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克劳塞维茨的矛盾心理,那种互不兼容的假设在一个思想整体内彼此融合的方式使他如此迷人,让他的思想如此有吸引力,也使我们确定,他曾进行过非常细致的观察,并且并未令他的观察固化为一种模式,以使这些观察符合一种特定的世界观。

诺伊特尔[58]

[39]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战争的“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是造成战争升级和扩展的最重要因素。他在论述其中之一时这样说:“战争是武力行动,使用这种武力没有逻辑限制。”(77)克劳塞维茨有关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的论述为如下假设提供了基础,这就是,他是毁灭战理论的支持者,也是总体战理念的先驱。由于三种相互作用可以在《战争论》第一篇第一章中找到,而这又的确是克劳塞维茨后来认为唯一完成的一章,因此就出现了如何解释的问题。

在本书前一章中,我说过只有耶拿战役时期的克劳塞维茨倡导进行逐步升级的战争,以此来回应他的批评者,但这似乎与出现在最后写成的第一章中的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的事实矛盾。但第一章必须被视为克劳塞维茨将耶拿、莫斯科和滑铁卢的对立结合起来的尝试。由此可以得出,作为战争扩展之象征的耶拿之战,在第一章中有其位置,但它并不是作为整体的战争的典型特征。

在解读克劳塞维茨过程中,有一些额外的要点常常被我们忽略。首先,走向极端的[40]相互作用只适用于战争的目的,而不适用于作为整体的战争。第二,这些走向升级的相互作用是与趋向于限制战争的三种相互作用对立的,而后者几乎没有人考虑过。[59]第三,无论最初印象可能会暗示我们什么,战争的定义绝不是由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决定的。过去是试图解释战争扩展和升级“到极端”的倾向只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定义有关,以此回应他的批评者的论断。但这种做法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此外,必须注意一个决定性的问题,这就是,在第一章结尾,克劳塞维茨同样将三位一体描述为他的战争概念(89)。在本章中,我不将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视作一种战争的概念;相反,我最初的分析,是将它们作为描述战争发展过程中的真实问题和趋势。

一 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作为超越敌人的企图

在第一个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中,克劳塞维茨认为,那个使用“不受流血牺牲遏制的”暴力的人,如果敌人不采取同样方式的话(75-76),将会在战争中取胜。在这段话中,克劳塞维茨反思的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升级,以及在西班牙的游击战中进一步尝试超越这种武力使用的情况。

在他的“政治宣言”中,克劳塞维茨部分赞成将无节制的暴力战略作为游击战争中实现目的的手段。这个论断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使用正规军队作战的一方对待叛乱的犯人非常残酷,以至于人民没有足够的勇气继续战争,那么会发生什么?作为对保留这种形式的战争的回应,他说:“很明显,我们可以和敌人同样残酷。”这类战争的残酷性不利于使用较少人员作战的一方,即使用常备军作战的一方,并因此,不能有效利用全体人民。克劳塞维茨继续说:“让我们抓住机会,用残酷报复残酷,用更多的暴力回应暴力行为!这样[41]更容易战胜敌人,引领他们走回温和与人性之路。”[60]

在此适用于游击战争这一具体情况的克敌制胜的概念(the concept of outdoing the enemy),在克劳塞维茨后期的作品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他将胜出(outdoing)和相互作用(interaction)这两个词用作同义词:“因此,相互作用、战胜敌人的努力、暴力的和强迫性的战争,都因缺乏真正的动机而停滞。”(604)这种在使用武力的过程中战胜敌人的尝试对战争升级战略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克劳塞维茨关于克敌制胜的论述特别有启发意义,它表明了他的著作中存在的紧张和矛盾。首先,它们揭示了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离真实事件有多远,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将清楚地看到。克劳塞维茨认为有一种趋向,这就是使用极端武力会带来较事实本身更大的危险。针对西班牙的游击战争——这是他倡导的普鲁士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模范之一——他声称,即便在西班牙,“事情也没有想象的那样可怕”。[61]事实上,戈雅(Francisco Goya)的绘画作品《游击队的灾难》(Desastres de la guerra)和他有关1808—1814年法西战争期间处死反叛者的油画证明了,在这场冲突中,武力的使用完全没有节制,这就表明,克劳塞维茨轻视这类战争的残酷性不过是在说谎。[62]

然而,克劳塞维茨也明确持有一种对使用武力的工具性理解,甚至视其为恢复有限的、规范的、职业化的发动战争的方式的一种途径。他这种恢复常规形式战争的论述基于以下建议,即在首次采取暴力行动之后,对立双方都将被迫用与针对常规作战部队的相同方式对待游击队和起义者。在这段话中,克劳塞维茨最关注的似乎是,承认普鲁士民兵在解放战争中是与正规部队平等的伙伴。他的观点是,类似于发生在西班牙的这种最严重的无限战争,如果普鲁士政府通过它的权威为每一个武装起来的普鲁士人提供保护,就可以避免。在他看来,如果普鲁士政府威胁要对那些光荣的捍卫者犯下的每一次暴行进行报复,武力的升级就可以得到限制。[63]

[42]克劳塞维茨有关无限战争的看法有三个主要方面,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矛盾:

1.作为一个纯粹的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低估了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之间战争的凶猛,并且,低估了极端暴力的道德意义和这种战争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64]

2.战争升级虽然被用作一种成功发动战争的方式,但由于强调在军事上的成功而受到限制。对克劳塞维茨来说,战争的升级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战争胜利的目的而使用的一种合理方法。然而,如果拿破仑式的战争,和任何理论上逐步升级战略的极端暴力行为,能大体上被超越和提升到更高程度,它就不再是发动战争的一种有效方式。在耶拿之后,克劳塞维茨视战争升级为成功发动战争的一种方式,但是在莫斯科和西班牙游击战中,显然这样的极端主义也能被超越,并不能确保军事上的胜利。斯蒂芬(Cora Stephan)提出了一个相似观点,她认为,在一种受到严格规范的战争文化中,例如在18世纪存在的战争文化中,谁打破规则,谁就一直拥有属于侵略者的优势。然而,每个人都将以一种陷入无尽的暴力循环的形式付出代价。[65]一方可以使这一点更加突出,因为对拿破仑来说,导致战争升级的一方最终损失最惨重,原因是对方将如法炮制,还能加大赌注。相同的情况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出现过:每一次都是德国首先升级战争,却每一次都损失最为惨重。

