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的陈述和与之对立的陈述,“如重物和砝码,可以说,正是它们的作用和相互作用,使真理的尺度得到了平衡”。

林尼贝奇[1]

[15]耶拿、莫斯科与滑铁卢,它们不只是城镇或城市的名称,也不只是战场和军事上的胜利、失败和毁灭发生的地点。1806年拿破仑在耶拿和奥尔施塔特对普鲁士军队取得的胜利是如此彻底和全面,以至于它们导致了人们整个世界观念的坍塌。莫斯科(1812年)是拿破仑战争的转折点。滑铁卢之战(1815年)是解放战争的最后一战,对拿破仑来说,这也是一场彻底失败的战争。所有这些地方都与拿破仑的名字相关。起初,这里有拿破仑。[2]但是,“战神”拿破仑,对于克劳塞维茨一生有关战争理论的研究而言,既是起点,也是终点。

这一领域的文献有一个几乎一致的看法,即拿破仑发动战争的成功方式对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有重要影响。但迄今为止,尚未有人追问,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如何处理拿破仑后来的失败,特别是俄国战役的失败和滑铁卢的最后战败。的确,拿破仑的胜利战役引领克劳塞维茨提出了关于胜利战争的理论。但只有拿破仑在俄国,继而在莱比锡(1813年)和滑铁卢(1815年)的失败,才使克劳塞维茨有可能提出一种关于战争的政治理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的政治理论是一种关于战争失败的理论。但它的确意味着,与拿破仑发动战争的方式相关联的成功、局限和失败迫使克劳塞维茨反思纯粹军事问题之外的问题,进而将他引向一种有关战争的政治理论。

[16]对克劳塞维茨来讲,耶拿、莫斯科和滑铁卢不仅象征着他亲身经历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尽管他的军衔不够高,不能参与重大决策)。军事历史学家福斯特(Stig Förster)认为,1792年至1815年间是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大战,许多非欧洲国家都被卷入冲突。[3]这些战争的触发是因为既有的欧洲列强想要通过军事手段扭转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导致拿破仑夺取政权,推行他的扩张主义,最终导致了随后的欧洲解放战争。拿破仑在耶拿、莫斯科和滑铁卢的胜利、失利与溃败构成了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的政治理论的不断变动的核心。对克劳塞维茨来说,耶拿、莫斯科和滑铁卢象征着相互冲突的战争经历,这构成了他的这部著作的主体部分。通过观察他对这些事件的分析,可以重构出他的著作中的那些对立的要素。

因此,我将耶拿、莫斯科和滑铁卢视为三个决定性地点,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最清晰地理解克劳塞维茨的政治理论的要素。当然,他的战争理论的某些方面也与其他地方有关,尤其是与莱比锡的战役、波罗底诺和别列津纳的战斗经历、西班牙战役,以及早期的胜利有关。但我相信,这三个地方作为军事交锋和破坏的战场,它们对于克劳塞维茨理论的效果有最为巨大的影响。正如克劳塞维茨在写于那一年的笔记中表达的,它们直接导致了1827年决定性的理论突破。在克劳塞维茨的诸多历史著作的框架内,从1823年到1828年,他几乎将全部时间用在研究这三场战役的战史上。正如他在笔记中表达的,这一对他此前观点的突破,可以直接追溯到他在这些年的工作中。

一 耶拿和奥尔施塔特双城战:灾难及其后果

1806年,普鲁士将军……在萨尔费尔德[和]……耶拿附近……陷入了令人惊愕的灾难,这是因为遵从了腓特烈大帝古怪的战斗命令,这不只是一个丧失了有用性的风格的例子,也因为极端缺乏想象力……[17]其结果是,在霍恩洛厄城下,普鲁士军队完全被摧毁,比任何在战场上曾被摧毁的军队都更彻底(154-155)。

在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克劳塞维茨描述了在这些战役中“肉体和精神上被摧毁的士兵”。[4]如果我们还记得腓特烈大帝的话,就能充分认识到这几次战败的重大意义,他的原话是:“普鲁士有这样一支军队守护,就如同有阿特拉斯守护的世界一样安全。”[5]正是这支据说普鲁士可以依仗的军队,不仅被拿破仑更强大的军队打败,也如克劳塞维茨看到的,毁在了自己将军们的手中。

克劳塞维茨认为,普鲁士在耶拿和奥尔施塔特的失败是高层领导软弱以及军事和政治机构的缺陷造成灾难的最严重例子。在他看来,拿破仑的对手在智慧方面的缺乏和道义方面的怯懦也使拿破仑的军队占尽优势。[6]此外,当时的日报也把普鲁士战败视作“上帝的裁判”,是对人民逐步堕落的提醒。法军对普鲁士大部分领土的占领被理解为“上帝送来的有益惩罚”,能够引领人民走出软弱、怯懦和懒惰。它将会使这个国家明白,要使普鲁士和德国获得解放,就需要“学会使用武器”,需要为祖国“做出具有男子气的牺牲”。[7]

克劳塞维茨认为,普鲁士的这几次灾难性战败,归根结底是两个因素综合起来造成的:(1)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天才给战争带来的革命性变化;(2)普鲁士政治和军事领导层在“道义上的怯懦”,并且,他们也没有能力采取适当方法应对这些转变。克劳塞维茨写道,可以说,在大革命中除了胜利什么也看不见的那20年,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对革命的各国政府的错误造成的。旧的欧洲议会很晚才认识到,一种全新的动力已经在谋求政权的争斗中发展了出来(609-610)。[8]

克劳塞维茨早期理论中战争的生存主义结构

克劳塞维茨有关普鲁士三次战败原因的阐释,以一种根本方式改变了他对战争的政治主体(political subject of warfare)的观念。[18]他分析的重点不再是普鲁士王国,而是发动战争的德意志民族。“我们这些失去祖国的四处游荡的孤儿,眼见着自己为之奉献的,帮助确立的国家的光彩走向泯灭。”[9]用帕雷特的话说,在这些年里,克劳塞维茨的目标是“自由德国的理想”。

