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克劳塞维茨用一个工具性定义开启了《战争论》:“因此,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75)然后,他在战争升级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推导出了战争的概念[95](75-77)。最后,在“理论的结果”部分,他得出了“奇妙的三位一体”(89)。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三种概念化之间并不兼容。的确,克劳塞维茨的定义、他最初的战争概念以及“理论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并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就出现在他认为已经完成的唯一章节中。是克劳塞维茨无法抓住他的战争经验的复杂性,还是他的阐述具有一种并不清晰可见的结构?这里是否存在需要解决的困惑?

通常情形下,复杂的概念总是令人费解,无法得到明确界定。我们知道其中的意味,却难以直接表达它。比如,何谓自由,何谓无限?这些概念缺少准确定义,但这并不表示它们不是不可或缺的。清晰性的缺乏是一个问题,但也是这些概念的力量之一,因为它意味着无穷的差异与区别,并且,进一步的发展也是可能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表达了这样一个概念:它的多面性使它更像一个谜,而非明确的概念化。尽管他的战争理论具有不确定性,但他的目标是提出“清晰的理念”。他说,人类的心灵“有一种对清晰性的普遍渴望,希望感受到自己是事物的有序规划的一部分”(71)。

概念不只是文字,也不只是有关对象的描述。它们试图表达一些东西,例如表达对象的本质或功能。但在诸如战争这样的复杂事务中——这是克劳塞维茨著作的主题——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呢?当我们说起他的战争理论,我们指的是他赋予这个词所有可能含义的集合吗?它们可能会随着时间改变,或者,我们指的是通过抽象而识别出的那些不变的特性?另外一个影响[69]概念理解方式的因素是它们同其他概念的关系。比如,如果将战争同其他暴力形式区别开来,那么,聚焦点就在于政治环境。根据战争是国家或共同体组织的武力使用,战争也可以与其他形式的战斗区别开来;或者根据战争是暴力的,战争还可以与其他形式的政治区别开来。此外,概念还不同于现实。它们抓住现实,并且同时提供了我们行动的根据。概念化具有反射效果(reflexive effects)。我们形成概念的方式对我们的行为产生了影响。

在克劳塞维茨的一生中,战争的现实以根本方式发生了变化。他参加了普鲁士军队,当时战争依然完全基于18世纪给战争规定的原则进行。克劳塞维茨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军队的战争扩张,经历了拿破仑战争的新活力和游击战。他也参加了当时的军事改革,为普鲁士民兵辩护,将其视为重大成就,尽管他是在复辟时代普鲁士民兵被取消之后这样做的,并且他也分析了解放战争之后限制战争所做的尝试。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克劳塞维茨批评了诸如冯·布洛(Von Bülow)这些作家的军事作品的纲要属性,从这时开始,他的理论著作聚焦于战事的变化和战争的变动属性。战争图景的变化是克劳塞维茨理论的重要柱石,也影响了他的概念化。

为了使克劳塞维茨著作中战争概念的不同维度成为人们的关注点,考察一些已有的解读不无裨益。比如,在有关克劳塞维茨的文献中,一个尤为重要的问题是“绝对战争”和“总体战争”的区分。克劳塞维茨在不同时期额外赋予了概念化不同功能,对概念应该去做什么做了不同解释。正如我们前面讨论的,借助以耶拿、莫斯科和滑铁卢为代表的彼此对立的战争经验,就有可能解释这些对立。但克劳塞维茨并非只记录下这些对立,将它们放在那里不管,而是尝试以“奇妙的三位一体”的形式提出一种统一的战争理论。这是他表述自身理论的出发点。但为了提出和证实这个概念,他需要《战争论》整个第一章的阐释。因此,“奇妙的三位一体”在这一阐释的最后被引入,这符合逻辑。

一 有关克劳塞维茨的各种对立的解读

[70]阿隆认为,直至生命结束,克劳塞维茨才获得了一个在任何他没有修订过的著作中都无法找到的立场,这就是有关战争的“抽象的、不真实的、哲学的和理想化的特征”,一种“符合它(战争)的定义”的观念。[96]阿隆试图驳斥“绝对战争”对克劳塞维茨来说是一种真正战争理论的观点。正是从这种观念出发,有些人得出结论说,毁灭战的理念是克劳塞维茨思想的核心。沿着这种看法做出的解读不仅可以在克劳塞维茨最尖刻的批评者比如哈特(Sir Basil Liddell Hart)和基根(John Keegan)那里找到,也可以在德国军事思想家们的作品中找到,他们总结说,绝对战争或者毁灭战争,是战争的唯一真正的形式。

比如施里芬伯爵宣称克劳塞维茨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使“绝对战争”、毁灭战的理念在德国军官团的思考中保持活力。克劳塞维茨的评论家也经常持有相同观点。他们认为克劳塞维茨必须为欧洲的军事化,特别是19、20世纪德国的军事化承担责任,哈特批评说:“将军们开始沉醉于克劳塞维茨的葡萄酿造的血色红酒中。”[97]有些人甚至看到了克劳塞维茨有关绝对、极端的概念化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表述的“总体战”观点之间的联系。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在他的著名的体育宫演讲中对此做了重申,在这篇讲演中,他要求人们了解:“你们想要总体战么?如果必要的话,你们想要一场甚至比我们今天可以想象的更残酷更激进的总体战么?”[98]阿隆不认为克劳塞维茨是毁灭战理论家,并试图阐明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的概念化中的潜在的分析要素。然而,必须追问的问题是:这一点是否可以借助克劳塞维茨理论与真实战争之间的对立得到实现,他的概念化本身是否仍然自相矛盾?

在《战争论》第一篇第一章中,克劳塞维茨认为,对于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来说,在“抽象思维的领域”,这些相互作用意味着,精神“永远不能停止”,在到达极端之前永远找不到一个固定点。克劳塞维茨将这一主张奠基于如下论证基础上,即当“绝对的概念”作为持久的相互作用的结果[71]被推论出来时,极端便会产生。但克劳塞维茨强调(78),这些极端不过是观念的相互作用,由几乎看不见的一系列微小的逻辑差异产生。阿隆认为,在这种语境下,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概念是纯粹抽象的,和现实没有关系。那么,战争理论会成为“现实的对立面”么?[99]阿隆对克劳塞维茨的“绝对战争”的理解使他进入长长的评论家行列中,这些评论家包括罗特菲尔斯(Rothfels),基塞尔(Kessel),里德尔(Ritter)和哈尔韦格(Hahl weg),在这个名单中,他最为典型。

我们可以这样概括这些作家们的立场,他们认为,克劳塞维茨在第一章开头提出的战争概念,具体来说就是在这一部分中考察的战争走向绝对和极端的倾向,是不真实的。这些评论家认为,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是一种超出了现实范围的理想类型,是一种纯粹理论的观点,不应与真实的战争混淆。在论述完战争升级的相互作用之后,克劳塞维茨的确马上强调了概念的、抽象的走向暴力升级的趋向与真实战争的区别。他说,如果必须在每次战争中都做“最大努力”,这就可能是“一种抽象,对真实世界没有丝毫影响”(78)。

尽管如此,我们也还不得不问,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是否最终不能被解读为一种对现实加以规范的理念,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能这样解读。罗特菲尔斯(Hans Rothfels)强调克劳塞维茨将绝对战争视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理想,认为它是给一系列差异巨大的现象带来统一性和客观性的东西。因此,罗特菲尔斯继续论述说,对克劳塞维茨来讲,“绝对战争”无疑仅仅意味着战争作为一种抽象物,是一种“纸上的战争”。然而,罗特菲尔斯也指出了克劳塞维茨观点的另一面。他说,克劳塞维茨试图借助另一个更深层的概念,也就是作为焦点的“战斗”的观念——即便在战争中不存在这样的战斗,解决了绝对战争和真实战争的对立。罗特菲尔斯强调战斗,但也在形式上维持绝对战争和真实战争的区分,因此他倾向于将注意力转回到战争的绝对性特点上。[100]