3.通过游击战战胜敌人,对克劳塞维茨来说,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方式,它使战争回归到受习俗、职业化和互相尊重等制约的有限形式中。

克劳塞维茨从西班牙游击战得出的结论是混合的。他谈到总体战争,谈到克制敌人对武力的使用是在游击战中打击正规军队的一种方式。但与此同时,[43]这样也可能会带来截然相反的结果,让战争回到其有限的和仪式化的(ritualized)形式中。

然而,这种克制早期战争升级的理念指的不仅是使用武力本身。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全民动员”宣言使战争成为“人民的事务”,并且,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现在可用的资源和力量超越了所有传统的限制”(592)。通过革命性地动员整个民族实现战争的扩展,军事专业人员和普通公民的区分得以消除。从1793年开始,战争突然变成了人民的事情,成了3000万民众的事情,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公民。但强迫全民族参战并未消除作战部队和平民的区分。但正是这一区分在游击战中丧失了它的重要性,无论男女老少,每个人都是这种形式的战争的潜在参与者。

但另一个被“克制”的对象是对发动战争的主体施加的政治约束。尽管法国大革命消除了个人性的主权者及贵族派系,将人民和民族推上前台,但战争仍由国家发起。相反,在西班牙游击斗争中,国家是次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任何统一的政治主体,只有农民游击队的分散性抵抗,它们的致害性源自无组织的自发性和残酷性。西班牙农民游击队员“获得”胜利的斗争,好比是正式的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斗争,并且,至少将其在某方面转换为为了使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形式得到承认而进行的斗争。

总体上看,如果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在战争和武力方面的宣泄能够被西班牙游击战争以及俄军发动的毁灭战的那种自然产生的残酷克制,那么对于后期的克劳塞维茨来讲,战争的扩张就不再是一种可以在任何时候都能利用的方式。游击战争无节制的暴力并不能轻易地被加以工具化。

在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中,克劳塞维茨提出了克制敌人的企图产生的最终结果。如果和18世纪早期的战争相比,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者和“战神”[44]拿破仑发动战争方式的显著特点是暴力的极端化,但后者仍然不是完全、绝对无限的。首先,它在游击战争和俄军对抗法军的毁灭战中遭到克制。在那时,没有人能想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也没有人能想到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或核时代的过度杀伤力。但克劳塞维茨自身的决定性战争经验使他意识到,当战争扩展到一定的程度,就可能再度遭到克制。正是在对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的讨论中,克劳塞维茨提出了这一特定的问题,事实上,战争升级总是会遭到敌人的抵制,并且,总体上看会上升到观念上的一个极端且绝对的点(77)。

克劳塞维茨用较少篇幅总结了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但并未对这一相互克制如何实现给出一个完整解释。这就是为何他的评论家们经常会提及概念与现实的对立的原因,克劳塞维茨在随后一节中处理了这一问题。因此,似乎他将走向极端的战争升级视为某种限定在概念范畴中的东西。但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显然,在这段话中,对克劳塞维茨来说,极端是观念上的顶点。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是对战事升级可以再度被超越的方式的一种澄清。这种克敌制胜的过程与克劳塞维茨所处的世界及当时的战争一致。但在另一方面,作为不受限制的战争的逻辑结果,极端是纯粹观念性的和抽象的。更具决定性的范畴是被克劳塞维茨视为克敌制胜过程的驱动力——暴力、恐惧和对权力的争夺。

二 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的意图、目的和手段

克劳塞维茨用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定义作为他修订后的第一章的开头:“战争因此是一种武力行为,迫使敌人屈从于我们的意志。”武力是把自己的意志施加给敌人的手段,这就是战争的(政治)意图;[45]军事行动的现实目标是解除敌人的武装。紧接着战争的这个定义,克劳塞维茨引入了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第一是“最大限度使用武力”,第二是“解除”敌人武装,第三是“用尽最大力量”(75-77)。由于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紧随战争的定义而来,人们就可能会得出结论说,克劳塞维茨在此试图展示他的由三部分构成的定义作为整体产生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

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排他性地指向战争的目标、解除敌人武装和战胜(或者摧毁)敌人。在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中,(军事)目的代替了(政治)意图。我们可以说它将意图推到了背后,使其成为某种不属于战争本身的部分(75)。在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中,克劳塞维茨把战胜敌人视为军事行动的目的。当他对曾经在第二节所遗忘的主题,即战争的政治意图,不得不加以考虑时,他就使这一方法论上的限制变得清晰(80)。如果他在考虑的这个阶段忘记了政治意图,那么很清楚,政治意图在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中也不起任何作用。

在对第二种相互作用进行阐释的时候,克劳塞维茨说:“只要我还没有打倒我的对手,我就必定担心他可能会打倒我。”在发动战争者身上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他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完全无法自我防卫的情形中。解除敌人的武装或战胜敌人,无论人们怎么称呼它,始终是战争行动的目标。在第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中,克劳塞维茨也使用了有关战胜敌人的论证:“如果你想要战胜你的对手,你就必须做出足够的努力应对他的抵抗。”(77)对克劳塞维茨来说,“战胜”敌人是战争的目的。

在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中,克劳塞维茨专门提出了战争行为的目标问题。然而,这种目标在最初由意图、目的和手段三个部分构成的定义的基础上产生了进一步的区分。在第一种相互作用中,在与(作为战争手段的)武力使用产生的结果的关系中,克劳塞维茨考察了克敌制胜。在第三种相互作用中,敌人意志的力量和战斗的动机被置于有关克敌制胜诸结果的讨论核心。

[46]在第一种和第三种相互作用中,“武力”作为手段、“将自己的意志施加在敌人身上”作为战争的政治意图,都被视为克敌制胜和解除敌人武装的次要方面,即战争行为目标的次要方面。那么,关于第二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可以说些什么呢?这一相互作用在其纯粹性和它的内部区分中考察了克敌制胜本身。克劳塞维茨是通过指出解除敌人的武装是战争行为目标,从而开始阐述第二种相互作用的,他进而指出,他希望向我们展示,这一点是必要的,至少是理论论证的一部分(77)。

在克劳塞维茨的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中,这个最初由三部分构成的定义的每一部分都得到了讨论,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战争行为的目的都处于首要地位。在所有这三种相互作用中,走向极端的和走向战争的绝对顶点的激烈程度源于双方试图战胜对方,并解除对方武装的势头。这就意味着,战争的极端顶点,就其在对于三种相互作用的阐释中得到的讨论而言,并非从最初定义的总体性中得出来,而仅从对于它的三种要素之一——目的——的单独讨论中得出来。

