的对立关系为特征。除此之外,不同概念领域的规定之间,存在某些有限的参照关系。

但这恰恰就是克劳塞维茨进路中的真正张力之所在。因此,正是对于作为手段的暴力的概念化,为战争的工具性的最初定义提供了说明。但是,在三位一体之中,这种工具性却存在于政策领域而非暴力领域。强迫敌人服从的概念领域中的朝向绝对和极端的倾向,与作为自然的盲目力量的仇恨感和敌对意图相对应,但在这一章的末尾,这些又出现在暴力的概念领域中。这两个定义之间的对照表明,在每一个定义中,三个要素并不简单地同时存在于那里,彼此之间没有关联,虽然表面上看是这样。的确,在对战争的两个规定中的任何一个中,三个要素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但在从中可以识别出来的概念领域之间却存在关联。

三 借助行动和对抗行动的区分重建第一章

究竟该如何解决我在《战争论》第一章的开端和末尾处发现的两种有关战争的概念化?这种对立是否无法调和?即使我们能假定,[103]克劳塞维茨直观地或者遵循“对象的本能”(类比他的著名的“判断的本能”),感受到在第一章中战争被视为存在敌对关系的彼此竞争的对立之间的一种统一体,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是对于他的立场自身的支持。

我建议借助以对抗行动(counteraction)作为后继的那种行动的理念,来论证《战争论》第一章中相互龃龉的有关战争的概念化。[14]尽管我不认同弗拉特(Ernst Vollrath)的观点,即认为战争中的行动可以被还原为一种对抗行动,且他将战争的工具特征整合到了这一观念中,但是,他对行动和对抗行动的区别成为我们理解《战争论》第一章中有关战争的相互龃龉的概念化的关键。

克劳塞维茨并未明确地表达这一区别,但却将其作为他的理论进路的进一步发展的潜在基础。这一区分的根本意义在《战争论》第一章的开端就已经很明确。战争的最初定义假定了一个通过使用武力强迫敌人服从自身意志的主权者或独立主体。另一方面,在相互作用中,意志从未被视为主权者。克劳塞维茨强调:“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主宰:他们[敌人]对我们提出要求,正如我们对他们提出要求一样。”(77)克劳塞维茨称,对于主权者的限制是分两步出现的,第一步是,相互作用意味着没有人是“自己的主宰”:没有人是自主的。第二步是,每一方都对另一方提出要求,没有哪一方可以摆脱这种要求。

在第二章中,克劳塞维茨更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如果他[敌人]选择通过大规模战斗做决断,那么他们的选择就会迫使我们违背我们的意愿采取同样的方法。”(98,强调为原文所有)在最初的定义中,克劳塞维茨通过宣称战争是强迫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从而来界定战争。但在第二章中,他却宣称,即便是那些违反我们意愿的行动,在战争中也是必要的。

对克劳塞维茨而言,“行动”是由我们自身意志的自主性和责任规定的。对抗行动则是另一方对假定的或真实的行动作出的回应,并且,仅仅因为该行动的结果“违背我们的意愿”而产生。在人类活动的背景下,每一项行动都由行动的两个维度所规定:个体意志的自主性和责任,以及与之相对,不同的对抗行动的“相互作用”。前者不能被放弃;而后者是根据它们[104]自身的逻辑运行的,并且,它们之间彼此联系。在战争中,这两种类型几乎不能分离开来,因此,这种区分就无关于具体的行动形式。如克劳塞维茨所述,它表达了同一个语境的不同维度或“倾向”。

我是从弗拉特的著作中获得行动和对抗行动的这一区分的,但这一区分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分化。弗拉特主张,行动可以视为政治的一部分,但是,战争在本质上由对抗行动规定。他强调,并非所有对抗行动都采取战争的形式,但战争当中的所有行动都属于对抗行动。行动作为一个整体主要涉及争端而非一致。他认为,这就是达成一致的需求在增长的原因。所有行动都会遭遇来自他者的行动。这种“共同行动”的结果同样取决于人类对它的追求并不是共同的——相反,一方的行动总是针对另一方的行动。