诺德利斯(Panajotis Kondylis)认为,阿隆有关克劳塞维茨的“自由的”(liberal)解读涉及对两对矛盾概念的关注:“抽象战争——盲目暴力”和与之相对的“真实战争——理性政治行动”。根据诺德利斯的观点,阿隆主张的“盲目暴力”[72]只有在理论上才是战争的特征,现实中的战争则由理性政治行动决定。诺德利斯认为,这种“自由的”立场基于“稀释的暴力”和全部现实之间的二元论,前者被限定在抽象范畴中,在后者那里,唯有缓和行动才是可能的。最后,“缓和行动”的理念蕴含着一种有远见的平民参与者的存在,他们意识到了自身的职责;但结果却是,军事行动的独特性和战争的动力消失了。根据诺德利斯的观点,阿隆对克劳塞维茨的解读也造成了一个影响广泛但却致命的错误:它混淆了两种对立,一种是抽象战争与现实战争的对立,另一种是毁灭战争与有限战争的对立。[101]

然而,除了(战争概念的理论身份)这个区别之外,诺德利斯的立场并未真正远离阿隆。诺德利斯基于克劳塞维茨的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界定战争,认为战争受到了本身并非战争的组成要素的抑制。但这并非完全不同于阿隆的说法,阿隆认为,存在一种与走向极端的强化相对立的缓和力量。根据他的观点,这种力量外在于作为一种简单的力量较量的狭义战争;但它却蕴含在有关作为整体政治的一部分的战争的总体定义中。阿隆和诺德利斯的唯一真正不同在于,究竟是什么阻止战争以一种“不受抑制的”方式展开。对阿隆来说是政治,对诺德利斯来说是文化:诺德利斯说,在文明状态中,战争被其他生存因素稀释了。[102]

克劳塞维茨根据存在于概念的严格逻辑与真实战争之间的障碍解释两者的差异:

在此谈到的障碍是国家事务中被战争影响的大量因素、力量和情况。任何逻辑序列都不能通过无数的曲折走向进步,就如同它是连接两个推论的简单线索一样。

真实的战争陷入“曲折”中(579)。未解的难题——这也是一个重要差异——是克劳塞维茨赋予这个概念和这种抽象的身份。诺德利斯和阿隆以不同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对诺德利斯来说,在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中,战争主要由搏斗、抗争、为了获取生存的战斗和敌对来决定,这导致诺德利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解读克劳塞维茨。阿隆也看到了这一方面,但他更多地强调[73]作为政治整体的一部分的战争的“总体定义”(overall definition)。我们也可以看到,阿隆区分了主观政治与客观政治,并且,客观政治与社会或文化之间,并不像人们在阅读诺德利斯对阿隆的批评时可能想到的那样,有清晰的分界线。

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概念还原为“绝对和极端”,不仅给那些从不批判的崇拜者,也给那些批判者,带来成问题的后果。这一点也适用于20世纪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军事思想家,他们基于这一鲜明的战争概念,看到了毁灭乃是战争的普遍性目标的观点,也导致了在诸如阿隆的解读中可以看到的内部矛盾。一方面,阿隆说政治有一种根本性地缓和与克劳塞维茨概念相对应的那种战争的趋向;但同时,他也认为政治本身决定着走向总体战的趋向(很明显,在这里想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以及与之相关的战争的受限制特征。

克劳塞维茨的确区别了两种战争:因为内在逻辑导致极端的战争,[103]三种走向缓和的相互作用发挥作用的有限战争。其中的一个区分实际上是战后的“政治状态”,它对战争发动的方式产生了影响,并且缓和了绝对的或抽象的战争(78)。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在克劳塞维茨看来,当战争仅仅遵从其内在的法则时,便会导致极端。他强调,极端因此会抵达“抽象思维的领域”,因为概念遭遇到了一种仅仅遵从内在法则的“力量冲突”。另一方面,政策是某种不同于并且外在于战争的东西,给它为这种走向极端的趋向设置了根本性限制。但在《战争论》第一章,克劳塞维茨重复了我们通过1827年的笔记已经熟悉了的那个区别,他说,战争或者是无限制的,或者是受到限制的,并且他强调,和现象展示给我们的不同,这两类战争都由政策决定。[104]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概念的确存在一个重要问题,但阿隆和诺德利斯的分歧不像诺德利斯说的那样大。

如果要找一个与阿隆真正对立的观点,我们可以在基根的作品里找到。基根也认为战争具有一种更为完备的总体性的特征,他将这种更完备的总体性称作文化。但[74]他确信,当战争遵从本身的法则,任其发展时,并不必然导致绝对的或极端的暴力,而只会被外部的和其他的东西缓和。根据这一观点,对于燃烧起来的战争怒火(furor belli),有其他一些内在于战争自身的限制。

基根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战争是事关生存与死亡的斗争,但其存在内在的限制或平衡,可以限制其强化到极端状态。这些内在的限制或平衡包含生存的本能、对被杀的恐惧、人类学意义上的使我们不愿意杀害他人的条件性抑制、职业化、仪式化和习俗化。这种解释并不能根据战争的内在逻辑的发展说清楚为何战争要升级,而根据与之相反的外部因素做出说明,这些外部因素包括:政治和社会-文化发展、由武器技术和工业的发展而导致的对杀戮的抑制的失效,和社会道德不平等的产生。所有这些因素都造成了一种感觉,即敌人已经在原则上不再和我们保持平等。造成空间、时间和社会道德方面的距离的一个因素,是敌人已经从一个人转变成了武器攻击范围内的一个物体。这种转变可清楚地见于空间距离中,例如在使用诸如导弹等现代武器系统的情形下。[105]

我们可以将基根和阿隆视为理想类型,视为在对克劳塞维茨的解读中的正相反对的极端。如果我们做一简化,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观点之间的差异。在第一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中,克劳塞维茨似乎主张战争的内在法则必然会导致一种极端,因为战争是暴力的和战斗的一种形式。通过战斗和使用武力,战争逐步超越现有界限。根据阿隆的解读,这种趋向通过诸如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得到缓和。克劳塞维茨强调:

我们决不允许自己被误导,视战争为纯粹的武力和破坏行动……相反,必须认识到,战争是一种并非完全自发的政治行为、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106]

在这里,克劳塞维茨反复强调了各种对立之间的紧张,这非常典型,甚至在他的观点看起来是清楚时也是如此: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因此它并不完全承载内在于自身的全部法则。与克劳塞维茨不同,基根认为,正是政治和工业化这些战争的外部条件,而不是[75]其内在的那些要素,导致了战争中对暴力的越来越多的去抑制化(disinhibition)。

二 “绝对”和“总体的”战争

为了恰当理解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的不同概念,需要更进一步考察“绝对的”和“总体的”战争的关系。克劳塞维茨的评论家指责他使用绝对战争的概念,以此倡导总体战。为他辩护的人则认为在这两个概念之间有根本区别。比如,阿隆认为:“任何将绝对战争等同于总体战的人……都不是在解读他,而是在篡改他。”但不久之后,阿隆便研究了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在这里他也说“对于强化以至于走向极端的那种抽象需求”绝不是“行为方面的命令”(praxeological imperative),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得出结论说,只要我们研究一下真实的战争,就会看到,不仅缓和行为的可能性,而且对于强化的抽象需求,都是决定性的。[107]按照阿隆的观点,看待该问题的这两种方式之间的唯一区别是,概念的层面仅仅受绝对物和极端物规定,而在真实的战争层面,走向极端的趋向是两种相对立的可能性之一。

早期的克劳塞维茨和普鲁士军队改革家都认为,如果要成功发动战争,如果普鲁士国想要存活下去,全民族的潜力都要被动员起来。这种观点和总体战的概念之间的确存在一种密切关系。这种观点也主张,在发动战争的过程中,要使用所有可以想到的军事力量上的资源和手段。早在1922年,鲁登道夫,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陆军部队指挥官,曾这样写道:“不可改变的事实”意味着,即将到来的战争将会呈现出“总体战”的特点。鲁登道夫通过全欧洲人口增长时引入的强制服兵役,以及愈发具有破坏力的新式武器系统的发展,解释了这一战争方式的发展。[108]这种“总体”战争以如下虚构为特征,它宣称,发动战争是为了确保“民族生存”。也就是说,这不仅事关武装力量,而且直接影响每个个体公民的生活与“灵魂”,由此可以得出,政策也必须呈现出这种总体特征。