我们怀有最崇高的希望;如果说我们曾经挽救了德意志民族的荣誉、自由和民众的福祉,那么任何一支军队挥洒鲜血带来的荣耀也没有我们这样多。[10]

他提到德意志民族的直接原因,并不简单是普鲁士的失败,而最重要的是,他认识到法国的胜利是由动员整个国家带来的。征兵的军队被派上战场,仅凭数量就比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军事强国的军队强大得多,这在历史上是首次。[11]

然而,全国性动员影响的不只是征招入伍的青年男子。“全民动员”(levée en masse)要求全体法国公民成为履行兵役的先遣队的一部分。青年男子参军入伍,已婚男性铸造武器并负责保障,女人制作帐篷、服装并在医院工作,孩子们制作绷带,老人们在公共广场鼓舞士气,宣告他们对敌人的仇恨。声明继续称:“从现在开始,直至将所有敌人赶出共和国领土,所有法国公民都将永久服役。”[12]在为他的军事导师和朋友沙恩霍斯特撰写的讣文中,克劳塞维茨强调了国家概念的军事潜力。他论述道,法国人已经将可怕的战争元素从旧式的金融和外交限制中释放出来。他看到,战争带着它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采取了原始的暴力形式。[13]

克劳塞维茨将这种在国家机构之外实现德意志民族的取向和蒙克勒(Muenkler)所谓的“战争的生存主义建构”(existential construction of war)结合在一起。根据这种观念,战争不是追求政策目标的直接方式,而是政治实体构建、转型和变革的媒介。因此,战争也成为一个媒介,人们通过它突破自身常态、超越日常的[19]利己主义,首次达到了政治体(body politic)意识到自身身份的状态。[14]

作为确立或改变政治身份的一种手段,战争的生存主义建构在克劳塞维茨写于1806年的一封信中可以明确地看出:

你要革命。对此我不反对,但如果是在公民宪法中,在国家的结构中,在由战争引起的各部分的运转与震荡中实现革命,事情难道不会更简单么?[15]

在1809年的一封信中,他再次陈述相信欧洲需要一场革命:

无论谁胜利,欧洲都无法摆脱一场伟大而全面的革命……即使是一般的德国人民起义……都将成为这场革命的先驱。[16]

在这里,克劳塞维茨不仅倡导在公民社会和国家结构中进行革命,也是在说通过发动战争更容易产生这样的革命。

但是,我们不应被克劳塞维茨有关革命的词语选择所欺骗。在他思想发展的这个阶段,他支持革命的想法,强烈地使自身着眼于作为一个政治主体的“德意志民族”。但以这种方式争论,他主要追求的就不是民族的或革命的目标自身;相反,他是想要将它们作为手段,实现军事上的目的。从他的视角出发,拿破仑及其军队一直以来在所有战事中高奏凯歌,如果普鲁士(或德国)能有效抵抗他们,法国革命军取得的成绩就会使政治主体的转型成为必要。普鲁士的旧式军队及其旧的政治结构无法做到这一点。但对克劳塞维茨来说,对军事成功的明显而完全的专注及优先考虑,为人们通过战争和暴力突破常规状态的程度设置了界限,因为这一过程依然与人的行动的工具价值相关联。相较而言,我所说的通过战争和暴力而产生的对人的抑制,却并未被设置任何现实的限制,正如在解放战争时期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和科尔纳(Theodor Körner)、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荣格尔(Ernst Jünger)和舍勒(Max Scheler),以及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非殖民化时期法农(Frantz Fanon)观察到的那样。[17]

克劳塞维茨的新观点和耶拿战役后普鲁士军事改革家们的新观念一样,是一把双刃剑。作为普鲁士[20]战败的应对之策,引入军事改革不仅要着眼于战胜方的拿破仑军队这一榜样,也要考虑普鲁士的具体国情。结果导致了一种特定的紧张。一方面,要动员整个社会支持发动战争,培养出随时准备做出爱国行动和牺牲自身生命的士兵公民(soldat citoyen)。另一方面,政治转型仍然受到限制,因为他们不想做任何危及既有统治结构的事。普鲁士不是一个公民主权国家,甚至没有一部限制君主权力和使公民有可能参与起草立法的宪法。但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没有所有公民平等和对他们来说同等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如何可以根据法国的模式,调动民族的热情,使他们做好为民族国家牺牲的准备呢?

因此,军事改革就自相矛盾,尽管其中无疑包含了很多的积极因素——特别是取消有辱人格和不人道的惩罚。改革者们面临的难题是,动员全社会参与战争,但却不改变现有社会结构的任何部分。解决这一难题的唯一办法是“教育专政”(Erziehungsdiktatur)。在普鲁士战败之前,军队曾是一个内部残酷、缺乏自由的机构,并且,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严格区分也已司空见惯。改革者认为军队需要成为“整个民族的主要学校”,正如战争大臣冯·博因在1814年《普鲁士防卫法》中说,既是为了战争,也是为了和平。在采取这一步的过程中,改革者们不仅要求全体国民在真正的战时阶段这一有限期间内为国效力,而且要做得更多。从现在起,这种服役也要成为和平时期的目标,在此期间,正如在战后的公民社会中看到的,原本只具有次要效应的东西成了主要目标:军队被认为应该变得更文明,但国家要武装起来。军机大臣冯·劳默尔(von Raumer)主要根据公民在服兵役期间获得的“有益的秩序感,服从和荣誉”(它们同样适用于“不同情况”)理解上述观念中的第二点。[18]