三 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暴力/武力、战斗和意志[66]

第一种相互作用:“最大限度使用武力”

在第一种相互作用中,克劳塞维茨认为,在这里对使用武力没有限制,因此每一方“都会迫使对方效仿”,从而把对方推向极端,无限制地使用武力(76)。对战双方在战争中的互相升级就会到达一个顶点。“一方会迫使另一方效仿;每一方都会推动对手走向极端,唯一的限制因素就是战争本身固有的平衡力。”(76)内部制衡对走向无限的趋向施加的限制早在费希特的知识学著作中就可以找到。[67]

我们该如何理解克劳塞维茨“在使用武力方面不存在限制”这一论述?这当然不是说在道德意义上的理解,因为克劳塞维茨从来没有[47]在道德层面讨论支持或者反对武力和战争。但他无法证实任何抽象的无限制的武力,亦未为此举例;相反,他所做的是,在他有关胜败的单独讨论中来考察武力升级。如果我们更仔细地审视这一论证,就会发现它还不是定论。为何武力升级或通过不受限制的武力走向极端的激烈程度,会出自交战双方打败对方的纯粹欲望?如果双方都做了同样的事情,那就不一定意味着每一方都想要运用武力战胜对方。

也有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其中一方有可能放弃目标。由此也可以导致一种相互作用,但它将会导致降级而非升级。在讨论了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之后,克劳塞维茨在事实上考察了抑制这种导致升级的趋向的三个方面,它们可以被理解为“走向有限战争的相互作用”(穆克勒)。在其中的一个方面,他认为,任何一方因为自身的弱点而可能不去做的行动,对另一方都会是减少其努力的一个真实的、客观的原因,并因此,走向极端的努力就通过这种相互作用回归到一个特定的、更有限的水平(80)。这就意味着,并不能从相互作用本身的过程中推出走向极端的强度。

然而,克劳塞维茨有关不存在针对武力的限制的论证,只能通过如下假设而获得支持,即暴力本身包含着对抑制的消除。的确,不论在最初的三部分构成的定义中,还是在那个著名的公式(亦即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中,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中使用武力的基本理解是工具性的。然而,在第一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中,他注意到,使用武力本身包含着消除限制。双方斗争的两极性和破坏的原则相结合,连同使用武力消除抑制的效果,导致了战争中的一个现实趋向:一种走向极端和无限制的武力的强度。

通过武力实现抑制,通过暴力突破个人和社会的限制,不仅在最近的时代,在许多情况下都有记载。两百年前,康德抓住了逐步升级的战争的这个方面,写道:“战争的糟糕在于,它创造的恶人比消灭的恶人还要多。”[68]当人们考察内战中儿童兵的命运时,便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极端暴力行为的负面影响,[48]这一影响对个人和对社会来说都存在。索夫斯基(Wolfgang Sofsky)为暴力解除对人的抑制的方式做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说明。他的例子展示了推动人们行动的激情的暴力,展示了生存的胜利,展示了侵犯个人有限身份的主权,展示了自我解放的欲望:

暴力强化暴力。绝对暴力不需要理由……它的唯一目的就是自身的延续和加强……它不再遵守创造生产的法则、创制(poiesis)的法则。它是纯粹的实践(praxis),是为暴力而暴力。[69]

人们可以通过战争中的武力追寻到这种对抑制的解除,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及其之间的时期。在此期间有大量涉及战争和死亡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之所以还有读者,是因为幸存者无力找到和平。这种死亡崇拜是“一种被遗弃的感觉”、失望和在战争中“迷失自我”的结果,在战争中文明抵御野蛮的防线被摧毁,对武力的容忍和使用不再有任何限制。[70]

第二种相互作用:“目的是解除敌人的武装”

在第二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中,克劳塞维茨将注意力转移到交战双方在零和博弈(zero-sum game)中的对立问题上:一方获胜,另一方就失败。战争升级的主要原因不是想要消灭敌人,而是避免自身被消灭。只要一方未被击溃,另一方就必定担心自己被击溃、打败和消灭。从这个角度来看,只有摧毁敌人才能防止自己被摧毁。在第二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中,在战胜敌人之前担心自己被消灭,导致了战争无限升级(77)。对自身死亡的恐惧和担忧可能会导致各种形式的暴力,它们的目的都是自我保存。我们通常可以假定,对自身死亡的恐惧和担忧会导致战争中的谨慎和更大程度的克制。但在第二种相互作用中,克劳塞维茨描述了自我保存的欲望[49]如何产生了相反效果,它导致了战争的激化,使双方都试图战胜敌人。[71]

为了自我保存,战争激化到极端的一个层次是单兵作战。对自身死亡的无限恐惧,害怕被他人杀死,在单兵作战中通常要持续到杀死他人的时候。当本能的和文化上施加的限制,也就是通常情形下阻止我们杀人的种种限制,因害怕自己被杀死而失去效力时,这种去抑制化甚至会进一步加强。[72]这样一来,对手似乎要为这样的痛苦方式负责,在这里,人们自身与杀戮相关的抑制被打破。最后,对眼前对手的无限愤怒喷涌而出,因为正是他的行为导致我们突破了对自身的抑制。在人们的主观印象中,是对手造成了我们的杀戮行动,因此他们便成了罪恶之源。在生与死的直接斗争中,由于担心自己被杀死而盲目杀戮,暴力的盛怒与疯狂超越了一切界限。在相互攻击的个人层面,第一种和第二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之间存在直接矛盾。在第一种相互作用中,个人通过武力的去抑制化导致了战争升级,而在第二种相互作用中,对个人死亡的恐惧启动了战胜敌人的机制。

第二个层面的特点是害怕自己的共同体走向死亡。这一共同体似乎是一个完全象征性的自我,一个象征性的我(ego),它为了自我保存而将个人构造成了一个共同体。为了保存这一共同体,个人有必要拿自己的生命冒险。此外,对手被视作对个人(集体)身份的威胁。对这一象征性的共同体走向“消亡”的恐惧,也会在这里导致如下认识,即只有敌人的共同体灭亡了,自己的共同体才能继续存在。在此的核心因素是,他自身的共同体,也就是作为民族、国家等形式存在的共同体早就被认为是为了自我保存而存在。因此,自身的侵略和使用武力只能由共同体受到了威胁或有可能走向分裂而变得合理,因为共同体应该确保属于它的那些个体的自我保存。