弗拉特将对抗行动的可能性理解为每个社会存在的基本前提条件。我们可以在理论上设想,这种可能性是可以被消除的,但也会因此产生一种危险,即使人类之成为人类的许多特性归于消失。在理论中,这种可能性的消除通过原教旨主义者对同一性的需要而产生,并且在实践中通过使用暴力摧毁敌人的抵抗意志而实施。但是,理智(good sense)的特征首先使人类集结在一起,而这是通过暴力所做不到的。继而,也可假定,和他人一起,通过采取对抗行动,从而对抗用来使其屈服的暴力,这是有可能的。弗拉特沿着类似的线索与索夫斯基争论,他将人类采取对抗行动捍卫自身和抵抗的能力看作每个社会自由的基本条件。[15]

克劳塞维茨定义中的行动和对抗行动

行动和对抗行动的区别可借助最初的那个三部分组成的定义得到解释。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是用来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这个定义是在行动的自主性层面上起作用的。如果超出[105]这一概念化,对抗行动的维度就会立即显现出来:战争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试图通过使用暴力行为而将自身的意志强加给他者的行动者,而是两个彼此战斗的对手。克劳塞维茨使用决斗的形象解释这一点。即使在他提出这一定义本身之前,他就强调了战争和决斗之间的联系(75)。

在决斗这一相互的对抗行动中,可以得出一种根本区别:决斗双方及其采取的对抗行动可能对称,也可能不对称。为了把握这种对称关系,克劳塞维茨使用了两个人摔跤的形象,每一方都想将对方摔倒在地。在此,我们就处于对抗行动的层面,每一方的行动尽管指向对方,但却属于相同类型:“每一方都力图通过物理性的力量强迫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75)这种对称的对抗行动必须与另一种非对称的对抗行动区别开来。我们不妨回到被克劳塞维茨作为出发点的那个最初定义。这个定义表达的理念是强迫对手服从自己的意志。但在战争当中,对手不愿意这样做,他们会反抗。在这个层面,就出现了我们所说的非对称的对抗行动。

在第二种互相作用中,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不是活生生的力量针对死的物质产生的影响。相反,因为完全的不抵抗根本不是战争,战争总是两股活的力量的冲突。[16]我对《战争论》第一章的解释,看到了战争的工具属性,看到了暴力作为一种手段,取决于与之对立的一方的意志。另一方面,在“奇妙的三位一体”中,战争作为不同倾向构成的复合体,可以通过如下事实得到解释,即存在两个(或者更多的)对手,在冲突中,双方都试图主张他们(各自不同的)的意志。战争作为一种工具和暴力,作为一种手段都取决于行动,而这一点又同目的、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关系相关。行动和对抗行动最终产生了一种单独存在的相互作用的理性化,它不在任何一种情形下服从于个体意志。克劳塞维茨在“奇妙的三位一体”中理论性地表达了这一点。(www.daowen.com)

简言之,我们可以说,区别在于战争并非只是强迫敌人服从自己的意志。它是一种战斗,其中对立双方都想强加自己的意志,或者其中一方想要阻止对方强加意志给他。[106]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的原初定义的这种分化使得问题的三个方面得以区分:

1.参战双方的设想和基于个人自由意志采取的工具性行动的设想。

2.敌对双方的对称的相互作用的分析。每一方都想使用暴力强加自己的意志给对方。双方都想强加自己的意志,因此就产生了如下契机,这就是,最终结果是个体不再能自己控制自己,甚至必须违背自身的原初意志去行动。

3.不对称的关系,在其中——根据克劳塞维茨的定义——敌人被迫服从我的意志。但这也暗示了一种克劳塞维茨在第一章开端并未公开表达的思想,即这个对手会因为他不想被迫服从于他者的意志而捍卫自身。