[21]然而,如果把克劳塞维茨视作一个革命派,也会是一个错误。实际上,(如阿隆所说)1809年的信件表达的是所有保守派在革命时期都要经历的矛盾。如果有一天“民众中肆虐的混乱”危及普鲁士国王,克劳塞维茨写道,他将毫无疑问地为君主牺牲生命。他不希望通过这样做来延迟或扭转革命;那将需要采取完全不同的办法,英勇的自我牺牲是不够的。但他会竭尽所能,并自豪地展示,为了效忠国王,他能做出怎样的牺牲。同时,他强调,如果国王不得不依靠这样的行动,王位将会沦丧。他因此继续显示对于体现在国王身上的国家的无条件忠诚,或者毋宁说是一种对君王人格的近乎封建式的臣服。但他也清晰地看到革命危机的程度,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将他划归到改革派的阵营中。[19]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生存主义建构因此表达了对旧秩序的忠诚和建立在法国模式基础上的战争的彻底变革之间的紧张。同样,也必定可以在给军事现代化带来障碍的政治与社会领域的变革中看到这一点。

抑制暴力

在《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说,理论有义务“优先考虑绝对形式的战争,并使这种形式成为一般的参照点”。任何希望从理论中学到东西的人都必须考虑绝对形式的战争,如此,他才会“将这一点牢记在心,用以衡量所有的希望和恐惧,并在他能够或者必要时接近这个点”(581)。在克劳塞维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指导他思想的是战争形式的理念,当战争行为的目标、理想和自然过程,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也可以为社会接受时,战争就会倾向于走向绝对和极端。早期的克劳塞维茨将战争的扩张和趋向于绝对形式理解为取得军事成功的一种方式。

在克劳塞维茨看来,[22]无限制暴力的倾向,作为战争行为的一种方法和工具,被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军队的成功证明为正当的。[20]富勒(John Fuller)在他的克劳塞维茨研究中,强调了一种方法,他借此(部分地)建构了围绕决战理念的分析,比如在有关战斗是战争的本质(127)的段落中。决战必须总被视为战争的真正焦点。直接摧毁敌军主力部队一直是首要目标。主要战斗是决定局势的最血腥方式。克劳塞维茨进而说:这场战斗不仅是相互屠杀,其效果更多是摧毁敌人的勇气,而不只是杀死敌军,但必须总要付出血的代价。在这段话中,克劳塞维茨说,如果要赢得战斗,就必须采取这种行动,但他继续说,作为一个人,指挥官可能会选择退却(259)。[21]

在论使用战斗的章节中,克劳塞维茨引入“双重法则”(dual law):

敌人力量的摧毁通常伴随着大战及其战果;大战的首要目的务必是摧毁敌人的力量。(258)

正如凹面镜的焦点将阳光聚成一个完美的影像,发出最大强度的热,战争的各种力量和条件也在主要战斗中结合和压缩,以发挥出最大效能。(258)

克劳塞维茨继续说道:

不仅是战争的概念引领我们仅在大战中寻求决定性的时刻;过去的战争经验也带给我们同样的教训。如果波拿巴在战前就对流血牺牲的前景胆怯畏惧,他就不可能经历乌尔姆之战(1805年10月20日)那样杰出的胜利。

克劳塞维茨继续用戏剧性的语气说:

我们对没有流血牺牲就取得胜利的将军不感兴趣。杀戮是一种骇人的场景,这一事实使我们必须严肃对待战争,但不能成为我们以仁慈之名逐渐钝化兵刃的借口。(260)

在战斗胜利后乘胜追击敌人的问题上,克劳塞维茨尤其明确地表达了作为一种实现军事胜利的极端暴力的理念。通过追击敌人从而摧毁他们是拿破仑式战争的鲜明特点之一。克劳塞维茨强调,在早期的战争(18世纪的内阁战争)中,指挥官太过专注于取胜的荣誉,没有充分重视消灭敌人。他们认为这只是众多方法的一种:“肯定[23]不是主要的,更谈不上是唯一的。只要敌人放下武器,他们就等不及把刀剑还匣。”对他们来说,只要结果明了,停止战斗就再自然不过;他们将取胜后的任何更多的流血牺牲视为毫无必要的残忍(265)。

克劳塞维茨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强调,除非胜利之后紧接着追击和消灭敌人,否则胜利不会产生大的效果。他说,在最近的战争中,追击敌人已经成为“战胜者的主要关切之一”(266)。投入这种追击中的精力才是决定胜利价值的主要因素,并且,在很多情况下,这甚至比战场上的真实胜利更重要。由于被追击,战败的敌军会遭受更多的疾病和疲劳,由于一直担忧掉队,他们饱受折磨、精神萎靡,以至于不再能够思考如何有效抗击。随着追击一天天延续,不需要任何进一步打击,数以千计的敌军士兵就会被俘。追击的目的是消灭敌人,尤其是毁灭敌人的秩序和士气。[22]克劳塞维茨在此的意思不是从身体上摧毁敌人,而是试图使其解体,使他们无法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克劳塞维茨解释说,每当他使用“消灭敌人的力量”这个短语时,他的意思是“战斗部队……不能再继续战斗”(90,强调为原文所有)。

在军队溃逃过程中的解体和追击者的军事能力的增长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关系。即便军队有组织的追击也不能直接比作一群猎狗的行为,但一些心理层面的,特别是士气上的效果是相似的。具有决定性的一点是,逃亡使被追击方的社会关系陷入原子化状态,追击则大大增强了追击方的军事潜力。战争中追击的群体和追击者都是无懈可击的,他们一开始就握有行动和突袭的优势,尤其是在夜间。追击军队的暴力首先是速度的暴力,时间是最重要的武器。追击群体想的只有进攻和攻势,不会想到撤退或防御。追击者对被追击者步步紧逼,随着他们越来越接近猎物,他们分享权力的感受也更加强烈。追击者急于获胜,对他们来说那一刻似乎[24]意味着绝对的自由。看起来,即将到来的胜利给他们施了魔咒。随着追击者步步紧逼猎物,他们杀戮的能量和渴望也在增长;同时,战斗的投入耗尽了被追击者的勇气、力量和抵抗能力。[23]