[76]鲁登道夫有关战争的总体化的观念多少是从克劳塞维茨那里获得的灵感,但同时,他也将自己同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分离开来。他写道,克劳塞维茨的所有理论都应被抛弃。在鲁登道夫看来,战争是人民生存意志的最高表达,因此政策应该服务于战事,而非相反。在鲁登道夫的作品中,作为一种道德方面的绝对物的“人民生存意志”的提升,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毁灭的理念,在逻辑上导致放弃政策的优先性。这一立场与克劳塞维茨完全对立。鲁登道夫放弃克劳塞维茨,这表明克劳塞维茨的评论者们归结给他的毁灭的理念优先的观点,不能轻易地同政策的优先性相容。

正如我们此前提到的,必须承认,克劳塞维茨对他的多元的战争概念之一的最初使用,一上来就与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相关联。但在这里,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它所指的不是作为整体的战争,而只是在最初由三部分构成的战争定义范围内的“战争的目标”。对克劳塞维茨来讲,“纯粹理论”的概念和“绝对战争”的概念在本质上就是指战争的目标。虽然这在克劳塞维茨一方看起来是一种还原论,但它却可以解释“绝对战争”和“总体战”之间的差异。总体战给人的印象是,在这里军事目标已经独立出来,转化为更高的意图。军事目标和战争意图的反转对于总体战来说似乎是决定性的标准。[109]

比如说,社会学家弗莱尔(Hans Freyer)在20世纪20年代总结道,一切政治不过是“威胁发动战争,准备战争,延迟或推进战争,激化或阻止战争”。在弗莱尔看来,国家因战争产生,并通过备战和真实的战争维持自身的存在。进一步来说,国家需要“一些其他东西,一些展示它作为许多国家之一的现实的东西:一种征服的范畴”。国家必须“为了存在而去征服”。这种军事目标向某种具有自发性之物的转变将绝对战争的理念转变为总体战。对弗莱尔来说战争不是一种手段或一种工具;它在自身中发现了自己的意图。国家“在最公开地体现战争的时候,才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最纯粹时刻”。[110]在克劳塞维茨的作品中,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了对军事目标的理论的和历史的扩张的认可,(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也发现了战争的生存性[77]观念,但没有这种类似完全反转目标与意图的东西。

三 克劳塞维茨作品中“概念”的不同功能

在关于三种相互作用的分析的末尾,克劳塞维茨有关概念与现实的不同、甚至对立的论述非常有名,并经常被引用。在这个问题上,他反复地谈到“抽象思维的领域”,谈到它和现实战争的区别。[111]但在三种相互作用之一中,他也提到了理论和现实的对应关系。他强调两者的根本区别,但也认为“文明的进步丝毫不曾妨碍或者转变消灭敌人的冲动,后者是战争观念的核心”(76)。

在第八篇开始,克劳塞维茨将战争的概念解读为某种绝对的东西、一种理想、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现实只能在有限程度上与之接近。他说,理论的战争与现实的战争之差异不可消除,但

理论有义务赋予绝对形式的战争以优先权,并将这种形式作为一个一般性的参考点,以便那些想要从理论中学习的人习惯于时刻记得这个点,用以衡量他的所有期望和恐惧,并在他能够或必须接近这个点时接近它。(581,强调为原文所有)

这种朝向绝对形式的战争的倾向被如此强调,以至于克劳塞维茨将真实的战争描述为“某种不连贯和不完整的东西……某种完全不同于根据理论本应该如此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对克劳塞维茨来讲,真实的战争甚至似乎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但也有例外。克劳塞维茨说,“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亲眼看到战争达到这种绝对完美的状态”,我们就会怀疑,绝对战争的理念能否成为现实。对克劳塞维茨来说,(第八篇开头)拿破仑发动战争的方式是战争概念的实现。在法国大革命的短暂前奏之后,“波拿巴快速而粗鲁地把战争带到了那个点上”。克劳塞维茨说,战争的这种展现[78]“应该使我们再次转向纯粹的战争概念及其所有严格的内涵”(580),因此是自然且必然的。

然而,我们必须牢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概念被整合进了三种基本的对立中,并且,它在每个对立中各不相同。克劳塞维茨承认理论与现实的不同,却赋予“绝对战争”的观念以优先权,而后者已经在拿破仑战争的形式中成为现实,这里我们便可以发现第一种对立。在第八篇的开头部分(581),克劳塞维茨提出战争绝对性的理念,目的是尽可能地拉近理论和现实的距离——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差别。因此,在好几个地方,克劳塞维茨将某物的概念用作一种调控性理念,由这一理念可以推出现实和政治实践的结果,包括战争。比如,在一段话中,克劳塞维茨解释了战区、军队和战役的概念,但随后得出结论:它们不能得到更准确的规定,因为“不像科学或哲学的定义,它们对任何规则来说都不是基础性的”(281)。

在克劳塞维茨看来,这就意味着,战争的实践结果从“哲学性的定义”中产生,虽然他指出,在其他情况下,这种建立在战争的概念基础上的论述方式是一种抽象。我们可以在第一篇第一章中找到第二种对立,在这里他将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视为战争概念的深化,但他这样做只是为了使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异和距离变得更为清晰可见。

克劳塞维茨在这两种立场之间来回切换,我们尤其可以在第八篇中清晰地看到这种切换的方式。在那里,他说,单纯在理论基础上建构一种有关应然战争的理念是不被允许的。相反,我们应该为一切介入战争中的外部因素提供空间,尤其是为潜在的不一贯性、不准确性和人的怯懦提供空间。因此我们必须直面如下事实:战争及其给定的形式由在它之前的理念、感觉和环境所引发。克劳塞维茨说,即便在“波拿巴统治时期”,即战争呈现绝对形式的那个时期,亦是如此。但在限制理论的功能之后,他却指出,理论必须继续着眼于绝对形式的战争(580)。

第三点即最后一点与两个狭义的战争概念——战争作为一种搏斗的概念和战争作为力量较量的概念——之间的对比相关联,也与战争的总体概念[79]——战争作为更完备的整体的一个部分——相关联。在某个地方,克劳塞维茨说:

从根本上来讲,战争是战斗,因为战斗是在普遍意义上被称为战争的多元行动中唯一有效的原则。速战的需要促使人类发明了在战斗中获得优势的合适工具,并且它们也带来了战斗形式的巨大变化。(127)

战争中唯一可以使用的方式就是战斗,虽然这可能会产生出许多不同形式,并且,从最初作为仇恨和敌意的野蛮的释放以来,经历了漫长的道路,许多并非战斗的力量也可能会侵入。战争的概念总是意味着,所发生的一切最初必定都源自战斗(95)。

克劳塞维茨利用诸如“抽象的思维”(79)和“纯粹的战争概念”(90)这些术语描述这一狭义的战争概念的特征。在第八篇开端,他将“战争的一般概念”理解为为了摧毁敌军而展开的战斗(577)。他在《战争论》中反复强调,战争“无法遵循自身的法则”,相反,它必须被视为一个更完备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整体就是政治(606)。对克劳塞维茨来讲,概念在这里同样发挥了两项根本不同的功能。一方面,他使用了一种着眼于战斗的狭义的、即时性的战争概念,另一方面,他强调,战争的概念涉及的是战争的整体,并且,必须被理解为这个总体的一部分。

四 三种战争概念:耶拿、莫斯科和滑铁卢

我们如何才能解决克劳塞维茨笔下关于战争的不同概念之间存在的紧张、冲突,甚至有时是矛盾呢?历史和体系的因素的结合可以说明,在与清晰的战争概念的关系中,克劳塞维茨出现的摇摆和不确定。早期的克劳塞维茨认为,在概念和现实之间存在一种直接的一致性。在倾听了(康德的追随者)基塞维特(Kiesewetter)的讲座之后,克劳塞维茨吸收了他的观点,区分了两种形式的真理。形式的真理是理念和思维法则(即逻辑)之间的一致性,而质料的真理是理念与它表象的对象之间的一致性。[112]随着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变得越来越复杂,他也许发现已经不能再仅仅根据理念与现实之间的一致性来表达[80]它,尽管这种一致性仍然是他想要达到的目标。