克劳塞维茨宣称战争不过是一种决斗,如此开启整部《战争论》。尽管接下来他通过引入“大范围的决斗”理念和三个部分构成的定义使这一原初概念发生了分化,但他在这里所做的不过是强调敌对双方的对称关系。而在决斗概念中,这种对称的假设有更深层次的影响。克劳塞维茨在这里的论证反映了18世纪的政治理论:任何国家都有权发动战争。这一概念假定发动战争的权利是国家主权的一个方面,从而不同于中世纪的“正义战争”理念。这种对称性给它带来了一种正当化战争的倾向,但也造成了其他后果。它大体上承认了对手是iustus hostis[正义之敌]——即和自己一样,因此,敌人也不会被认作罪犯。战争中敌对各方相互平等,这一假定是尊重战争法的基本前提。[17]

在防御概念的语境下,克劳塞维茨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对战争进行了概念化。他认为,如果从哲学角度研究战争,就可以看到,战争的概念从防御开始。克劳塞维茨指出:“从本质上讲,战争的概念并非从进攻开始。”他也注意到,战争源于防御而非进攻(377)。防御以战斗[107]为直接目的,因为防御和战斗显然是一回事。防御是为了打退进攻,因此它必然以进攻为前提。另一方面,进攻指向占领土地,这就是进攻的“积极目的”。克劳塞维茨指出,现在就可以明确,在进攻和防御的相互作用之外,在何处可以发现一个“固定的点”(fixed point),这就是在防御中(377)。通过指出这一点,克劳塞维茨在对决斗的对称性和两极性的说明中,引入了一个重要限定。在此也存在政治的内涵。如果在战争的概念化和防御的概念之间建立一种紧密关系,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上,可以指出战争可能存在iusta causa[正当理由]——正义的理由——也可以指出,进攻者可能是在犯罪。

索夫斯基也吸收了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始于防御而非进攻的观点,他指出,入侵或占领并非斗争,只有当一方开始抵抗进攻时,斗争才真正开始。进攻是为了占领和征服、入侵和胜利,而非斗争。只有防御是为了斗争,为了抵御入侵者,为了捍卫它拥有的东西,为了对抗来敌。索夫斯基总结说:“这就意味着抵抗和斗争是一回事。”想要消除斗争的暴力性,就必须剥夺人类抵抗的能力。[18]

克劳塞维茨将强迫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和不允许敌人强加意志于我们转换为进攻和防御的对立原则。在《战争论》第一章论证的抽象层次上,克劳塞维茨将攻击和防御视为对立原则,而非战争中的战略、战术或作战概念。不必说,战争中的行动不能简单地被划分为这些倾向,这当然也不是我在此区分的意义和目的。此处的要点是,这种区分可用于重构克劳塞维茨在第一章中展开论证的方式。接下来,我们可以识别出自主行动、对称的对抗行动(对立双方在互相作用中的平等性)和不对称的对抗行动(强加自己的意志于对方和抵抗使自己屈从于对方意志的尝试)的序列。在这里,我将进一步使用这种区分,对第一章进行逐节考察,以解读克劳塞维茨从战争定义向“奇妙的三位一体”的过渡,从而获得对于他的谜题更清晰的看法,并揭示其中的奥秘。

第一章中的行动与对抗行动

第1节

[108]克劳塞维茨从将战争概念化为“大规模的决斗”这一概念开篇(75)。这一对于战争的规定的理论地位也许仍会引起争议,在此它表达了对于“纯粹的”对抗行动的一个最为普遍的概念化。但在对立双方或他们的行动之间,并没有做出任何区分。

第2节:定义

克劳塞维茨继续——最早地——单独考察对立双方中的每一方。“每一方都力图通过物理力量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这就导致他得出了如下结论:“因此,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75)这一定义意味着战争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暴力行为,目标是通过实施一种他自身决定的具有意图、目标和手段的行为,强加自己的意志于对方。每一方的意志最早都被单独考察。

第3-9节:相互作用

在下一节中,克劳塞维茨回到了“战争中的行动从来不会单独发生,而通常会遭遇到另一个行动”这一理念:因为对方也会做出“同样的行动”。在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中(第3-5节)和在走向缓和的相互作用中(第6-9节),克劳塞维茨讨论了这种对抗行动的结果。至此,克劳塞维茨的大多数评论者仍然将相互作用的范畴和暴力的极端联系在一起,这就使我们更难理解行动和对抗行动的区别。而如下事实加重了理解上的困难,这就是,克劳塞维茨建构第一章的方式由“在对立双方各自的意志或他们在决斗中的行动意图之间并不存在区分”这一最初的假定规定。对立双方属于相同类型的假定会进一步导致一个假定,即我们需要在与对立双方的每一方和他们独立的意志的关系中对战争进行考察。的确,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很难区别行动和对抗行动。