拿破仑残军退败渡过贝尔齐纳河时遭受严重损失,从一位现场目击者的报告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些心理影响发挥的作用:

当我到达那座桥时,眼前的场景混乱至极。数以千计……掉队的士兵,听到大炮的声音后,涌向路口,形成了庞大的人流。巨大的挤压很快让这座桥变成了一条挤满亡者和垂死者的通道……一大群军人紧紧地拥挤在一起,我看见有人被压倒,一旦倒下就只能被身后挤过来的人群无情地践踏在泥泞的河岸上。试图游泳或者通过浮冰过河的马匹与士兵,挣扎着要从河里出来,有时候徒劳无功,最终命丧沼泽。[24]

克劳塞维茨这样评论他的这次经历:“连续不间断的逃亡”是导致敌人崩溃的主要原因。“对士兵来说,最令人反感的是在艰苦行军后刚想休息时再一次听到敌人的枪声。这种感觉,如果一天天重复,能使人陷入绝对的恐慌。”(267)正如克劳塞维茨在耶拿战后描述拿破仑的战略时那样,只有追击并消灭逃跑的敌军才能使战场胜利转化为真正的伟大胜利。

尽管使用了如此嗜血的语言,早期的克劳塞维茨将极端的暴力视为战争取胜的一种理性工具和方式。这种观念的工具性方面同样也为战争升级设置了内在限制,因为它必须导向军事上的胜利。尽管这只是一种微弱的限制,从道德上来讲并不充分,但它也许解释了克劳塞维茨后来为何将战争走向升级的倾向视为这一限制的对立面。将暴力的规模纳入军事成功的标准,使克劳塞维茨在拿破仑不断扩大的暴力不再带给他胜利的这个特定时刻,对拿破仑战争的态度变得不再那么绝对。

进攻的优先性

[25]克劳塞维茨认为,普鲁士战败的根本原因不只是普鲁士政治领导层的错误和怯懦,也不只是法国军队在数量上的优势;拿破仑的军事天才也至关重要。为了找出腓特烈大帝和他自己所处时代引发战争行为的可能性之间的差异,他在《战争论》第八篇中(即整部书的后面部分)说,奥地利和普鲁士战斗的对手是“战神”拿破仑。起初,军事战略家们(尤其是普鲁士的军事战略家们)认为拿破仑发动战争的方式是成功的,但同时也简单粗暴,最重要的是缺乏艺术性。只有在耶拿和奥尔施塔特遭到决定性战败之后,评论家圈子才认识到,是什么给予了拿破仑超越对手的决定性优势:他前所未有的攻势力量,行动的速度和惊人的魄力,他总是尽最大努力在决定性的战场上集中压倒性的兵力,以及他谋划整个战局的方式,使他能够以一场毁灭性的战斗决定胜负,并在战后立刻追击溃败之敌,直到敌军完全瓦解。[25]

暴力的发泄与着眼于进攻的优先性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克劳塞维茨认为,最好的战略始终非常强有力。这条原则一般来说是有效的,而对战场上的决胜点来说尤其适用。克劳塞维茨说,没有什么战略原则比要求指挥官保持部队统一更高或更简单。他支持拿破仑的原则,这就是,一支军队在决胜时刻怎么强有力都不为过。他还说,他想要发展出来的法则,规定了应该同时使用为实现一个战略目标而动用的全部力量。如果一切都集中在一次行动和某个时间节点上,那么,这种对于军事力量的使用就会做到更加绝对(194-197)。

军事力量相对于政策的优先性

在解读克劳塞维茨写给费希特的信的过程中,帕雷特认为,在对普鲁士败于拿破仑和法国军队之手的相关情况进行分析时,克劳塞维茨和费希特意见一致,但[26]却不同于他们同时代的其他人的意见。他们两人都相信,马基雅维利的著作能开阔一代人的视野,这些人在政治生活中无视和腐化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暴力的重要性。[26]

克劳塞维茨批评普鲁士社会中那些在他看来在普鲁士战败前后主张绥靖政策的人。他抨击宫廷和公众的大部分人,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有必要臣服,指望战胜者大发慈悲,有些人竟如此放肆,他们更看重自己的安全,更看重在和平中享受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如果能使之得到保证的话,他们甚至准备牺牲国王的权利、荣誉和自由。而那些并不认为以最可耻的方式臣服是一项义务,并因此主张这是不光彩的人,则被社会上最精英的圈子视为叛徒,在这些精英圈子中,宫廷和政府官员最腐败。[27](www.daowen.com)

克劳塞维茨也说,如果他必须揭示自己灵魂中“最秘密的思想”,他更倾向于使用尽可能暴力的方法:

我会使用鞭子抽打动物使它从昏睡中醒来,这样那条它在胆小和怯懦之下甘愿被套在身上的锁链将会粉碎。我将释放德国人的精神,化作一种解毒剂,利用其破坏性的力量,消除可能造成整个民族精神衰弱的祸害。[28]

克劳塞维茨和费希特指出,拿破仑已经证明了军事实力针对不充分的武装理想的优势,并把它放在了马基雅维利的“无期限的声明”的语境下,这恰恰就是政治的本质。[29]然而,着眼于军事实力的优先性预设了一种明确的(和有限的)政策概念,也就是那种以公民的方式(in civil terms)构想的政策概念,这在根本上不同于武力。[30]这一有限的政治概念出现在克劳塞维茨对普鲁士早期的中立政策的批评中,他在实践中认为,这种政策将政治缩减成了外交。