克劳塞维茨之所以既保留理念和现实之间的一致性,又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有历史性的和体系性的原因。耶拿时期发生的真正的战争由拿破仑发动战争的方式决定,对此,克劳塞维茨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体验到这些战争是战争的“绝对形式”。这里的决定性因素是毁灭的原则,是不计代价发动战争,是动用整个国家的资源。通过和这种绝对形式的战争对比,早期的内阁战争受到了极大限制;在18世纪,没有人能想到拿破仑将要展示的那种战争的可能性。在克劳塞维茨看来,呼吁理论和现实之间的一致意味着概念化必须着眼于这种新的战争形式。出于那些与军事无关的因素,比如可以利用的财政手段,18世纪的战争仍然是有限的,与之相对,在克劳塞维茨看来,拿破仑采取的是赤裸裸的和“纯粹的”战争形式。准确地讲,因为拿破仑在发动战争时使用了法国所有可用的资源和手段,战争近乎展示出它的“真正面目”,而无需受制于非军事因素的考虑。

同样,必须考虑拿破仑发动战争的新方式取得的巨大成功。在短短几年之内,他打败了几乎所有欧洲强国,将法国的影响范围扩展到几乎整个欧洲。耶拿和奥尔施塔特双城战表明,这种新的挑战即便对普鲁士这个军事强国来说也太大了。如果普鲁士想要在政治上生存下来,似乎只有一个选择:普鲁士的军队必须根据新的战争方式重组。普鲁士军事变革就是针对这一目的的尝试,早期克劳塞维茨讨论新型战争的著作也是这样的尝试。战争的理论必须着眼于这种新的战争方式,以便符合现实,而确保国家政治生存的需要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由此产生的结论是,所有战争实践造成的结果必须能够从战争的新概念中得出。通过把理论和现实之间的一致同着眼于拿破仑的战争方式相结合,克劳塞维茨得出了如下公式:[81]为了能够确信地说出“摧毁敌人的军队”是战争的主要原则,我们只需记住战争的概念(258)。

莫斯科和克劳塞维茨对拿破仑俄国战役的分析是一个转折点。“战神”拿破仑以及他的战略仍然是克劳塞维茨的理想。尽管与此同时,俄国战役的失败使克劳塞维茨认识到这种战略并非适用于所有情况,有可能会产生障碍。克劳塞维茨将这些发动战争的障碍称为“摩擦”。他说,战争中的任何事都非常简单,但最简单的事却是困难的。这些困难不断累积,导致摩擦,没有亲眼目睹战争的人无法真正想象它。摩擦是区分真实的战争和纸面上的战争的唯一概念:

这种巨大的摩擦,不像在力学中那样,被还原到少数几个点,它在任何地方都与偶然性相关联,并且带来了无法衡量的影响,只因它们很大程度上由偶然所致。(120)

这些由偶然性造成影响的例子便是天气,天气可以降低连队的行进速度或使敌人隐藏起来。

这种摩擦导致战争成为“一种类似于抵抗元素中的运动”。战争带来的危险及其需要的体力支出导致了摩擦这种罪恶的增长,以至于摩擦可以被视为战争最重要的原因(120)。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第一篇中关于摩擦的评论源于他对俄国战役的分析,他几乎把相关段落逐字拿了过来。[113]克劳塞维茨继续将拿破仑发动战争的方式视为一种理想的和调整性的原则,但从此只存在于理论的领域——与之对立的是现实和摩擦强加的一系列限制。

在克劳塞维茨的时代,摩擦概念是自然科学中的一个主要问题。18世纪关于物理世界既有的观点由重物之间的吸引力解释。但两种物体之间的相互摩擦,或者说摩擦力,在这种世界观下却无法得到解释。将某物置于一架倾斜的飞机上将会发生什么?当摩擦力被克服,它早晚会滑落。只要依靠天体力学的法则,便不可能计算这种情形可能发生的时刻和速度。摩擦的概念粉碎了有关世界的流行观点,因为处在摩擦状态中的倾斜飞机与假想的[82]支配星球的无摩擦力运动的法则并不相容。在克劳塞维茨写于莫斯科战役之后的作品中,绝对战争同时被视为一种处在边界线上的案例和构建的点。现实围绕着这个点转,但无法到达这个点。同样的问题在当时的数学中得到了讨论,其形式为从无限小的距离向微积分中的极限的过渡。[114]

耶拿战役后作为“理想”的绝对战争的概念,和莫斯科战役之后作为受到摩擦限制的调整性理念的战争概念,这两者的区分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搞清楚。在第一种情形下,关键是要抓住绝对的和压倒性的摩擦:

铁一般的意志力可以克服这种摩擦;它粉碎了任何障碍,也损耗了机器……高傲精神的坚定意志力支配了战争的艺术,就像方尖碑统治了它耸立其上的城市广场。(119)

在第二种情形下,人们需要记住什么是可能的和可以感觉到的。现在是“本能和机智”使有经验的官员,比如一位“出入上流社会的人”,在任何情况下总能做出恰当的决定,下达必要的命令。多年的经验和实践意味着一名官员不用真正去想就懂得,有时摩擦可以克服,有时则不能(120)。

虽然莫斯科战役之后概念化的差异看起来似乎很小,但实际上却是根本性的。首先,借助“铁一般的意志力量”,摩擦得到了克服——在这里克劳塞维茨描述了拿破仑的军事天才,尽管没有直接提到他的名字。但决定性的问题已经间接地提了出来。长期来看必须付出的代价是,尽管障碍破除了,但“机器”本身也损耗了;也就是说,拿破仑的军队将在莫斯科战役中被摧毁。我们已经看到了莫斯科的阴影,也许也看到了滑铁卢的阴影。在莫斯科战役后,问题不再是不惜任何代价克服障碍;本能和机智决定了在每一种情形下行动的正确路线。

基根是克劳塞维茨最严厉的批判者,他有一个与克劳塞维茨的理念相当的公式,即战争的可以设想的极端状态被实际生活的“摩擦”所限制。但基根显然并未意识到克劳塞维茨已经提供了同样的公式。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总是受到限制,这不是因为人们想要如此,而是因为大自然决定了这一点。李尔王[83]在指责敌人的过程中,可能威胁过要“做这样的事——尽管我知道这些事眼下并没有做出来——但这些事应该是世界的恐怖状态”;但正如处于困苦情况下的其他统治者发现的,恐怖的世界难以想象。资源匮乏,天气恶化,季节更迭,朋友和盟国的意志衰退,人性本身可能也反感冲突带来的种种艰辛。在困厄的情形下甚至好战的人也可以想象“世界的恐怖”,在面对这种恐怖时,这些说法可能显得愤世嫉俗。基根有关战争和暴力总是受到自然规定的限制的结论应该这样来理解:理论上可以设想的极端暴力在现实中受到外部条件的限制。克劳塞维茨通过强调理论上要求的极端和真实战争中的限制之间的区别,也持有同样的立场。[115]

克劳塞维茨比基根更明确,因为他考虑到了限制暴力的人和社会两方面条件,也考虑到了“自然”条件。对他来说,区分可以设想的极端和真实战争的关键是时间和空间限制、政治世界中与之前事件的关联,以及对战后想要实现的政治情形的计算。在这里,克劳塞维茨也谈到了一种相互作用,但这一次却是一种走向调和的相互作用,而非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这就将走向极端的冲动带回到一定范围的努力之内(78)。