第10节

在走向极端的三种互相作用之后,克劳塞维茨引入了理论和现实的区别,但他是根据[109]限制战争的相互作用来对此加以解释的。在导致战争升级的相互作用和限制战争的相互作用的对立基础上,克劳塞维茨总结指出,是概然性的法则在发挥作用:“敌对双方的任何一方都可以根据对方的性格、制度、事态和一般状况,使用概然性的法则,评估对方可能做出的行动或者路线。”(80)

第11节:政治对战争的影响

至此,克劳塞维茨才开始考察由对抗行动的对称性导致的问题。现在他回到了相互作用对对立双方产生的影响这个问题上,并且认为,这个对象直到现在一直被趋向极端的法则“掩盖”。只要这一法则“开始失去力量”,并且,被概然性的计算取代,战争的政治意图就必然再次显露出来。因此,在这一节中,克劳塞维茨离开了对抗行动的层面,转而考察行动(80)。

在这一节中有一段话可用来解释行动和对抗行动的区别。克劳塞维茨的论证再次使用了战争的工具性,也就是战争作为政策工具的理念,但他以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对其进行了限定。政治的意图仅仅被描述为战争的“最初动机”。但当同一个政治意图由不同的民族在不同时期追求时,它便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政策对战争的影响被限定在影响“它想要动员的力量”的程度上。在两个民族和国家之间,可能存在“一种紧张”以及“容易引发众怒的东西”,以致“哪怕一丁点争吵,也会产生完全不成比例的效果——真正的爆炸”(81)。

这一立场与那个著名公式中的表述——战争是“真正的政治工具”(第24-25节)——构成了直接对立。克劳塞维茨在那里强调,唯一仍然作为战争具体特征的东西,纯粹与使用的手段的特殊性质相关。在一些情况下,战争一旦爆发,无论它可能会多么强烈地影响行动者的政治意图,也只能被视为对这些意图的修正。当克劳塞维茨宣称政治意图是目的,而战争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手段永远不能脱离目的获得思考时,也强调了这一点(87)。在提出这一看法之后,克劳塞维茨[110]甚至紧接着指出,战前的局势越紧张,战争就越接近它的抽象的和绝对形态;甚至这种类型的战争也在政治方面受到了规定(第25和26节,87-88)。

尽管克劳塞维茨看到国家间的局势如此紧张,哪怕很小的争吵也能引起爆炸(第11节),但他后来却认为,即便是具有走向总体倾向的战争,也仍然由政治决定(第24节)。在此存在一种逻辑矛盾,但这种对立是可以化解的。我的看法是,在后面几节中(第24-26节),克劳塞维茨强调敌对双方中的任何一方要对自身的行动承担责任,即便是在具有走向总体趋向的战争中。

然而,在考察作为对称的对抗行动的形式的三种相互作用时,克劳塞维茨却首度尝试分析它们同最初的那个战争定义之间的关系,那个最初的战争定义着眼于自主性的意志。克劳塞维茨在这个问题上说得非常清楚:政治目标将不仅规定想要实现的军事目标,也要规定它所需的努力程度。但它“本身”不能提供衡量的尺度,因为它只能在“两个交战国家的语境下”才能成为这一尺度(81)。通过这种方式,同一个政治意图才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