总结一下目前为止的论述。普鲁士在耶拿和奥尔施塔特的战败使克劳塞维茨提出了四个观点,这构成了他的战争理论的早期阶段的核心要素。但是,这些要素以拿破仑取胜和他的军事天才为前提,并且可做[27]如下描述:一种生存主义的战争概念;战争内在的无限暴力;不惜一切代价着眼于进攻的优先性;以及克劳塞维茨早期著作中军事胜利优先于(用一种公民的术语来理解的)理想和政治。总体而言,可以说,普鲁士的战败促使克劳塞维茨提出了一种进路,它突破了常规的对战争的理论限制。战争的生存主义建构,迫使发动战争的主体必须转型,因此,就要在政治上解除障碍,并且,着眼于决战使接受极端暴力成为必要,取得军事胜利的绝对的优先性,使着眼于不惜一切代价的进攻成为必要。

二 莫斯科:转折点

关于1812年拿破仑俄国战役的失败,克劳塞维茨得出的结论同他从普鲁士在耶拿和奥尔施塔特的战败中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拿破仑在俄国的战略同他在此前的战争中使用的战略没有本质差异。在克劳塞维茨看来,拿破仑曾希望以他常用的方式在俄国开战并取得胜利。这就是,发起决定性的攻击,利用取得的优势进行深度打击,并利用战果反复地拿一张牌来打赌,直至破产——这就是拿破仑战争的方式。克劳塞维茨写道,我们必须承认,如果不是用这种方式发动战争,拿破仑就不会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31]

但在俄国战役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敌人的表现完全不同。和一个试图避免任何形式的战斗的对手作战,很难发生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其次,俄国几乎无限的领土空间也给拿破仑的战略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32]克劳塞维茨反复强调,从单纯军事的角度看,拿破仑企图摧毁俄国军队,占领莫斯科,再与亚历山大沙皇进行协商,这一战略是正确的。[33]但俄军的回避行动、焦土战术和俄国广阔的地域空间,意味着拿破仑的军队因自身的努力而走向了毁灭。

[28]在克劳塞维茨看来,拿破仑在俄国战役的失败,不是因为他进军太远太快,而是因为唯一能让他取胜的方法失灵了。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第八篇中说,沙俄不是一个能用传统方式征服的国家。一个类似于俄国这样的国家,只能因自身弱点和内部分歧才会被击溃。克劳塞维茨认为,如果拿破仑能抵达莫斯科,他只能寄希望于动摇俄国政府的勇气,动摇其士兵的忠诚与坚定。在莫斯科,拿破仑希望能找到“和平”,这是他给自己定下的唯一合理的战争目标(627)。

拿破仑的确抵达了莫斯科,但那是怎样一种情形!在克劳塞维茨看来,只有满足进一步的条件,即继续在莫斯科引发恐惧,拿破仑才能够实现和平。不过,正如克劳塞维茨的解释所说,从科夫诺行军到莫斯科不到115公里的距离,拿破仑的军队用了超过12周才到达。出发时28万人的军队只有9万人到达莫斯科。克劳塞维茨认为,如果拿破仑更好地关照军队,他的损失会低得多。但到了莫斯科,士兵筋疲力尽,战马疲惫不堪,右翼面临的是11万强敌,还被一个武装的民族包围着,这支只有9万人的军队被迫在各个方向上设置防御,没有弹夹,弹药储备也不充足,与外界的联系是一条单一的完全被摧毁的小路——一支法国军队在这种条件和情况下无法在莫斯科熬过寒冬。[34]

克劳塞维茨写道,当然不曾有其他情形,在这里,“证据是如此清晰,入侵者被自己的努力摧毁”(385)。但如果拿破仑不能确定他能否在莫斯科整个冬天守住阵地,他本应在冬天来临之前就返回法国。正如克劳塞维茨看到的,从亚历山大沙皇拒绝求和的那一刻起,拿破仑的撤退便不可避免。整个战役依据的假设就是沙皇可能会求和(167)。[35]然而,莫斯科一场大火,较之其他一切都更引人注目地昭示了在这里找不到任何和平这一事实。火焰中的莫斯科象征着,寻找和平的希望化为虚妄,不管是俄国政府故意在城市纵火,还是哥萨克人在无意中所为。[36]

[29]俄国战役以我们能想象的最生动方式展现了防御针对进攻的优势,正如克劳塞维茨从这一刻开始反复强调的一样。克劳塞维茨在他最后撰写的一篇文章的结尾处所说,随着战事的进展,每一次进攻都失去了冲击力(71)。俄国人防御动作的优势使克劳塞维茨不得不对他此前有关拿破仑战略的典型特征的看法进行限定,因为拿破仑在俄国战役中同样采取了进攻性的战争方式,在克劳塞维茨看来一直以来都是正确的——但眼下在俄国却并非正确的战略,因为眼下的对手是俄国,而不是普鲁士和奥地利。在俄国战役之初,进攻的确被认为是“真正的秘密”(ture Arcanum),是发动战争的圣中之圣,因为法国曾经在所到之处无往不胜,一直处于攻势。但克劳塞维茨却这样分析俄国战役:

任何透彻地思考这件事的人都会告诉自己,攻击是战争的较弱形式,防御是较强形式。但他也同样会看到,前者是主动形式,即更大和更有决定性的形式,后者只是被动的目的;这就产生了一种平衡,让这两种形式彼此共存成为可能。[37]

克劳塞维茨对拿破仑的评价的这种变化在他晚期的一篇文章中尤为明显,在这篇文章中,他不再认为拿破仑战略中的无限暴力是天才的结果,而是视其为拿破仑在紧急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战略,表明了他身上的“赌博”趋向。法国和拿破仑意识到,自身的特殊环境使“碾压敌人”成为可能,这使拿破仑几乎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情况下都做到毫无防守,进而形成了一种观念,即在此基础上制订作战计划并执行这些计划乃是一般性标准。但这就相当于拒绝对直到这一刻的整个战史进行总结,这样可能是愚蠢的。[38]