然而,正是滑铁卢之战迫使克劳塞维茨提出了一个在根本上全新的战争的概念化。正如我们已经展示的,他在分析1815年比利时战役时这样做,这场战役以拿破仑最终战败告终。在写于1827—1828年的文字中,克劳塞维茨批评拿破仑未能将战败控制在滑铁卢,而从此刻开始,特别是在他的笔记中(标注日期是1827年7月10日),他强调战争的双重本质。在此仍然需要考虑到战争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的过渡,“但必须时刻认识到,这两类战争的目标差异巨大,由此带来了不可调和的方面”(69)。

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来讲,这句话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在笔记中,当他从“两种类型的战争”出发,计划对《战争论》进行修订时,便意味着他不再将战争视作一个整体,并因此也不再有一种统一的战争理论。战争不再只通过战斗的概念[84]被定义,因为对滑铁卢战役的分析表明,有两种在形式上有着根本区别的战争,它们通过不同方式发动。在第八篇的后面部分中,克劳塞维茨提出了他从两种战争的区分中得出的结论。他说,到目前为止,他已考察过战争与其他个人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差异。他说,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要从人类的本性中去找。

现在,他的目的是要识别在实际生活中将这些相互矛盾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统一体。克劳塞维茨解释说,有必要一开始就明确强调这些矛盾,单独考察这些战争的不同因素。但它们的统一体却通过如下概念得以把握,即战争只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战争绝不是自主的。在提出这一点后,克劳塞维茨引入了那个著名的公式:战争只不过是政策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他提出“通过其他手段”,并且同时主张,这一政治交往不会因战争而终止;其本质继续存在,而不会转变成不同的东西。战争中的各种事件发展的主线,将各种事件结合在一起的主线,是“贯穿整个战争直到随后的和平的政治主线”(605)。

让我们总结一下迄今为止的论述。克劳塞维茨最初认为拿破仑的革命战争不存在限制,但当他看到并非如此时,他开始意识到政治条件的重要性,因为它影响了滑铁卢之战的结果。在滑铁卢之后,克劳塞维茨不再运用唯一一种战争的概念,因为他的理论必须吸纳两种在形式上根本不同的战争;正如他在笔记中说,必须将这些不可调和的元素分离开来。如果战斗不再能提供一种统一的概念化,那么克劳塞维茨就需要一个范畴,这个范畴能让他将作为一个整体的战争概念化。他在政治的概念中找到了这一范畴。即便不同形式的战争之间存在内部冲突,政治的压倒一切的任务是使一种统一的战争理论再度成为可能:

唯有以这种方式考察战争,其统一性才会重现;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能看到所有战争都具有同样的性质。(606,强调为原文所有)

克劳塞维茨修订其作品之意图的这两个方面,两种类型的战争,以及政治的有限性,在内容上来讲是彼此从属的。[85]两种形式的战争彼此对立的方式迫使他提出一种能将这一对立包含在内的战争理论。但是,《战争论》的第八篇和第一篇第一章之间仍然存在差异,对此我们将分别加以处理。

五 “奇妙的三位一体”作为一个不同的战争概念

之前存在的针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概念的所有解读,都认为其战争概念必须在同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中才能理解,正如《战争论》第一章开头所说的那样。在此基础上,克劳塞维茨的学生们通过不同方式,继续研究了这一概念在他笔下的地位,并且研究了战争的理论和“真实战争”之间的关系。后一个概念有时(在阿隆那里)与“奇妙的三位一体”联系起来,这一概念引入于《战争论》第一章的末尾,在那里还讨论了三种趋向,即走向原始暴力、机会和盖然性的作用,以及政治的优先性。因为绝对的、极端的暴力已经完全划归为理论,而“奇妙的三位一体”则划归为真实的战争。三位一体自身曾被认为对战争的概念来说并不重要。这种解读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克劳塞维茨明确谈到了“奇妙的三位一体”是他的战争概念。第一章的最后一句话提到“奇妙的三位一体”,他在那里强调“我们已经表达出来的战争概念在理论的基本结构的基础上散发出了第一缕光芒”(89)。[116]

在此也存在对这句话的不同解读空间:在此的用词是否就是指“奇妙的三位一体”?我个人的观点是,这个联系很明显。他说他必须单独考察战争理论如何“保持平衡”,如何在构成“奇妙的三位一体”的三种趋向之间来回游移这个困难的问题。他的目标是提出一种能满足现实需要的理论。正是在此语境下,他谈到了他构建的战争概念(89)。因此在第一篇第一章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战争概念。克劳塞维茨发展了第一种概念,是为了澄清[86]抽象的绝对战争和历史现实的战争之间的差异与距离。第二种战争概念,也就是“奇妙的三位一体”,是将战争作为整体进行概念化的尝试。

紧随其后,在第一篇第二章,克劳塞维茨说他现在想要考察意图、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想“暂时性地……考察纯粹的战争概念”(90)。他在此所说的“纯粹的战争概念”不是指“奇妙的三位一体”,而是指他在第一章开头使用的战争概念。克劳塞维茨在第一章开头和结尾都说到战争概念,由此赋予了“奇妙的三位一体”另一维度:它本身需要理论的身份。第一章以考察克劳塞维茨描述的“定义”为开端,接下来在与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对战争进行概念化。但在这一章结尾,他谈到了理论的后果,并且谈到了作为他的战争概念的“奇妙的三位一体”。

克劳塞维茨在这一章开头提出的定义,也就是“奇妙的三位一体”,和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之间有怎样的关系?第一章是克劳塞维茨唯一修订过的章节,在这一章中他试图以聚焦的方式总结他的理论观点,以及他有关战史的反思和他的战争经验。在此,他的目的是要勾画出他的整个著作将要遵循的方向。

如下假设是说得通的,这就是,假设这个定义,即在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的内部形成的战争概念,和作为理论后果展示出来的模型(“奇妙的三位一体”)可以兼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兼容。但我们发现,在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中,这一定义,也就是那个最初的概念,以及“理论的后果”彼此之间却不兼容。定义开启了一个工具性维度,(在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中的)最初的战争概念不能同暴力和战斗的极端分离,而奇妙的三位一体则将战争理解为由相互冲突的不同趋向构成。

克劳塞维茨的概念化仍然模棱两可。我们必须总结指出,他从未成功地将他的概念化中的相互冲突的元素作为统一整体的部分整合起来。尤其是,将暴力的绝对和极端描述为战争的概念已经导致了两个问题:它已经对解读[87]克劳塞维茨产生了不良影响,并且同他在第一章中讲述的其他内容矛盾。如果再加上那个著名的公式,虽然这个公式没有明确作为一个定义呈现出来,但它具有定义所需的一切特征,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没有任何方式可以使他的定义,同在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的语境下的原初概念、公式以及理论后果,彼此兼容。

对于这里展示出来的两难困境,可以有如下解决办法。如果我们假定,克劳塞维茨想要运用的战争概念只有当我们获得“奇妙的三位一体”时才能得到表达,那么,实际上就可以将整个第一章读作能够导向这一战争概念。从这一解读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这就是不应指责克劳塞维茨在著作一开始就以独断的方式引入了一个战争概念。他所做的不过是引入纯粹的战争和真实的战争的定义、相互作用和区别,引入有关政治目标的争论,以及第一章中的其他内容,通过这种方式,他发展出了他希望真正起作用的战争概念。正是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为克劳塞维茨的作品提供基础的战争概念,出现在第一章的末尾就完全合乎逻辑,在那里,它是对整部著作进行修订的出发点。

[1].语出林尼贝奇(Carl Linnebach)。Werner Hahlweg在《战争论》(Vom Kriege)第1361页引用了他的观点;英文由Gerard Holden翻译。

[2].“起初,这里有拿破仑”是尼佩代的多卷本德国史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1:Arbeitswelt und Bürgergeist.Munich,1990开头的第一句话。

[3].Stig Förster,Ein alternatives Modell?Landstreitkräfte und Gesellschaft in den USA 1775—1865,in Ute Frevert ed.,Militär und Gesellschaft im 19.und 20,Jahrhundert.Stuttgart,1997,pp.94-118;cited as Frevert, Militär.