在单独讨论了两种类型的行动后,克劳塞维茨在这一节中才首次转而分析行动和从对抗行动中产生出来的契机之间的关系。

第12-14节:军事行动的间歇

在这之后,克劳塞维茨即刻开始进一步分化对抗行动的概念,他通过考察军事行动的间歇引入了这个问题。初看起来,我们会感到奇怪,他本应在第一章的论证的抽象层面上考察军事行动的间歇问题。在眼下对于这个主题的考察的一个令人奇怪之处在于,直到目前为止,第一章的评论者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显然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军事问题,并不符合第一章的论证的抽象层次。然而,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军事行动是否可以停顿,哪怕是片刻?这是一个深入事情本质的问题。”(81-82)[111]这一问题在克劳塞维茨再次开始探讨走向缓和和走向升级的倾向时,开始变得有意思。他一开始就拒绝认为交战双方的均势可以解释间歇(8283)。实际上,他说,战争双方为避免出现均势所作出的努力可能会带来战争升级的一种新的连续性(第14节,83)。

第15-17节:两极性和进攻与防御的不对称性之间的对立

两种形式的对抗行动的区分甚至更为清晰地出现在第一章的接下来的小节中。至此,克劳塞维茨才区分各方的个别行动和个别意志,与两个平等的意志的碰撞及各方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时所导致的对抗行动。现在,他区分了对称形式和不对称形式的对抗行动。他首先再次解释对称性的对抗行动的独特性:“在战斗中,每一方都想取胜,这是真正的两极性,因为一方的胜利将会排斥另一方的胜利。”(83)这种对称性在两极性范畴的帮助下获得概念化。接下来,他又将其同另一种形式的对抗行动区分开来,在这另一种形式的对抗行动中,他借进攻与防御的关系的例子展开讨论。

克劳塞维茨称,如果只存在一种作战形式,其中进攻和防御之间没有区别,那么斗争的形式将始终“相同”,他由此展开这一节的讨论。在这种情况下,交战就是一种零和博弈,存在一种“真正的两极性”。一方失败,一方胜利。但接下来克劳塞维茨却强调,进攻和防御事实上不同,力量也不对等。他说,防御是较进攻更强有力的战争形式。这就意味着,战争双方每一方都想要打败对方,这一平等性产生的升级效应,会随着进攻和防御的不同力量而失去作用。“我相信,防御的优越性(如果得到了正确理解的话)是很大的,比初看上来要大得多,这一点可以解释战争中大多数间歇的时间,而不会产生任何自相矛盾。”(84)

同样,我们也可以认为,第一章并未真正探讨进攻和防御。但克劳塞维茨在此注意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也就是战争中的对抗行动。[112]如果我们引入第二章(在这一章中,他区分了进攻的积极意图和防御的消极意图)有关进攻和防御的区分,对这个问题就会有更深的理解。克劳塞维茨将积极的意图描述为摧毁敌军,却对消极的意图做出了不同描述:“抵抗也是一种活动,它应该消耗敌人充足的力量,使其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图。”克劳塞维茨将这种“纯粹抵抗”理解为“没有积极意图的作战”(93)。相较而言,积极的意图就包含着想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的行动的努力。

在区分两种类型的行动的基础上,克劳塞维茨总结说,在进攻和防御之间存在一种根本差异。他将这一差异表述如下:“在整个战争领域中起支配作用的区分就源于进攻和防御的差异。”(94)他指出,这一差异最普遍的方面在于,进攻试图摧毁敌人的抵抗,防御却有不同的意图:“保存自己军队具有消极的目的,即粉碎敌人的意图,也就是说它相当于纯粹的抵抗。”(98)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的最初定义指出,敌人必须被强迫服从我们的意志,但他对防御却有不同的描述,防御是由不允许敌人强加意志于我们而产生的自我保存。

当然,这种区别是相对的。我们可以认为,如果敌对双方的一方不允许敌人强加意志于其身,或试图阻止敌人这样做,这一方也就是在试图使敌人屈从自己的意志。这种相对的平等解释了一种常常变成现实的可能性,即行动和不对称的对抗行动实际上常常彼此交融。但这并不意味着,两种类型的行动的完全不同的属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就此消失了。在我看来,行动和不对称的对抗行动解释了合理性在物理上和政治上的自我保存中的不同存在形式。在党派斗争中这两种行动形式之间的区别尤其明显:如果“纯粹抵抗”的一方不允许让敌人“打败”,就赢得了“胜利”。[19]