当然,有人必定会问,当克劳塞维茨从拿破仑的战役中总结成功战争的抽象的一般性指南,并因此使这些战役连接起有关战争作为一种工具的普遍价值的彼此之间极其冲突的观点时,为何会在某种程度上忽视那些历史条件。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彼此有差异的人都崇拜克劳塞维茨——德国的将军们、列宁、希特勒、毛泽东和美国战略家。在克劳塞维茨著作中的另一个问题似乎是,他不总是区分一般性的和特定历史条件下[30]的战争标准。[39]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在对拿破仑的评价中观点的变化发展非常明显。克劳塞维茨对拿破仑的评价的内在张力可以在他有关俄国战役的最后定论中看出来:

再说一遍,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他大胆和果敢的性格;他的那些成功的战役,如果没有取胜的话,也将会遭到和这次战役一样的指责。[40]

克劳塞维茨认为,拿破仑指挥这场战役的方式和指挥其他战争一样。这是他成为欧洲主宰的方式,也是他取得成功的唯一方式。因此,任何崇拜早期战争中的拿破仑,视其为最伟大统帅的人不应该看不起现在的他。克劳塞维茨对拿破仑成就的积极评价,必须放在一个事实语境中看待,即俄国战役的过程中,拿破仑和他的军队没有在任何一次交火和战斗中真正失败:

在每一场战斗中,法国人都是胜利者;每一次他们都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当我们最后来估计时,法国军队已不复存在。[41]

克劳塞维茨继续赞美拿破仑的军事天才。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即便是这个天才,也不可能在所有情况下取得成功:

我们不能确定地预见,甚至也许不可能预见,俄国人会放弃莫斯科,烧毁这座城市,进行一场消耗战;但一旦这件事发生,那么无论怎样做,战争必然受挫。[42]

克劳塞维茨后来的思想以及他转而否认拿破仑战略之模范性时的犹豫不决,反映了他两种态度之间的张力:一方面是继续赞赏拿破仑,另一方面则是洞察到战略不可避免的多变性和历史的特别性,这也正是造成这些失败的原因。实际上,克劳塞维茨(以及许多后世的德国人)一直处在拿破仑的阴影下,他从未意识到自己对军事天才的定义和拿破仑的天才之间的龃龉:拿破仑缺少一个政治家所需的高贵品质。[43]

根据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从耶拿和拿破仑早期的成功中获得的战略在莫斯科第一次显示出其局限。耶拿之后,克劳塞维茨初步提出了有关战争的生存论的观念(an existential notion)。根据这一观念,政治主体的转型、军队的现代化和普鲁士的政治状况的有限改变,都被认为给可能成功[31]发动战争提供了条件。克劳塞维茨设想的发动战争的新方式以拿破仑的战例为模型,但正是在莫斯科,这种战争模型的局限得到了揭示。决定性的因素是,由于俄国截然不同的情况,拿破仑一直以来采用的成功战略在这里失灵了。

这对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产生了两个影响。首先,他认识到,拿破仑的策略并不适用于所有可以想象的情况,也不是通往普遍成功的通行证。其次,尽管他赞赏拿破仑,但他开始批评拿破仑在情况改变时仍坚持既定战略的做法,批评他试图使命运臣服于自身意志的做法。此前在克劳塞维茨看来纯粹属于拿破仑天才的举动,现在被他重新评价为轻率和疏忽。他承认,拿破仑试图击败和分散俄军并占领莫斯科的目标对一次战役来说是可行的,但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其他条件:在俄罗斯有足够的兵力。但拿破仑忽略了这一点,这“完全出于他典型的鲁莽与自大”。在莫斯科,当拿破仑需要20万人时却只有9万。如果他更多地关照军队,而不是如此损耗,这一点是可能的:倘若他不是“每次都不畏艰险”,拿破仑本可能在战斗中损失少于3万人。[44]

莫斯科使克劳塞维茨面对和耶拿截然相反的战争经验。俄国战役最明显的教训是防御相对于进攻的优先性。一个不太明显的,但却为克劳塞维茨在其后期著作中得到充分发挥并且一再强调的教训,是政策相对于战争的首要地位。俄国战争可能不会取胜,但这场战争却可能会发生。通过这些话,克劳塞维茨使人注意到了战争的一个根本限制。在当时的情况下,俄国在军事上是不可能被打败的,任何可以想见的战略都奈何不了它,即便是拿破仑也做不到。的确,克劳塞维茨在后来反复回到有关在什么条件下俄国人可以被打败这一主题上来(特别是在《战争论》的第八篇中)。但这些思考的产生仿佛出于普鲁士和俄国战争的可能性以及有关普鲁士取得成功的前景的思考,而不是出于克劳塞维茨考虑到军事上可能存在的局限,而产生的关于政治之于战争的重要性[32]的新的思想变化。尽管普鲁士的兵败已经显示出军事力量相对于“没有充分武装起来的理想”和以外交形式出现的政治的优先性,但是莫斯科发生的事,也使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政治目标的局限性变得清晰起来。正是对这一拿破仑战略的内在局限的经验,克劳塞维茨才能发展出其理论的一种新的基本观念,也就是政策相对于战争的首要地位。

三 滑铁卢:不仅是最后一战

克劳塞维茨在研究1815年战役时,将滑铁卢之战与耶拿战役置于同等位置,作为大规模彻底摧毁一支军队的例子(滑铁卢之战在德国以Belle-Allance[美好联盟]之战著称)。[45]“耶拿和美好联盟之战表明,如果要与在力量上占优势的敌人决战到底,任何常规形式的撤退都不可能。”(272)但这一次,被打败的不是普鲁士军队,而是拿破仑本人,是耶拿之战的那个胜利者和人格化的战神。这次也一样,世界的观念崩塌了——也就是对拿破仑的军事天才的无条件信仰崩塌了。“因此,人民对于领导他们的智慧头脑的信任,与被认为保卫法国边疆的军事体系一道崩塌了。”克劳塞维茨强调,没有哪次胜利产生了较滑铁卢之战更多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直接导致了拿破仑的退位。[46]

对克劳塞维茨从拿破仑的胜利中得到的经验而言,在滑铁卢的全面和最后的战败有何意义?并且,拿破仑的失败,对克劳塞维茨总结耶拿战役的经验——这些总结关于克劳塞维茨对战争、暴力的扩张、进攻的优先性,以及军事力量相对于公民政治的优先性的生存主义理解——有何影响?