[4].克劳塞维茨1807年1月28日来信,载于:Clausewitz,Carl von,Poli tische Schriften und Briefe,Munich,1922,Hans Rothfels编,页12;Gerard Holden翻译;cited as Clausewitz,Politische Schriften。

[5].腓特烈大帝,在霍恩弗里德-伯格(1745年)普鲁士获胜后的演讲,转引自Muenkler的Gewalt und Ordnung一书,页55;英文由Gerard Holden翻译。

[6].Peter Paret,Clausewitz und der Staat,Duemmler:Bonn,1993;cited as Paret,Staat.

[7].Karen Hagemann,“Heldenmütter,Krieger bräute und Amazonen”,载Frevert编,Militär),pp.174-200,关于这一点,参见页182-183。

[8].Gerhard Ritter,Revolution der Kriegführung und der Kriegspolitik. Napoleon und Clausewitz,in Guenther Dill,Clausewitz in Perspektive,Ullstein:Frankfurt,1980,pp.291-333;下文简写为Dill,Clausewitz in Perspektive。

[9].克劳塞维茨在日期标注为1807年1月9日给未婚妻玛丽的信,参看Politische Schriften,页10:“Verwaist irren wir Kinder eines verlorenen Vaterlandes umher und der Glanz des Staates,dem wir dien-ten,den wir bilden halfen,ist erloschen.”英文由Gerard Holden译。

[10].克劳塞维茨的Historische Briefe über die groвen Kriegsereignisse 1806—1807,载于Verstreute kleine Schriften,Osnabrück,1980,pp.93-125;这里的段落引用自页124-125:“Wir haben die schönsten Hoffnungen in uns genährt;denn nie hat wohl eine Armee einen edleren Ruhm mit ihrem Blut erkauft,als der gewesen wäre,die Ehre,die Freiheit,das Bürgerglück der Deutschen Nation gerettet zu haben.”Gerard Holden译,下文简写为Verstreute kleine Schriften。

[11]. 有关法国大革命以来国家总体动员的激动人心的评论,参见Daniel Moran and Arthur Waldron主编的The People in Arm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2003。

[12].Muenkler,Gewalt und Ordnung,pp.54-56.

[13].Clausewitz,Über das Leben und den Charakter von Scharnhorst,载于Clausewitz,Verstreute kleine Schriften,pp.205-250;亦参见克劳塞维茨对法国和德国的令人敬仰的民族人物的反思,参见他的论文“Aus dem Reisejournal von 1807”和“Die Deutschen und die Franzosen”,两篇文章都写于1807年,载于克劳塞维茨的Politische Schriften,页23-34和页35-51。评论本身并不重要,但它们的确反映了克劳塞维茨有关政治主体的观念已经从普鲁士国家转向德意志民族。

[14].Clausewitz,Politische Schriften,p.75;Muenkler,Gewalt und Ordnung,pp.103-104.

[15].克劳塞维茨的Politisches Rechnen,参看Hans Rothfels,Carl von Clausewitz.Politik und Krieg,Bonn,1980,p.216:“Sie wollen eine Revolution—ich habe nichts dagegen;aber wird diese Revolution in der bürgerlichen und Staatenverfassung sich nicht weit leichter machen in der Bewegung und Schwingung aller Teile,welche der Krieg hervorbringt?”Gerard Holden翻译。在接下来的句子中,克劳塞维茨承认,目前不可能发生革命,但这并未改变他的基本看法,即这种革命可以,而且应该通过战争产生。

[16].克劳塞维茨,1809年1月2日的信,载于Schwartz,Karl,Leben des Ge-nerals Carl von Clausewitz und der Frau Marie von Clausewitz geb, Gräfin Brühl,2 vols.Berlin,1878,pp.330-331:“Einer groвen und allgemeinen Revolution kann Europa nicht entgehen,es mag da Sieger bleiben,wer will…Von dieser groвen und allgemeinen Revolution…würde selbst eine allgemeine Insurrektion der deutschen Völker nur ein Vorläufer sein”;英文由Gerard Holden翻译;以下简写为Schwartz,Leben;Aron,Raymond,Den Krieg denken.Propylaen:Frankfurt,1980;p.56;以下简写为阿隆:Den Krieg denken。

[17].Muenkler,Gewaltund Ordnung,pp.104-107.暴力与战争作为摒弃人类对自我限制的媒介,或者作为人类对“不朽的妄想”的表达,在索夫斯基笔下得到了生动描述,参见Sofsky,Wolfgang,Traktat über die Gewalt,Fischer:Frankfurt 1996;简写为Sofsky,Traktat;以及Berghoff,Peter,Der Tod des politischen Kollektivs.Politische Religion und das Sterben und Töten für Volk,Nation und Rasse,Akademie:Berlin,1997。

[18].Ute Frevert,Das jakobinische Modell:Allgemeine Wehrpflicht und Nationsbildung in Preuвen Deutschland,in Frevert,Militär,pp.17-47;关于这一点,参见页25-26。我们需要更细致地思考如下问题,这就是,像格奈泽瑙这样的人,当他呼吁一部自由宪法的时候,是否如Frevert[弗雷弗特]所想的那样,不过是在使用一种“政治修辞”。

[19].这些观点和克劳塞维茨的引文,都出自Aron,Den Krieg denken,pp.56-57,以及来自Leben Schwartz,pp.330-331;由Gerard Holden翻译。

[20].富勒怀疑克劳塞维茨是否真正地运用了拿破仑的战争行为作为他的概念表述的基础,相反,他提示说,克劳塞维茨可能以一种抽象的形式形成了这些概念。参见富勒的Die entartete Kunst Krieg zu führen,Cologne,1964, p.65。

[21].Fuller,Die entartete Kunst,op.cit.,pp.78-79;《战争论》的整个第四篇本质上是对暴力发泄作为实现军事目标的一种方式的考察。

[22].Clausewitz,On War,pp.263-270,利用胜利的战略途径一章。关于这个表述,克劳塞维茨和孙子没有太大差异。

[23].所有这些观点都取自Sofsky的Traktat一书中“追踪与逃跑”(Jagd und Flucht)一章,页159-167。

[24].Eckart Kleвmann,Napoleons Russlandfeldzug in Augenzeugenberichten, Düsseldorf,1965,p.304;Gerard Holden译;亦见Sofsky,Traktat,p.236。(www.daowen.com)

[25].Gerhard Ritter,Revolution der Kriegführung und der Kriegspolitik. Napoleon und Clausewitz,载于Dill,Clausewitz in Perspektive,pp.291-333;关于这一点,参见页297。

[26].Muenkler也将克劳塞维茨视为马基雅维利的追随者,参见Muenkler, Gewalt und Ordnung,p.62。

[27].克劳塞维茨的Schriften,Aufsätze,Studien,Briefe,Werner Hahlweg编,2卷本,Göttingen 1966 and 1990,pp.686-687;简写为Clause witz, Schriften。

[28].克劳塞维茨的Briefe an die Braut,载Schwartz,Leben,Vol.I,pp.233, 288,原文为“mit Peitschenhieben würde ich das träge Tier aufregen und die Kette zersprengen lassen,die es sich feig und furchtsam hat anlegen lassen.Einen Geist wollte ich in Deutschland ausströmen,der wie ein Gegengift mit zerstörender Kraft die Seuche ausrottete,an der der ganze Geist der Nation zu vermodern droht”;英译文为Gerard Holden译。

[29].Paret,Staat,p.220.

[30].但在这个问题上,克劳塞维茨在他的某些后期评论中,同样也称暴力是政治的最高形式。

[31]. 克劳塞维茨的From the Campaign in Russia,in Paret,Peter and Moran,Daniel主编,Carl von Clausewitz.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Writing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NJ,1992,pp.110-204;cited as Clausewitz,Russian Campaign,here pp.201-202;在《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也表达过类似观点,参见On War,pp.166-167。

[32].Clausewitz,Russian Campaign,p.201.

[33].Aron,Den Krieg denken,pp.207-208.

[34].Clausewitz,Russian Campaign,pp.202-203 and 169.