如果超越了个体的身份还被理解为一种宗教共同体,具有超越[50]个人生死的重要意义,那么,对死亡的恐惧会导致武力的进一步扩展。在这种情况下,集体意识应该通过提供意义而有着得以保存下来的可能,并且以一种集体构想的政治宗教术语超越了个体。也是在这一层面,武力变成一种汹涌的疯狂,任何类型的残酷似乎都通过“神圣的事业”而合理化。这不仅是生死的斗争;而是在生与死的意义方面所做的斗争。[73]

在三种情况下,作为个人或者作为政治宗教集体对死亡的恐惧,都导致了更多杀戮的意愿。对个人遭到毁灭的恐惧和对超出了个人的毁灭的恐惧,导致了暴力的自动升级,对此,克劳塞维茨生动地描述道:“因此我无法控制:他(对手)命令我,就像我命令他一样。”(77)

第三种相互作用:“发挥最大力量”

前两个相互作用中,存在两个可识别的因素,它们导致了战争中走向极端暴力的趋向:武力本身的心理,对战败、毁灭和死亡的恐惧。在第三个相互作用中,乍一看,不存在明确的因素解释走向极端的强化。[74]在这里,克劳塞维茨考察了,在双方意图“相同”的情况下,那些通过军事手段毁灭和战胜敌人的原则中必然会产生的后果。他认为,如果我们假设对手一方存在一定程度的反抗,我们就必须做出超出对手的努力,或至少确保和他们处于相同水准。“但敌人也会做同样的事,竞争将再一次产生。”(77)尽管这里的分析很简单,但毫无疑问,这一相互作用也描绘了存在于任何暴力冲突中的真实趋势。

在第三种相互作用中,战争升级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双方都想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克劳塞维茨提及对手抵抗的力量,但这涵盖了他可以利用的手段和他的精神力量(79)。韦伯(Max Weber)将权力定义为“将自己的意志施加在他人行为之上的可能性”。在克劳塞维茨最初的定义中,战争是一种武力行动,[51]目的是强迫敌人遵从我们的意志。因此第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针对的是一种战争升级的趋势,这是对战双方争夺权力的结果。[75]

第二种相互作用中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与第三种相互作用中对权力的争夺相对照

克劳塞维茨对第三种相互作用的说明可以通过柏拉图对伯罗奔战争的原因分析获得例证。柏拉图认为任何旨在炫耀武力的政策,都会因结构性的原因导致战争。根据这一分析,雅典和斯巴达人之间的伯罗奔战争,是雅典通过海上贸易而调动起来的动力的必然结果。这意味着此前一直沿用的旧习俗和适度原则的终结,并调动了一种从理论上讲对物质的无穷贪欲的动态过程。从这时开始,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就注定会为了争夺希腊的优势地位产生一场冲突。柏拉图说,除了贪婪和贪欲,双方的权力斗争是决定性的因素。这导致了,在战争爆发时,任何一方都没有做出决策或调动军队的自由。正如我证明的,克劳塞维茨在第二种相互作用中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说,任何一方都不再能掌控自己的行动;也就是说,他们不再拥有决策的自由。[76]

克劳塞维茨在第二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中,论证了由害怕被消灭而导致的战争和武力升级,与此相关,在此存在另一种评论。修昔底德,伯罗奔战争的记录者和古代世界最重要的史家之一,在雅典实力的增长中看到了这场战争的最初原因:“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由此造成的斯巴达的恐惧,使战争不可避免。”但和柏拉图不同,修昔底德认为,不是权力本身的争夺,而是对失去权力的害怕,并且,从长远来看,对被压制、被剥夺自由和被奴役的害怕,引发了最终导致战争的竞争性的相互作用。在修昔底德的论证中,双方的恐惧是战争的起因:斯巴达担心雅典实力增长,雅典则担心[52]如果对一系列不断升级的要求和威胁让步,其后果无法设想。修昔底德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不是因为双方追求进攻、扩张主义或帝国主义的目标,而是因为双方政府都害怕失去权力。

在克劳塞维茨看来,对战败的恐惧推动了政治军事升级,修昔底德则认为对失去权力的恐惧有相同效果。但修昔底德不是以一种抽象方式讨论权力的丧失。从长远来看,只要斯巴达人一直追求权力,雅典失去权力就意味着斯巴达人将会夺走雅典的权力、剥夺他们的自由。[77]在这方面,修昔底德的分析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在克劳塞维茨的第二种相互作用中,战争之所以升级主要是因为害怕政治共同体由于失去权力而遭到毁灭。但同时,修昔底德的分析和柏拉图对战争起因的分析以及克劳塞维茨的第三种相互作用一样,也认为争夺权力的动力应该对战争的爆发承担责任。

四 三种相互作用导致了对战争的限制

克劳塞维茨在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中描述了真实战争中的真实趋向。在第二种和第三种相互作用中,他更加深入,并且提到战争的两个根本原因。但他认为,这三种相互作用只导致了“抽象思维领域的”中的一个极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定义由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决定,而对此,他说“将会是一种抽象,对真实世界毫无影响”(78)。在这个论证中,较概念和实在[78]之间的直接对比更有说服力的是克劳塞维茨对三种对立的处理,他将其与三种走向极端的趋向做对比。这就是三种约束性的“走向缓和的相互作用”(蒙克勒),它们最终导致了有限的战争。

克劳塞维茨这样阐述这些不断走向升级的相互作用的三种对立。他说,真正的战争,只会完美地对应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

[53](1)如果战争是一种完全孤立的行为,突然发生,且不因政治世界中此前发生的事情引起;

(2)如果战争由一个单独的决定性行为或者一系列同时发生的行为组成;

(3)如果获得的决定本身是完整的、完美的,不受任何对可能产生的政治情形的预先估计的影响。(77)

克劳塞维茨最初以否定的术语说明限制战争的趋向。有三件事确保升级的极端状态不会变成现实。首先,“人和人所做的事,不会总那么完美,永远不会实践绝对意义上的最佳状态”。这些缺陷在双方身上都存在,并构成了一种缓和力量(78)。其次,克劳塞维茨强调,由于做出极端的努力有悖于人性,“因此,便出现了一种倾向,即人们常常恳求在随后做出一个可能的决定”(80)。一方由于自身弱点而忽略的事将成为另一方减少自身努力的客观理由。最后,战场中的一个决定同样也被视为一种暂时性的恶(80)。人类的缺点和脆弱因此成为走向缓和的“消极”理由。