克劳塞维茨认为,耶拿战役之后,不同的军队都以相似方式发动了战争。在“当下的文明国家的战争”中,不论是在军队之间,还是在战争行为之间,已不再有大的区别,因此,它们在数量上的差异较之以往更具有决定性。[47]克劳塞维茨对于发动战争的方式之间越来越多的相似性的分析,甚至延伸到对拿破仑的批评[33]中,因为拿破仑在追击普鲁士军队时没有充分信守自己的原则。他还赞扬布吕歇尔和格奈泽瑙对法军的追击,认为这是拿破仑发动战争的原初方式的真实呈现。[48]总的来说,克劳塞维茨以同等方式既批评拿破仑又为他辩解。但有一个例外。他是从根据政治环境解释拿破仑的战败开始的,后来转而分析拿破仑犯的根本性错误。这就导致了克劳塞维茨理论的一次决定性修订。

国内外政治环境的重要性

根据克劳塞维茨的分析,双方发动战争的方式越来越相似,意味着其他非军事因素能在战争行动中发挥更大影响。他认为,导致拿破仑战败的最重要因素是法国内外的政治环境,它们提前决定了整个战役和滑铁卢之战的结果。按照对外政策的话讲,法军面对的——比如在莱比锡之战中——是欧洲顶级强国组成的联盟。此外,由于国内政治环境,拿破仑没有安排好任何事情,比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声称自己曾拥有的那些资源,而只能依靠早前战役中的老兵。[49]

因为老兵组成的军队颇有战斗经验,拿破仑比布吕歇尔的普军和威灵顿领导的英军有一些优势,后两者都包含部分没有经验的民兵军团。[50]但这种优势无法弥补法国军队相比盟军的明显劣势,这是法国国内政治软弱的后果。克劳塞维茨甚至进而接受拿破仑本人的观点,认为出于国内政治的原因,防御作战是不可能的,对他来说,唯一的行动路线是在法国领土外发起进攻。[51]

军事方面的结果也提前被外交政策的相关方面决定了。在拿破仑早期的胜利中,他面对的都是单个国家,他可以一个接一个打败它们;但现在,法国正遭受由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俄国组成的[34]联军的攻击。这些国家的军队尚未全部聚集,但用军事上的话讲,滑铁卢之战是由共同对抗拿破仑的英国和普鲁士军队的数量优势决定的。决定战场上双方力量平衡的是外部政治条件,因此在双方用相似方式进行战争的情况下,这就在结构方面提前决定了滑铁卢之战的结果。

克劳塞维茨在总结的开篇处强调战斗带来的后果。然后,他直接阐明自己有关政策相对于战争发动的一般意义上的优先性的观点,这一观点出现在《战争论》第八篇和第一章中。他认为,拿破仑之所以在1815年彻底失败,原因在于政治因素的影响,这一政治因素或多或少地出现在所有战争中,但对这场战争有更强烈的影响,并且被证明在极大程度上造成了拿破仑的劣势。克劳塞维茨的结论是,战争绝不能被视为一种独立现象;它只是政治交往的一种修正,是一种追求政治利益的方式,一种“通过战斗”实施政治计划的方式。[52]据我所知,克劳塞维茨首次以这种突出的方式强调政治的优先性是在他对1815年战役和对拿破仑在滑铁卢的最后战败的分析中。

拿破仑的错误:他无力将战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然而,在克劳塞维茨看来,不利的政治情况,以及双方的军事能力已经到了彼此相似的程度这一事实,并非拿破仑走向彻底失败的唯一原因。拿破仑还犯了一个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克劳塞维茨批评了拿破仑的计划和他采取的措施的个别性方面,但也同时捍卫了它们的基本特征,之后,克劳塞维茨提出了他的批评中的关键点:在战斗结果已定、一切尽失的情况下,拿破仑却选择继续战斗。

他用尽了最后的储备,绝望地试图扭转战局,这样做导致了他的整个军队被摧毁:“这可能是拿破仑从未犯过的大错误。”[53]在明显不再有任何胜算之后,[35]拿破仑有责任使用他的部分储备军对抗普鲁士军队;这本来能使法国主力军队获得撤退的空间,如果其余部分储备军占领那些区域,撤退本可以很快展开。

战斗失败了,也许真正的战败已经不可避免,但对于波拿巴来说随后如何处置,将会产生天壤之别,是被一个优势对手打败后,带着仍勇敢作战、不可战胜的残余部队离开战场,还是像一个真正的逃犯一样回家,背负着毁灭全部军队并把他们留在困境中的耻辱。[54]

为了获得一场不再可能的胜利,拿破仑牺牲了他的后备军,也因此他就无法掩护自己撤退。这使普鲁士人在法军撤退的第二天晚上追击并消灭他们。拿破仑的战争行动的成功法则现在被他的对手们所用,而他却没有足够的洞察力,没能在他的算计中考虑到这一可能性,并做好准备进行应对。

拿破仑不仅仅输了一场战斗,他失去的是整支军队,他像乞丐一样回到巴黎,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权力资源。克劳塞维茨继续说,面对朝向劣势的偏转,一个指挥官谨慎地撤军,这样做是打不赢很多战斗的,大多数胜利都是因为坚韧不拔和聚集军队最后的力量取得的。但即便如此,他写道,批评家有权要求指挥官不应追求不可能之事,“并且,为了这一不可能的事情而牺牲可以在其他地方发挥更好作用的兵力”。[55]