[35].同上,页169。

[36].同上,页167。

[37].Clausewitz,Der russische Feldzug von 1812,Essen,1984,p.64,原文为“Wer die Sache gründlich durchdenkt,wird sich sagen,dass die Angriffsform die schwächere und die Verteidigungsform die stärkere im Krieg ist,dass aber die erstere die positiven,also die gröвern und entscheidendern,die letz-tere nur die negativen Zwecke hat,wodurch sich die Dinge ausgleichen und das Bestehen beider Formen nebeneinander erst möglich wird”,英译文为Gerard Holden译,简写为Clausewitz,Der russische Feldzug。不幸的是,这篇文章在Paret/Moran版的《俄国战争》中并未收录,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的第一章中用几乎相同的词语重复了这一有关进攻与防御的“辩证”关系的分析,pp.83-84。

[38]. Clausewitz,Gedanken zur Abwehr,in Verstreutekleine Schriften,pp. 493-527。关于这一点,参见页497-498;Muenkler,Gewalt und Ordnung, Die instrumentelle Auffassung des Krieges und die Relativierung des Vorbildcharakters der napoleonischen Strategie,pp.94-98,关于这一点,参见页96。

[39].Aron,Den Krieg denken,p.211.

[40].Clausewitz,Russian Campaign,p.204.

[41].同上,页179。

[42].Clausewitz,Russian Campaign,p.202.

[43].Aron,Den Krieg denken,p.208;Gerard Holden从德文版翻译。

[44].本段中所有参考文献和引用参见Clausewitz,Russian Campaign,p.202。

[45].Clausewitz,Feldzug von 1815,in Schriften II,pp.936-1118;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引用了关于这个文本的一份(未出版的)译文,参见Moran, Daniel:Clausewitz,Carl von The Campaign of 1815.Strategic Overview.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Daniel Moran,unpublished manuscript,Monterey 2005;cited as Clausewitz,The Campaign of 1815。

[46].Clausewitz,The Campaign of 1815,p.89;Clausewitz,Schriften II, pp.1087-1088.

[47].Clausewitz,The Campaign of 1815p.11;Clausewitz,Schriften II, p.961.

[48].同上,页83-86;Clausewitz,Schriften II,pp.1076-1081;关于布吕歇尔的追击和格奈泽瑙的贡献,参见Clausewitz,Campaign of 1815,pp.8183;Clausewitz,Schriften II,pp.1072ff.

[49].同上,页8-9;Clausewitz,Schriften II,pp.956-958.

[50].克劳塞维茨认为拿破仑在里格尼的胜利(这一战役发生在滑铁卢战争之前),是因为法国老兵多年的作战经验。参见Clausewitz,The Campaign of 1815,pp.44-45;Clausewitz,Schriften II,p.1014。

[51].Clausewitz,The Campaign of 1815,pp.8-9;Clausewitz,Schriften II,pp.956-958.

[52].Clausewitz,The Campaign of 1815,p.87;Clausewitz,Schriften II, pp.1085-1086.

[53].Clausewitz,The Campaign of 1815,p.80;Clausewitz,Schriften II, p.1070.

[54].同上,页80;Clausewitz,Schriften II,p.1070。

[55].Clausewitz,The Campaign of 1815读到这些分析时,我们应想到,法军的毁灭和解体严格意义上讲仅是布吕歇尔的追击导致的。

[56].Clausewitz,The Campaign of 1815,p.61;Clausewitz,Schriften II, p.1040.

[57].Clausewitz,From Observations on Prussia in Her Great Catastrophe, in Peter Paretand Daniel Moran(eds.),Carl von Clausewitz.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Writing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NJ,1992,pp.3084;cited as Paret/Moran,Clausewitz.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Writings.

[58].Wilfried von Bredow and Thomas Noetzel,Lehren des Abgrunds.Politische Theorie für das 19.Jahrhundert,Part 1,Münster,1991,p.83;Gerard Holden译。

[59].据我所知,这是唯一的例外,这就是Muenkler的Gewalt und Ordnung一书。

[60].Clausewitz,Schriften I,pp.733-734.这两处德文原文为:“als ob wir nicht so gut grausam seyn könnten als der Feind”和“Lassen wir es darauf ankommen Grausamkeit mit Grausamkeit zu bezahlen,Gewaltthat mit Gewaltthat zu erwiedern!Es wird uns ein leichtes seyn den Feind zu überbieten,und ihn in die Schranken der Mäвigung und Menschlichkeit zurückzuführen”,英文为Gerard Holden译。

[61].同上:“事件非常严重,正如人们想象的那样。”Gerard Holden翻译。

[62].Francisco Goya,Sämtliche Radierungen und Lithographien,Vienna, 1961.

[63].Clausewitz,Schriften I,p.734.

[64].Muenkler,Gewalt und Ordnung,Partisanen der Tradition一章。

[65].Cora Stephan,Das Handwerk des Krieges,Rowohlt:Berlin,1998,p. 156.

[66].德语Gewalt译成英语可译为“武力”(force)或“暴力”(violence)。但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德文词同样可以表明一个不能确定地使用上述词语来翻译的意义领域。在这些情形下,我们就通过使用“暴力/武力”的译法来标识。

[67].1809年,克劳塞维茨给费希特写了一封信,讨论费希特有关马基雅维里的论文:克劳塞维茨,“给费希特的信”,载于Paret/Moran,Clausewitz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Writings,pp.280-284;Engfer,Hans Juergen,Triebtheorie und Dialektik in Schillers Briefen über die‘ä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载于Becker, Werner and Essler,Wilhelm,K.主编,Konzepte der Dialektik,Frankfurt,1981,pp.30-41.

[68].一份联合国报告记录了战争对儿童的影响,儿童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不仅遭受也使用暴力,Marcel Graca,The Impact of Armed Conflicts on Children, New York,1997。Muenkler在Gewalt und Ordnung,页56-57中引用了康德:“战争的糟糕在于,它创造的恶人比消灭的恶人还要多(Der Krieg ist darin schlimm,dass er mehr böse Leute macht als er deren wegnimmt)。”

[69].创制(Poiesis)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之外,而实践(praxis)——在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基础上,在行动自身中发现了它的意义。Sofsky,Traktat,pp.62, 53.

[70].Gerhard Hirschfeld等编,Keiner fühlt sich hier als Mensch...,in Erlebnis und Wirkung des ersten Weltkrieges,Essen 1993;Michael Geyer,Eine Kriegsgeschichte,die vom Tod spricht,in Lüdtke Alf and Linden-berger, Thomas编,Physische Gewalt,Frankfurt 1995,p.160。

[71].克劳塞维茨,Schriften II,p.631。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第一章最后的某个草稿中表述了这些句子。自我保存作为动机是霍布斯思想的核心,也是他有关解除公民武装,国家垄断武力(公民们对此赞同是因为其自我保护的利益)观念的核心方面,这是现代政治理论的基础概念。

[72].Dave Grossman,On Killing:The Psychological Costs of Learning to Kill in War and Society,Boston,1995.

[73].Peter Berghoff,Der Tod des politischen Kollektivs.Politische Religionen und das Sterben und Töten für Volk,Nation,Rasse,Akademie:Berlin, 1997,pp.178-179.

[74].从数量统计的角度看,第三个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也是克劳塞维茨并未充分注意的一个相互作用。第一个相互作用占据了文本中的68行(在英译本中占52行),第二个相互作用占了29行(在英译本中占了21行),而第三个相互作用占了不超过18行(英译本中13行);克劳塞维茨,《战争论》,页75-77。第三个相互作用看起来同样是抽象的,因为克劳塞维茨并未解释在这种情形下是什么造成了战争升级。他仅仅认为,这种走向极端的强化发生在“纯粹理论”中(页77)。然而,我们可以以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为例,表明第三个相互作用以及走向它导致的战争升级的倾向,并不仅限于纯粹理论。

[75].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An Outlin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y,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New York,1968,vol.3,p. 942.在另一个地方,韦伯指出:“权力就是社会关系中的一方尽管遇到了阻力,但也能执行自己的意志的可能性。”同上书,第一卷,页53。亦参见Pipers Wörterbuch der Politik中的“权力”(Macht)词条,München & Zürich,vol.1, pp.521-525。

[76].在此我遵循的是Muenkler,Gewalt und Ordnung,pp.81-84中的看法。

[77].Thucydides,Der Peloponnesische Krieg,Essen,1993,第23节,p.20, I,第140-141节,pp.106-108;Muenkler,Gewalt und Ordnung,pp.81-84。

[78].作为战争的“纯粹”概念的绝对和极端与真正的战争之间的对立是下一章的讨论主题。

[79].我们也应提及,克劳塞维茨在他的第二个起缓和作用的相互作用中使用的“持续”概念,在黑格尔看来是无中介的时间和空间的整体;参见Hegel, Enzyklopädie II,§260,p.56;载于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Werke, Suhrkamp:Frankfurt,1980ff.;cited as Hegel,Enzyklopädie and Hegel, Werke。

[80].Clausewitz,Schriften II,p.672.