持续时间对战争的限制(www.daowen.com)

在三种“走向缓和的相互作用”中,克劳塞维茨识别出来的进一步限制战争的条件是什么呢?他说,两个对手并非不了解对方。战争不是在完全没有预料的情况下爆发的,也不可能“瞬间传播开来”(78)。双方都可以通过对方过去的行为方式评估对方,而不是以理论上所要求做出的行动为基础。更进一步来说,战争中的决断不是由单一行动或几个同时发生的行动构成,而是由一系列“前后相继的行动”构成。已经做出的行动就是一方行动的标准,通过这种方式,对极端的追求得到了缓和。最后,克劳塞维茨说到了后期“补救”的可能性,它可以缓和紧张带来的暴力,并且降低所需努力的强度(79-80)。[54]所有三项标准都与战争被嵌入在历史中的方式有关。克劳塞维茨起初解释了战争概念和真实战争之间的非同一性,由此将概念和历史发展区别开来。当三项标准在它们同历史的三种形态——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中得到考察时,这种关联就变得清晰。克劳塞维茨从强调战争的历史发展,及其与早前发展之间的联系开始,进而详细解释战争行为延续的重要性(在战争中,“现在”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一个短暂时刻,无法进一步分解,而是某种具有连续性的东西),最终讨论(可能的或希望的)将来对现在的影响。

最终的思路乍一看可能没有直接的启发性,但克劳塞维茨用非常形象的方式对它进行了说明:紧随战争而至的政治形势影响战争发动的方式,因为战争中的各方将这种政治形势考虑在内。随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战争的持续时间和未来发展融合在一起,一些不直接属于某一具体战争的因素成了决定性的。

克劳塞维茨认为“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远没有“野蛮”国家之间的战争残酷。他的判断基于各国本身社会状态的不同,以及各国之间的关系的差异。然而,这些社会的决定因素不是战争本身的组成部分。克劳塞维茨说,将缓和的原则引入战争的理论中会是荒谬的(76)。这一立场意味着,如果战争仅仅取决于它自身固有的法则,那么它将会走向极端。

时间维度是内部法则和外部情况之间的联系。通过引入时间维度,克劳塞维茨放弃了一种纯粹内部的处理战争的方式,把它置于外部决定因素的环境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早期的历史和未来的政治环境。在对第二种走向缓和的相互作用的集中处理中,很多其他决定因素都被提及。在这里,克劳塞维茨指的是人类不完美的组织,提到了不可能同时集中并使用一个人所有的力量。他说,正是这些力量的性质,以及使用这些力量的方式,使它们无法同时得到使用。

[55]这些力量是:军队、国土、物理特征和人口、盟国。这些因素也解释了战争的时间维度。在这种情况下,克劳塞维茨也提到,空间、“国家,及其物理特征”(79)是双方可以缓和的一个原因。但严格来说,空间的影响只是间接的,相反的力量不能同时全部进入行动,所以时间仍然是缓和的直接原因。[79]

但是,克劳塞维茨很早就表达了一种观点,他认为时间对战争的意义非常小。在他后期的作品中,军事行动的持续和时机成了限制走向使用武力的极端的三种相互作用的决定性因素。在《战争论》的早期草稿中,他认为,时间与战争行为没有关系,这一点不证自明。[80]时间与战争发动方式之间的关系问题,正是克劳塞维茨在论述三种缓和的相互作用时讨论的问题。在第一章中,克劳塞维茨也解释了在一场战争中,军事活动如何发生中断。他认为不行动的可能性给战争行动引入了一种新的缓和因素。克劳塞维茨将这种观点放到了他的关键公式中:“不行动的可能性在战争过程中通过稀释战争,也就是通过实践,产生了更多的缓和作用。”(85)

个人搏斗和更大范围内的搏斗

随着时间维度的引入,战争的外部环境走上前台。战争是“更大范围内的搏斗”,而不只是个人的搏斗。即便是在克劳塞维茨给出战争的现实的定义之前,他也说:“战争只不过是更大范围内的搏斗。”(75)个人搏斗和更大范围内的搏斗有什么区别呢?

在《战争论》的第一章中,克劳塞维茨论述的展开可以被视为对于严格意义上的搏斗和作为更大范围内的搏斗的战争的一个逐步区分的过程。这种搏斗的延伸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时间的分类,但这里还有第二个方面,可以分成三部分:发动战争的物质手段,搏斗发生在国家之间而非个人之间的事实,战争发生在特定政治条件之下的事实。

[56]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战争作为更大范围内搏斗与个人搏斗之间的全部差异。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这些差异:[81]

•战争表达的是敌对的意图,搏斗表达的是敌对的情感。

•截至目前几乎没有一场战争仅由武装冲突构成,而搏斗是一场单独的对战,一切仅仅决定于一瞬间。

•在战争中关键的是总体结果,而非个体的命运,而搏斗中个人的命运是决定性因素。

•由于地理上的延展、人口众多和涉及大量物资,战争无法短时间内扩散,因此不可能同时在每一个地方都进行战斗;而搏斗,则是立即就打,什么武器都可以使用,身体所有的脆弱部位都可以攻击——一次打击就可以决定胜败,甚至造成死亡。

•战争绝不是突然发生的,因为已知的敌人是我们的邻居或过去的某人,他们的行为是有理由预知的;搏斗却常常突然发生,对手也常常不认识,所以,在这些情况下,对手的力量和战斗意志都无法提前估计。

•战争的结果从不是绝对的——是政策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战后的政策调整会影响其结果;而(个体)搏斗的结果,对被攻击一方可能是终结性的,结束于死亡。

到目前为止,在关于克劳塞维茨的二次文献中,由于搏斗范围的扩大带来的问题、个人搏斗与公共搏斗的区别问题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克劳塞维茨认为,能够用来说明从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转变为限制战争的相互作用的主要要素就是战争的持续时间。战争的时间因素对区分个人的搏斗和扩大了的搏斗也具有决定作用。如果我们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把战争理解为一场扩大了的搏斗,那么,这个扩大的概念所指的肯定不仅是将个人搏斗简单相加。