抛开这些对拿破仑的批评在历史方面是否有道理,以及拿破仑是否真的可以采取别的行动方案(对此只能给出推测性的回答)的问题,在此只有一个方面对战争的政治理论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克劳塞维茨对拿破仑的批评的核心是拿破仑未能将军事战败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由于固守无限暴力和不惜代价只求决胜的战略,拿破仑毁掉了整支军队,也毁了自己。在克劳塞维茨看来,正是完全相同的军事战略,完全相同的行动,一直以来是拿破仑取得胜利和政治成功的基础,而今却导致了他的倒台。克劳塞维茨评价在滑铁卢之战最后时刻的拿破仑[36]是“绝望的赌徒,对一切理性的计算都不以为然”。[56]

我们是否可以批判一个类似于拿破仑这样的人,这个人的一切成功都归功于一个特定的战略,我们批判他直到生命结束都仍然在坚持这个战略,思考这个问题并没有意义。但克劳塞维茨为他的战争的政治理论做出的根本结论是,战争不仅应该出于工具性意图而发动,也应有所限制。

很显然,在滑铁卢之后,克劳塞维茨,这位之前大战和决战的支持者,采取了一种更经得起推敲的观点。他继续指出,摧毁敌军在战争中一直都处于主要的优先地位,也是发动战争最有效的方式,必须先于任何其他方法。然而,在这里决定性的表达却是:摧毁敌军这一极高的价值“应该与成本和危险保持平衡”(97),寻求一场大战和决战的危险在于,“我们越想消灭敌军,那么一旦失败,我们遭受的损伤就越大”(97)。如果在一场战斗中消灭敌军的尝试失败,克劳塞维茨在此发现了自我毁灭的危险。

四 克劳塞维茨政治理论中的耶拿、莫斯科和滑铁卢

毫无疑问,耶拿和奥尔施塔特对克劳塞维茨来说是最重要的事件:它们展示了相对于认为机动和作战拥有同等地位的既有观念,发动暴力、进攻、决战战略的优势,也展示了军事实力相对于政策的优势。紧随这些变化而来的是,克劳塞维茨提出了战争的生存主义建构,根据这一建构,国家作为发动战争的角色应该被民族和人民取代,就像在法国发生的那样。克劳塞维茨思想中的根本变化始于莫斯科。防御相对于进攻的优先性、避免决战的军事价值以及他认识到通过军事行动可能取得的结果的固有局限,至少表明了政策应该被赋予优先于军事目标的地位。滑铁卢紧接着展现了在双方[37]用相似方式发动战争的情况下政策的优先性,与此同时,也展现了拿破仑无限制地使用暴力战略的消极方面,这个方面——现在可以被认为——导致了自我毁灭。

一旦克劳塞维茨从这场战斗中得出拿破仑本应尝试将战败控制在一定限度内的结论,便不难采取下一步,开始将限制战争的战略视为丝毫不亚于拿破仑最大化武力的战略。我们看到,与克劳塞维茨在莫斯科之战,甚至是滑铁卢之后得出的结论相关,他对拿破仑仍然保持一种既崇拜又批判的混合态度。在《战争论》第八篇克劳塞维茨使用的战争概念中,仍然可以发现他对拿破仑这种矛盾的评价,在这里,他谈到了作为一种理想的绝对战争和真实战争之间的对立(579-581)。

因此我们可以识别出克劳塞维茨理论中的四个根本性的对立,这些对立都是基于他的战争活动的经历和观察,可以在他有关耶拿、莫斯科和滑铁卢之战的分析中发现,它们是:扩大或限制暴力,对战争的生存主义的理解和工具主义的理解,军事实力或者政策的优先性,进攻的优先性和防御的优先性。当然,我们必须分清耶拿、莫斯科和滑铁卢作为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和克劳塞维茨对这些事件的解读。1806年的耶拿之战,1812年在莫斯科拿破仑战争的转折点,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的最后一战,在这些时期克劳塞维茨自己也积极地在军队服役,几乎没有时间研究战争理论。对耶拿之战的解读可以从他当时的信件中拼凑出来,其核心内容可以从《战争论》的靠前部分——第三篇论战略和第四篇论交战以及从他后来的分析中,“从对于普鲁士巨大悲剧的观察中”获得(18231825)。[57]另一方面,对莫斯科和滑铁卢之战的解读可以在克劳塞维茨后来的著作中找到。

如前所述,1823年和1824年间,克劳塞维茨再一次投身于分析耶拿的灾难。1824年到1825年之间他撰写了有关俄国战役的历史。1827年到1828年,他撰写了1815年的战役史和滑铁卢的决战。极有可能,在克劳塞维茨1827年到1830年之间的著作中发生的理论转变与[38]对这三场战役的分析有直接关联,因为对战争的这些分析是在1823年到1827年间进行的,并因此,直接先于这一理论转向,并且与之相伴随。克劳塞维茨想要修正他的作品,这一点在他1827年7月的笔记中曾宣布过,这一想法与刚刚提到的两点直接相关——政治相对于战争的优先性以及克劳塞维茨对拿破仑式战争示范功能的看法的改变,因为对待两种战争形式(一种是使敌人完全失去战斗力,一种是有限战争)的讨论把二者放在了一起,赋予它们同等地位(69-70)。

耶拿、莫斯科和滑铁卢决定了《战争论》的不同阶段。第三篇和第四篇论战略和交战,特别是第四篇关于战斗的章节,属于耶拿阶段。第六篇完全以防御的优越性观点为主导,这是克劳塞维茨对莫斯科之战的反思的特点。而第八篇则试图在滑铁卢之战后展示,战争的扩展和限制是享有同等地位的原则。在结束对以耶拿、莫斯科和滑铁卢为代表的三场战役的分析之后,克劳塞维茨开始基于他获得的洞见修订他的整个著作。耶拿、莫斯科和滑铁卢象征着克劳塞维茨战争的政治理论的那些对立,他对这些问题的根本思考可以在第一章中找到,在这一章中克劳塞维茨提出了他对多元的战争经历的综合,并使这些经验中的对立成为他的战争理论的构成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