[81].Keith Ronald Kernspecht倡导咏春式的(非武装的)自卫方式,他简要地讨论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定义和他自身有关决斗的看法之间的最为重要的差异,参见,Keith Ronald Kernspecht,Vom Zweikampf.Strategie,Taktik, Physiologie,Psychologie,Philosophie und Geschichte der waffenlosen Selbstverteidigung,第4版,1994,关于这个问题,参见页51。

[82].Keith Ronald Kernspecht, Vom Zweikampf. Strategie, Taktik, Physiologie, Psychologie, Philosophie und Geschichte der waffenlosen Selbstverteidigung,第4版,页51。

[83].这种解释除了其他人之外,也为Baumann所分享,参见Timo Baumann,Friktion und Chaos.Clausewitz und das naturwissenschaftliche Weltbild, in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8:1997,pp.677-695。

[84].论战斗的这个部分在文本中出现在后面的部分,但成稿的时间要早于第一章。

[85].Manfred Maengel,Vernunft keilförmig,auf sinnlosem Kampf.Kleist, Krieg und Clausewitz’,Tumult.Schriften zur Verkehrswissenschaft,Vol.21, 1995,p.81.

[86].Michael Geyer,Deutsche Rüstungspolitik 1860—1980,Frankfurt, 1984.

[87].Michael Howard,War in European History,Oxford,1984,p.132.

[88].Herfried Muenkler,“Menschenrechte und Staatsräson”,in Gustenau, Gustav(ed.),Humanitäre militärische Intervention zwischen Legalität und Legitimität.Baden-Baden,2000,p.157;Genschel,Philipp and Schlichte,Klaus,“Wenn Kriege chronisch werden:der Bürgerkrieg”,Leviathan 4,1997,pp.501517.

[89].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升级似乎也受到了如下事实的影响,这就是,在一个完善的国家体系中,因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遭到了破坏,整个系统将陷入崩溃。此外,也不能排除如下可能性,这就是,专注于通过平衡来维持和平可能导致一种内在的压力去升级它的武器系统,因为,从长远来看,任何平衡都并非完全稳定。

[90].有关权力范畴内的这些矛盾有大量文献。尤其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终结引起了人们有关权力阴暗面的争论;在其他著作中,参见Gerhard Ritter,Die Dämonie der Macht,6th edn.Munich,1948。关于新近的那些著作, Michael Th.Greven主编的Macht in der Demokratie(Baden-Baden,1991)特别值得一提。

[91].Barbara Ehrenreich,Blood Rites.Origins and History of the Passions of War,Metropolitan Books:New York,1997.由于步枪、冲锋枪和机枪现在更容易使用,小规模军队正日益成为暴力的发泄口。现代步枪和冲锋枪甚至被认为是当代内战的标志。

[92].Muenkler,Gewalt und Ordnung,p.60.

[93].Muenkler,Gewalt und Ordnung,p.60-61;英文为Gerard Holden翻译。

[94].[译注]译文引自《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页913。

[95].Howard和Paret通常将克劳塞维茨使用的德文词Begriff[概念]翻译为“理论”(theory),尽管他们有时也将其翻译为“概念”。为了明确Begriff和Theorie之间的区分,这也是克劳塞维茨使用的一对区分,我通常使用概念来翻译Begriff,而用理论翻译Theorie。

[96].Aron,Den Krieg denken,p.111;translated by Gerard Holden.

[97].Quoted by Hans Rothfels,Clausewitz,in Dill,Clausewitz in Perspektive,pp.261-290,quotation from p.262;translated by Gerard Holden;cited as Rothfels,Clausewitz.

[98].Quoted in Wolfgang Michalka ed,Deutsche Geschichte 1933—1945. Dokumente zur Innen-und Auвenpolitik.Frankfurt,1993.

[99].Panajotis Kondylis,Theorie des Krieges:Clausewitz-Marx-Engels-Lenin.Stuttgart,1988,p.14;cited as Kondylis,Theorie.

[100].Rothfels,Clausewitz,pp.273-275.

[101].Kondylis,Theorie,pp.11,19.

[102].同上,页17。

[103].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载于On War,pp.75-77。

[104].Clausewitz,On War,pp.87-88;1827年笔记,ibid.pp.75-77。克劳塞维茨也在他的Gedanken zur Abwehr 和Verstreute Kleine Schriften,页497-499中说过类似的话。

[105].关于禁止屠杀他者的论述,参见Dave Grossman,On Killing,New York,1996.Oskar Negt和Alexander Kluge在他们的Geschichte und Eigensinn,Frankfurt 1981,页809及其以下部分中,强调了社会距离是一种存在于个体间斗争和主客体关系之间的差异,在这种主客体的关系中,敌人变成了武器射程内的目标。

[106].Clausewitz,Gedanken zur Abwehr,in Verstreute kleine Schriften,p. 498;translated by Gerard Holden.

[107].Aron,Den Krieg denken,p.31 and p.108;translated by Gerard Holden.

[108].鲁登道夫的正式头衔只是陆军军需司令,但他与总参谋长兴登堡一同负责作战。此处鲁登道夫的引文选自Hans-Ulrich Wehler,‘Absoluter’und‘Totaler’Krieg.Von Clausewitz zu Ludendorff,in Dill,Clausewitz in Perspektive, pp.474-510,quotations from pp.492-493;英文为Gerard Holden所译。鲁登道夫还认为“犹太人和天主教为权力而斗争”应该为走向总体战的趋势承担责任。同上。

[109].致力于总体战发展的五个国际会议的会议记录注意到了与这个概念相关的问题。在1996年的会议上,奇克林(Roger Chickering)报告说,他对于论述“总体战”的文献的回顾已经揭示了一种几乎前所未有的混乱。他说,大多数作家都只能用“不准确的、夸张的修辞”掩盖他们在探索中遇到的困难。奇克林的评论为莫塔尼(Marco Montani)所引用,参见Marco Montani,Im Zeitalter innerer und äuвerer Mobilmachung,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3.10.96,p.6。

[110].Hans Freyer,Der Staat,Leipzig,1925,p.20 and pp.140-143;translation Gerard Holden.

[111].Clausewitz,On War,Book I,Chapter 1,Section 6,p.78;Section 8,pp. 79-80;Section 10,p.80.

[112].Clausewitz,Schriften II,pp.33-34.

[113].Clausewitz,Der russische Feldzug,p.129.

[114].Timo Baumann,Friktion und Chaos,Clausewitz und das naturwissenschaftliche Weltbild.In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8,1997,pp. 677-695,关于这个问题,参见页679-680;Michael Wolff,“Hegel und Cauchy.Eine Untersuchung zur Philosophie und Geschichte der Mathematik”, in Horstmann,R.P.and Petry,M.J.(eds.),Hegels Philosophie der Natur. Stuttgart,1986,pp.197-263,on this point pp.197-198.

[115].Keegan,History of Warfare,p.75;Clausewitz,On War,pp.119121.但有点麻烦的是,在基根讨论指挥的书中,在所有那些人中,他对希特勒作为一个指挥官的能力给出了令人奇怪的正面评论。John Keegan,The Mask of Command,London,1987.

[116].在此必须重新提及,在德文原文中,没有与英文Preliminary[预备性的]一词对应的词,这个词是霍华德和帕雷特插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