第18-22节:概然性、机运,战争作为一场赌博

[113]在接下来的几个小节中,克劳塞维茨阐述了他从战争中的行动与间歇之间的对立中得出的结论。他指出,军事行动的间歇使战争更加脱离了绝对性,成为概然性的计算,在这种概然性中,机运占据支配地位。由于战争的完全不可预测性,其客观性质和主观现象使它看起来像一场赌博:

简言之,绝对的所谓的数学的因素在军事上的估算中找不到坚实的基础,从一开始,这里就是各种可能性、概然性、幸运和不幸的相互作用,它们被织进了战争这块织物中,在整个人类行动的范围中,战争最近似于赌博。(86)

在此,我们又接触到了另一个克劳塞维茨所谓的“极端顶点”,但这次是机运的极端、赌博的极端,而非暴力的极端。走向极端的三种相互作用由暴力的极端和战争升级的极端逻辑决定,而在此克劳塞维茨却将战争与赌博中的机运的极端相对比。

但是,克劳塞维茨并未简单地对这种不确定性,以及战争取决于幸运或不幸、取决于概然性和不可预测性的方式扼腕叹息。[20]正如他理解的,这只是因为战争以一系列不可预测的因素为标志,以至于道德方面的因素,诸如勇气、自信和大胆、“甚至蛮干”都有了意义。“军事艺术是同活的对象和精神力量打交道,因此,在任何地方都达不到绝对和肯定。战争中到处都存在着不确定性。”(86)战争的不确定性还意味着冒险、谨慎、机智变得更为重要。克劳塞维茨总结说,一般来说,这一点最适合人的感情(86)。

第23-26节:著名的公式

在将战争的不确定性和赌博进行比较之后,克劳塞维茨在接下来的小节中强调战争仍然是“为了达到严肃目的而采取的严肃手段”(86)。这是一个明显的主题变化,它将克劳塞维茨带回到了对于战争的政治的概念化的方面。这两个部分的过渡看起来就像论断上的突然转折。这也体现了整个第一章论述过程中的特点。克劳塞维茨注意到了他的主题的每一个方面,并且对它进行了如此充分和彻底的考察[114],以至于将这个论证的内在逻辑引向了一个极端。一旦充分论述了其中某一方面的内容,或者说到达了一种极端,克劳塞维茨就转而讨论这一问题存在的那些对立,或者试图对之前所说的内容进行总结,从而保证论断的连续性。

可以简单地对这个进路做如下解释:克劳塞维茨从在他看来是完整的那个定义开始,引入了与军事行动目标相关的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这就引导他走向了极端。接下来,论述突然走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正如他提示的,在现实中,永远不可能出现这种走向极端的战争升级。导致战争升级和限制的相互作用着眼于敌对双方同等的意志,并且识别出了它们之间相互对立的效果问题。随后,克劳塞维茨再次改变视角,引入了战争中的敌对双方想要的并非是相同事物的理念,实际上存在不同形式的对抗行动。这就使克劳塞维茨走向了一个新的极端,也就是对比战争和赌博。这也呼唤一种全新的对立:战争不是赌博,而是“一种主要的利益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通过流血方式获得解决”(149)。

在第一章的内部逻辑中,克劳塞维茨首先考察了战争双方中一方的行动,接下来考察了那些或对称的(“敌人做了同样的事情”)或不对称的(不允许敌人强加意志于自己的渴望)的对抗行动,之后他再度回到了行动的问题上。他指出,战争应该仍然服从于“具有较高智力”的活动,以便能应对对抗行动的不可预测性(87)。他在此前考察过的对抗行动的持续影响,可清晰地见于如下表述:“所以,政策贯穿于整个军事活动之中,并且,就它们的暴力性质能够允许的范围内对战争不断产生影响。”(87)

我倾向于认为,正是在这个表达中,克劳塞维茨作出了有关政策对于战争的影响及其重要性的限度的最好描述。此后他再次改变视角,提出了一个举世闻名的公式:“战争无非是政策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87)就其内容而言,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一对战争的概念化根据第一章中论证迄今为止展开的方式得来。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说战争“无非是”政策的一种延续,[115]这一表述在后来的文献中造成了无数误解。将战争完全还原为政策的工具不仅可能同“奇妙的三位一体”矛盾,甚至在第一章内部也会产生矛盾。