[57]战争中有不同层级的搏斗。它们可能是个体之间的,但也可以发生在战斗、战术或战略层面。即便如此,所有的搏斗加起来也不等于整场战争。搏斗的扩大导致了当下时间的持续,融入过去和未来,由此造成内容上的差异,但是那些直接发生的个人的搏斗,事关生死,几乎是无时间的。[82]个人搏斗和扩大了的搏斗之间最重要的区分由时间范畴决定。

时间范畴的差异

到目前为止,根据时间对克劳塞维茨的重要性,我已论述了个人的和扩大了的搏斗、战争的内部决定因素和外部决定因素之间的差异的最重要方面。走向有限战争的三种相互作用在决定性方面,同样也建立在时间维度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以“无时间性”为特征。但由于在实际战争中不存在无时间性,因而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无非是一种抽象——从时间、空间、发动战争所需的物质手段中抽象出来的东西。[83]我已经尝试证明这种结论是错的,因为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尽管不能规定作为整体的战争,但却是真实战争中的真实趋向。

无时间性和战争的时间持续之间的对立可以用一个点和一条线来类比。一个点之所以是一个点,是因为它不延伸。但在现实中,没有不延伸的点;每一个点都可以被视为一条线,即便是非常短的线。个人搏斗和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只有以类比的方式来看才是无时间的,但现实中并非如此。每一次行动,无论时间多短,都有持续时间,而特定的相互作用不能被认为没有持续时间。

克劳塞维茨强调:“和生命中的其他事物一样,军事行动也要时间。”(597)但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明显的无时间性和时间的持续之间的不同呢?决定性的要素是时间的持续基于特定行为的前后相继,而[58]明显的无时间性则标志着一种连续的、完整的行动。这就意味着,克劳塞维茨引入的三种走向缓和的相互作用是由时间维度决定的,因为原初行动的统一体被分解为时间上相互独立的行为。克劳塞维茨明确表示:“战争中的决断由诸多前后相继的行动组成。”

战斗的怒火和搏斗时发生的暴力在克劳塞维茨看来,都是超时间的。盲目的杀戮和为了保存生命而斗争看起来是无时间性的,因为它们是统一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时间的视野从参与战争中的人的意识中消失了,因为他们的行动仅仅由暴力构成。生死斗争的即时性因此超越了时间意识,那些时刻似乎延续到了永恒。出于这个原因,包含在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中的战争的即时性看起来就是无时间性的。

克劳塞维茨提到的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和三种走向缓和的相互作用之间的对立,与开始呈现出来的面貌相反,它们不由无时间性规定,而由时间的持续规定。毋宁说,一段时间内的统一行动和有独特维度的时间之内的统一行动之间存在对立,而这使不同种类的行动得以区分。使用时间范畴引入对“统一的”和前后相继的行动之间的区分,这一可能性激发克劳塞维茨在第一章中赋予“军事行动中断”以极端的重要性(81-83)。战争的时间维度及其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融入,这些克劳塞维茨强调的特征,正是基于这一区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个人搏斗和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是完全无时间性的,并因此是抽象的。

五 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和走向缓和战争的相互作用之间的冲突

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与趋向于限制战争的相互作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时间范畴是否是有关它们之间的区分的唯一解释,抑或在此还有进一步的区分?[59]它们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即便不是直接的紧张,两者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冲突。战争升级的机制通过武力、恐惧和权力的范畴在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中得到了解释。即便这三个范畴在走向缓和的相互作用中没有直接得到处理,但整个语境强烈表明它们在此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恐惧:升级和限制

缓和与升级趋向的对比在第二种相互作用中得到了最形象的展示。在这里,克劳塞维茨把人们对自身毁灭的恐惧看成导致战争升级的最重要动机。如果消灭敌人是人们确保自己不被消灭的唯一保证,那么这一逻辑就意味着一连串无限制的暴力将不可避免。但在第二种缓和的相互作用中,克劳塞维茨对于他有关战争升级的逻辑的观点进行了限定,认为升级只适用于战争由一个单独的决定性时刻构成,或者由许多同时发生的这样的时刻组成的情形下。然而,将各种力量聚集“在时间中”(克劳塞维茨指的是在同时)的某个绝对物有悖于战争的本质。未来的决定性时刻的可能性意味着人类出于本性的弱点不会追求单一的结果(79-80)。

在讨论有关战斗的使用这一节,[84]克劳塞维茨阐明了出于恐惧而走向战争升级的对立,这以人性的弱点为条件:“但是,人类的精神由于一次打击甚至更加不敢下定决心。”纵观历史,政府和领袖总是想要避免决战。战争的“经济化”是战争在时间中持续的结果,也是单独一场战斗的失败可能意味着有输掉整个战争的危险的结果(259-260)。正是“无惧之中的恐惧”、生存的本能,造成了战争中在各种选择之间的踌躇、犹豫和计算权衡,并且,正如在第二种缓和的相互作用中描述的,它们也解释了限制战争的趋向。[85]在克劳塞维茨看来,对个人毁灭的恐惧产生了非常矛盾的结果。

时间范围的缩短与扩张

[60]在走向缓和的相互作用中,时间范畴限制了战争升级。相反,在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中,时间的缩短趋向于逐步升级——不仅在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体系中,而且从历史角度看都如此。毛奇(Helmuth von Moltke)是1864年至1871年德国统一的三场战争期间德国的总参谋长,从他那个时代开始,工业国家在军事战略方面的主要关切一直是打更短的、更有限的战争。关于“发动战争和已经达到的工业化阶段相互排斥”的论断一直以来都引起了反复争论。但答案是尝试找到第三种办法。担心双线作战,尤其是可能破坏工业生产能力的问题,经由后来的威廉时代德国总参谋长施利芬伯爵,导致希特勒和二战时期的德国总参谋部提出了闪击战。[86]

在所有变量中,闪击战试图通过使用机动和增加的破坏能力在第一波攻击中克敌制胜,从而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旷日持久的阵地战。但这些设想却起到了和预期相反的效果,最终导致了总体战。因为,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敌人会做同样的事。”(77)如果一方一开始就试图通过研发新武器技术和军事战略打败敌人,另一方也会这样做。因此希特勒的闪击战在开始时是成功的,因为对方对这种发动战争的新形式还没有准备。正如在拿破仑取胜的例子中,这一战略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对手士气涣散,不能对“这种在速度、专注度和突袭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战术”[87]做出足够快速的反应。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形式的战争已经被广泛接受。缩短时间在核时代达到了顶峰。为了避免对己方造成难以计算的损害,有必要预判敌人的行动,并在他们发射之前破坏其核弹。双方都试图尽可能地在敌人使用之前[61]破坏对方的摧毁能力,这不仅造成了预警时间和可能的相互交流只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持续,并且会导致很高程度的过分杀伤。