但在我展示的第一章的潜在逻辑中,这个公式出现于克劳塞维茨再次返回到行动层面时。这一点在他的如下陈述中尤其清楚:战争仍然要服从于较高智力的行动,并且具有政治意图。因此,在这个著名的公式中,他所做的无非是强调行动,强调敌对双方中的每一方对自身行动的责任。既然除了最初定义的那个例外之外,克劳塞维茨主要专注于(正如在第一章中)相互的对抗行动,那么,当他返回敌对双方对自身行动的自主性和责任的层面时,他的论证过程就出现了断裂。为保证行动的这个维度与他刚刚讨论过的对抗行动足够明确地区分开来,克劳塞维茨在这一点上有所夸张(极有可能是无意识的),他宣称,战争仅仅是政策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

在公式之后的三节中,克劳塞维茨指出,无论它们表面如何,受到了限制的战争和无限战争都在政治上受到了规定(87-89)。这种论断并不奇怪,因为,克劳塞维茨曾通过诉诸政治环境的改变解释法国大革命中的战争扩张现象,并用国内政治环境的改变解释拿破仑最终的战败。但这一立场却与引入公式之前的最后一句话矛盾,这句话说,“仅就军事活动的暴力性质许可而言”,政策才能影响军事活动(87)。[21]

在第一章第11节,克劳塞维茨强调,即便很小的政治争执,也可能引起真正的战争爆发,并且他强调,同一意图会产生不同效果(80-81)。在公式的语境下,克劳塞维茨却做出了相反表述:甚至总体战也仍然受到政治意图的规定。这种矛盾该如何解决?在我看来,只有当我们认为,在公式之前,克劳塞维茨看到了政策的影响受制于对抗行动的契机,这一点才是有可能的。但在提出公式之后,克劳塞维茨却发展出了如下立场:即便无限制的战争也保留一种维度,在这里,敌对双方对自身行动承担责任,而这种维度在对抗行动的强加的相互性之中,并未完全消失。

第27节:战争理论的后果

[116]克劳塞维茨在对政治意图的影响提出完整解释之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说,即便是在具有一种成为总体的倾向的无限政治中,战争也受政策规定。这个立场显然在他看来过于极端,所以接下来他马上对其进行了限定。因此他的论证过程出现了另一个尖锐的断裂。接下来的“对立”是引入“奇妙的三位一体”这个范畴,在这里,为政治意图而战的战争的工具性仅仅是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三种倾向中的一种。

第28节:结论——“奇妙的三位一体”

行动的三个不同维度(行动、对称的对抗行动、不对称的对抗行动)也在“奇妙的三位一体”中有所反映。在战争的概念化当中,行动看起来作为政策的从属性的工具。统帅和军队试图打败对手的活动可被解读为对称的对抗行动:“在概然性和机运的王国里,勇气和才智发挥作用的范围”取决于统帅和军队的特点(89)。战争最初的暴力性,作为“奇妙的三位一体”的第三个维度,不能立即以一种明确的方式归类为一类行动。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在他的其中一种对立中,从防御中得出了真正的战争理论:“如果我们……研究战争的发生,那么,从本质的角度上讲,战争的概念并不起源于进攻。”(377)[22]进攻的绝对意图主要是占领,其次才是战斗,防御则由战斗和自我保存决定。入侵或占领不是战争。战斗和战争只有在遭受进攻的一方进行防御时才出现。因此,克劳塞维茨主张,战争出现的方式,它的起源,主要是防御;而这些又受到了对抗行动的实施的规定,之所以采取对抗行动,是为了阻止敌人强加意志于我们。如果我们将最初的暴力性范畴同克劳塞维茨将防御视为产生战争的现象结合起来,就可以认为,防御由不对称的对抗行动规定。这就表明,“奇妙的三位一体”的三个倾向提供了对行动的三个维度的系统反思,这三个维度是:行动、对称的对抗行动和不对称的对抗行动。