自相矛盾的是,匕首和砍刀(赫伯格-罗特)的战争与高科技战争都以时间性的丧失为特征。虽然缩短时间在现代战争中是军事胜利不可分割的部分(在这里时间不只是金钱,也是权力),但在内战的例子中可以看到不同现象。在内战中,时间的重要性被消除了:指向未来的期望都被置于一方,关注点都是直接的生存。内战“经济”的持续依赖于极度盘剥现有可用资源和放弃对未来发展的投资。随着一波又一波的暴力和生存升级,未来和平的前景逐渐消失。[88]两种形式的战争的差异是,在高科技战争中,军事行动越来越短,而在内战中,现在则被延长,未来不复存在。恐惧吞噬了灵魂和未来。

导致战争升级的相互作用与导致有限战争的相互作用的比较,或许表明了在战争中缩短时间将会推动战争升级,而时间尺度的扩大则推动对战争的限制。但这并没有考虑到第一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我已经说过暴力本身具有一种去抑制效果。我们确实可以使用克劳塞维茨的论断,将军事力量的使用推迟到未来,这就具有限制效果。但与此同时,这也扩大了武力的使用,消除了对双方行动的约束。我们几乎可以在当前正在进行的所有内战中找到这样的例子。扩大时间尺度的限制效果与持续更久的使用武力的升级效果完全相反。

权力的对立趋向

克劳塞维茨的第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也就是对权力的争夺,导致了战争无限制的升级,以至于实现一种自动作用,哪一方都无法掌控自己。在三种走向缓和的相互作用中,克劳塞维茨通过引入时间范畴对这一分析进行了限定。[62]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他的观念中,权力范畴自身是否具有走向战争升级的排他性特征?

双方由于争夺权力造成的战争升级方面的“对立”,可见于《战争论》第六篇,这一篇讨论防御。在这里,克劳塞维茨考察了防御方可用的资源范围,并且,在此框架下将防御方的盟友视为“终极支持的来源”。他说,欧洲权力体系的平衡并非系统地受到规范。即便如此,他继续说,毫无疑问,“国家和民族的主要利益和次要利益以最多样和多变的方式相互交织”。这些交叉点中的每一个都构成了一个固定的点,它可以用来阻止对权力的最初争夺。这些点的数量构成了一个或大或小的总体,任何人若想带来改变,都必须克服这个总体。通过这种方式,国家的整个关系网都趋向于在眼下的形式中维持这一总体,而不是改变它(373)。

暂且搁置国际权力平衡体系是否总是有助于维持和平这个麻烦的问题,[89]应该强调的是,克劳塞维茨在这里将权力的范畴理解为“维持现状”的手段。没有这种“维持现状的共同努力,众多文明国家绝不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和平共存”。如果欧洲曾经存在了一千年,那也是因为作为整体的体系的支配。的确,“集体安全”的优先性并不总能确保单一国家得到保存,但——克劳塞维茨认为——这些事件是非常规的,这种非常规性不足以摧毁作为整体的欧洲国家体系。“维持现状”作为一种历史趋向,是一种“哲学真理”,但这一哲学真理无法支配每一个单独事件(374)。在这一语境下,克劳塞维茨的权力概念应该被理解为在竞争环境中的自我保存。

如果在第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中,对权力的争夺导致了战争升级,克劳塞维茨的权力范畴就会与在争取“维持现状”的过程中使用的手段有着几乎相同的特征。这种意义上的权力平衡必须假设,行使权力是获得进一步的权力和自我保存的最佳方式。在此方面,克劳塞维茨从属于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传统,他们都将国家内部的武力垄断[63]和权力的外部平衡视为避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前提条件,也视为内部和外部和平的保证。因此,正如同在克劳塞维茨那里,恐惧兼有去限制化和限制的效果一样,在权力的范畴中也存在着矛盾。一方面,在第二种和第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中,争夺权力和害怕失去权力导致了战争的无限升级。在另一方面,克劳塞维茨对权力的概念化,同时也以保存现有东西的努力和自我保存的目标为特征。因此他认为,权力处在趋向扩张和自我保存的相互竞争的冲动之间。[90]

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除了相互作用的概念,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主要取决于那些可以根据对武力无约束的使用,以及对于敌人意图的恐惧和无知来表述的因素。因此它们的特点是没有交流、不确定和对敌人的无知。趋向于限制战争的相互作用与之完全不同。克劳塞维茨通过如下说法说明这种限制性的相互作用,这就是,双方在对方眼里都不是一个抽象的人,对方的意志也并非一无所知。由于战争不是突然发生,双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通过他是谁、做什么,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应该是什么、应该做什么”(78)来判断对方。

克劳塞维茨继续说:“这样的缺陷对双方都有影响,并因此形成了一种缓和力。”(78)在第二种限制战争的相互作用中,他的结论是,一方由于自身弱点,无论忽略了什么,都会成为对方缓和的客观原因,这就预设了,双方都知道对方的弱点,否则每一方就可能——根据第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为了克服自身弱点,尽最大可能增加自身的力量。

[64]在两极世界的核军备竞赛时期,有可能极其清晰地观察到有关对方意图的确定的和不确定的效果。唯一确定的是,互相破坏的规模和敌人行动的不确定性。避免使用大规模杀伤的核武器,本质上是与战争发动过程相关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结合。1991年,尽管使用了各种修辞,尽管向以色列发射了中程导弹,但伊拉克却被推向了这样一个位置——不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以色列。这也很可能是基于以色列可能做出的反应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结合。据称,以色列装备了核弹的战机曾经飞往了巴格达,但在到达目标之前被命令返回。不管这份报告是否准确,但正是这种对对手将会如何回应的想象的确定与不确定的结合,产生了自我遏制的效果,阻止了战争升级。