四 克劳塞维茨的“遗嘱”:将最初的三个部分构成的定义和“奇妙的三位一体”结合起来

[117]在此概括一下我们在《战争论》第一章的结构的关系中的相关发现。对克劳塞维茨而言,战争由主动、相互的行动构成。《战争论》第一篇第一章是他做的一次尝试,他试图将他对于战争的多元经验和他对战争的本质性动力机制的理解带到一种分析性的综合中。但由于他对世界具有这样一种现实主义感觉,他就不能满足于对战争的片面的概念化。克劳塞维茨具有一种健全的理智,这使得他从那些教条主义的立场中得到自己的战争理论。在第一章中每当他提供了一种对于战争的基本的概念化的充分说明,或者得出其逻辑上的结论时,他就会转向对立的方面,从这个角度出发考察他的主题的全新方面。

对于解读第一章而言,上述这些内容就意味着,克劳塞维茨将战争概念化为一个过程,它在“奇妙的三位一体”与最初三个部分构成的定义之间的对立中得以展开。这些对立指的是界限性的概念、趋势和维度,它们用以描述每一场战争。这些极端的一极或另一极,凭借历史状况、外在环境和在每一种情形下做出的决定,以对方为代价得以显现。但每一场战争,其特点在于,暴力行动及其“最初的暴力性”的工具理性、行动与对抗行动间内在必然的逻辑的工具理性,以及概然性和机运的作用的工具理性之间对立。战争作为政策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本身就取决于一种无法克服的紧张。克劳塞维茨指出,政策对于战争的影响十分剧烈,但他同时也强调,在做出发动战争的决定时,政策也会使用其他手段。

克劳塞维茨在第一章中展开论证的方式主要遵循行动、对称性对抗行动、不对称性对抗行动的逻辑。在他看来,行动是与目的、目标和手段的合理性联系在一起的,行动与它自身的力量手段的关系,以及与敌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工具性关系,这种关系将其视为一种目标。但由于敌对双方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就出现了一种动力机制,这种动力机制释放了其他形式的合理性。最初,“做同样的事情”会导致一种对称性对抗行动,这种行动所表达的是[118]双方都试图打败对方,它主要与敌人的行动,而非与作为目标的敌人有关。

这种对抗行动的自反性(reflexivity)在导致极端的三种相互作用中,导致了暴力的升级和绝对,而在导致有限战争的三种相互作用中,则通过敌对双方的沟通和时间的推移,导致了暴力的缓和。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发展出了双方都做相同事情的动力机制走向终结。由于双方都在做相同的事,每一方都想要强迫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抵抗行动,这种抵抗行动以表现为决意不让对方强加其意志于我们,并主张自己的意志或特殊品质。最后的这种不对称性对抗行动的概念可与最初的行动概念相联系:不允许敌人强加其意志于我们可以同样好地被解释和描述为是在主张自身的意志,这也正是双方想要强迫对方接受的东西。事实上,行动、对称性的对抗行动和不对称性对抗行动之间的区别不仅区分了不同类型的行动,也在同一类型的行动内部进行了区分。

与克劳塞维茨同时代的黑格尔强调,真理无法仅用一句话来表达。黑格尔的每一项陈述,就如同克劳塞维茨的每一项陈述,都随之召唤它的一项对立。[23]正如前面我们引用的,林尼贝奇这样来强调克劳塞维茨提出其理念的方式:“克劳塞维茨提出的陈词和与之对立的陈词就像‘砝码和平衡砝码’,我们可以说,通过它们的作用和对抗作用,真理的天平就达到了平衡。”[24]《战争论》第一篇第一章中的陈词和与之对立的陈词是在这一章开端的由三部分构成的定义和结尾处“奇妙的三位一体”。在第一章中,克劳塞维茨描述了暴力/武力、战斗和政治这三个概念领域的相互对立的效果。战争通过这些“界限概念”(Muenkler)得到描述,在克劳塞维茨的论述中,这些界限概念构成了每一场战争,并且,在其范围之内,战争作为一种“之间”(Between)的形式得到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