然而,克劳塞维茨却对这个等式进行了限定,这个等式宣称对手力量和意志的不确定性将会导致战争扩大,而确定性则会导致战争受到限制。在讨论战争中的不行动这一节中,统帅有关敌人军队的力量和意志的“不完善的知识”,是导致战争缓和的决定性原因。只有在与自身处境相关时,每一位统帅才会全面掌握情况,统帅有关敌人的认识建立在不完整信息的基础上。克劳塞维茨说,这种不完善的知识是“造成军事行动停顿的自然原因之一,这里并没有矛盾”(85,强调为原文所有)。

过分强调而非低估敌人力量的趋向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因此必须承认,“一般来说,对情况不完全了解会在很大程度上拖延军事行动进展,使它趋向缓和”(85)。这意味着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范畴无法给我们提供一般意义上解决战争升级或限制问题的可靠办法。这些范畴在单个例子中可能具有导致战争升级或限制战争的功能,但这不足以使我们得出任何普遍有效的结论。

作为一种手段的暴力/武力

[65]根据我给出的对第一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的解读,使用武力本身在本质上具有去限制化的功能,这一事实解释了战争中的升级。然而,克劳塞维茨探讨的问题并不是使用武力本身,而是武力作为一种用于成功发动战争的手段。战争中武力的去限制化在其失去作用的那个点上达到极限。因此,肉搏战产生了愤怒和好斗,这是直接的暴力感受的结果。这些感受甚至还有生物学功能,作为刺激身体的一种方式,使肌肉得到最大限度的运用。但是,愤怒和好斗在必须使用复杂的武器系统时不再有用。即使在诸如弓箭这类简单的远距离武器的例子中,任何情感方面的兴奋都可能成为劣势;为了能瞄准和打击目标,重要的是镇定和放松。15、16世纪火器的发展甚至导致了“理想战士”的个性发生了变化。如果此前需要的是“野蛮的好斗”,那么,现在需要的则是对敌人的一种消极的和谨慎的蔑视,如此,新的武器系统才能得到有效使用。[91]

武器和制服的生产与供给、弹药存储地的建设、军队的维持、供给线的建立、训练、防御工事的建设,以及无数其他提供战争的物资需要的行动:这些方面也使现代战争明显区别于诸如个人搏斗、角力等狭义上的战争。这个问题在18世纪变得尤其清晰,当时欧洲国家正将大比例的财政预算投入军队,以至于因担心在战争中使用军队而使国家破产不再有任何意义。

然而,在现代,“只有有限的物资手段可用”这一事实造成的对于战争的限制向着相反情况转变。随着经济、工业和技术的发展, (相比于以前)物资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即便如此,在这里,可使用的物资能力造成的战争扩大和对战争的限制之间仍然存在一种紧张。战争中的武力使用是并且仍然是一种去限制化的因素。[66]另一方面,使武力的使用服从于有效性标准将会导致对战争的限制,因为战争中完全无限制的暴力使用将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六 战争的性质中的各种对立趋向

克劳塞维茨阐述了无限战争和有限战争的种种对立,但他不只是在自己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中这样做。扩大战争与对战争进行限制之间的对立是《战争论》第一章关于战争定义的基本部分,这是他最后完成的著作。“武力的升级与缓和”(穆克勒)在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中可以被视为战争的相互对立的原则,彼此互相冲突。克劳塞维茨并未以任何教条主义的方式排他性地坚持升级或缓和;他将这两种原则视为对立的力量,它们在同等程度上影响战争。[92]

如果进一步沿着这个思路来思考,就会发现,克劳塞维茨理论中的对立可以根据这一理论的对象,也就是战争本身来解释。对他来说,对在一场遭遇战中被消灭的害怕有一种“缩减”(economizing)功能,但也会导致暴力的增长。武力被认为是去限制化的,但它也被界定为工具性的,而且其工具的角色也趋向于限制其范围。权力的范畴也依然与去限制化和自我保存的对立紧密相关。这些对立不只属于不同种类的战争;它们不仅仅是战争的“双重本质”的表现(“战争可以有两种”,《战争论》,页69),而是存在于每一场战争中的相互冲突的对立。

在三种走向极端的相互作用中,暴力、恐惧和权力是核心范畴,但它们在战争中同时也有限制战争的效果。克劳塞维茨同样将战争中的时间维度视为相互矛盾的因素。这些范畴的共同点是,我们不能明确地将战争升级或对于战争的限制同它们中的任何一个联系在一起。这甚至适用于暴力范畴本身。有可能存在必须理性地使用暴力的情况,为的是确保暴力不会升级从而超出一定界限。同时,每一次暴力行动都有引发无法控制的螺旋的危险,因为[67]使用暴力本身就有去抑制的效果。从有关这三种相互作用的讨论中得出的结论发人深思。在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中,暴力/武力、恐惧和权力既有导致战争升级的效果,又有限制战争的效果。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呢?一种可能性是去考察识别出来的范畴,看一看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战争的扩大或限制。然后我们可以尝试发展出一种有关战争的升级和限制的类型学。但也有可能,这种考察将会发现大量例子来支持这样或那样的解读,却无法解决这些范畴对一般意义上的战争带来的相互冲突的结果的问题。尽管这种调查有可能成功概括出一些重要的可能性,但在实际的战争中,相同的范畴可以呈现出不同效果。在克劳塞维茨的概念中,战争走向升级的趋向使与之对立的缓和力量立即发挥作用。但在一个互相超越对方,导致极端武力的例子中,“可能疏于对政治需求的范围的考察”,使用的手段与目标的关系会失去均衡,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想要“做出最大努力”的意图,“将会因内部环境体现出的与之抵消的力量而走向失败”。[93]通过这种方式,克劳塞维茨强调,“交战国”不得不采取战争升级和缓和的中间路线(585)。

因为战争的升级与缓和之间的紧张,理论必须——按照克劳塞维茨对这个词的理解——离开由逻辑和数学代表的严格的科学领域。理论成为一种艺术,成为如下这种技能,他需要在大量对象和关系中,通过使用“判断力”,识别出最重要的和最具决定性的关系和对象。“危险和责任感对普通人来说,不但不能增强他们精神的自由和活动,反而使之减弱,但对有些人来说,却能使他们的判断更为迅速、更为准确,毫无疑问,我们说的这些人都是少有的伟大人物。”(585-586)[94]克劳塞维茨认为人类是内在分裂的,并且,这种内在冲突在战争中呈现得最明显。但对他来说,这也是使人类做出自身的决定,并因此能够自由且负责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