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不仅是一条真正的变色龙,它的性质在每一具体情况下都或多或少有所变化,而且,透过战争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战争还是一个悖论性的三位一体,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最初的暴力性、仇恨感和敌忾心,这些都可以看作盲目的自然暴力;二、偶然性和运气的活动,在这里,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在自由地涌现;三、作为政策工具的从属性,战争因此服从于纯粹理性。

克劳塞维茨[1]

[2]本书从全新视角出发,首次将克劳塞维茨对三场经典战役的分析置于合理理解《战争论》的关键位置。[2]全书基于三个重要假设。第一,《战争论》只能理解为对克劳塞维茨时代发生的战争行为的研究。对1806年普鲁士人在耶拿-奥厄施塔特战役中的战败、拿破仑1812年的侵俄战争、最终败走滑铁卢这三场战争的分析构成了《战争论》的基石。从1823年到1827年间,克劳塞维茨写出了对这三场战争的详细评论,也正是在那些年他创作了《战争论》的大部分内容,而且将撰写的评论文章的核心内容吸纳到了《战争论》之中。

此前几乎所有解读都注意到了拿破仑的成功战例对克劳塞维茨思想的重要性。与此相反,我想证明的是,不光拿破仑取得胜利的战争,就连在诸如侵俄战争和滑铁卢之战中表现出的战略局限,也都帮助克劳塞维茨总结出有关战争的一般理论。在克劳塞维茨一辈子对战争分析的关注中,主要问题是,为了证实在俄国战争(166-167)的具体情形下,作为拿破仑早期成功的重要基础的那些原则和战略并不充分,并且最终导致了滑铁卢的失败。虽然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中,克劳塞维茨都是拿破仑的崇拜者,但在他的晚年,他认识到了一种前后一贯的军事战略的运用带来的[3]不同历史结果的理论意义。最后,他绝望地试图找出一种解决方法,协调耶拿-奥厄施塔特战役中拿破仑的胜利,侵俄战争中武力至上的局限和最终战败滑铁卢表现出来的种种极端。这种绝望从他渴望重写几乎整个作品就可以明显看出。这在他1827年的笔记中得到了表达,这份笔记写于他封存并准备在去世后出版的手稿三年之前;其中有类似这样的话:“在我看来,誊清了的前六篇,只是一些未形成结构的东西。”(69)

第二,我进而从假设《战争论》正因为这个原因而并未完成出发,指出该书的一部分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认为与其他内容矛盾。但我的最终结论是,克劳塞维茨给出的有关战争的各种概念揭示了每一次战争中最重要的相互冲突的倾向,同时也揭示了每一场战争中都包含的起统一作用的共同因素。正如我们后面要展示的,《战争论》第三篇、第四篇的大部分内容,都属于克劳塞维茨对耶拿-奥厄施塔特战役和拿破仑的其他决定性胜利的体验和分析。篇幅冗长,也常常被低估的第六篇(“论防御”)反映的是侵俄战争,第八篇(“论政治和战争计划”)则源于拿破仑败走滑铁卢。只有在第一篇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部分内容中,以及在第二篇的开端中,针对这些相互冲突的历史经验提出的总体问题,克劳塞维茨才成功描绘了一般性解决方案。

需要强调的是,克劳塞维茨在早期和晚期之间存在四个根本差异,这些差异对当代有关克劳塞维茨著作的讨论仍然有核心意义:

1.军事至上和政治至上的对立。

2.生存性的战争,或者说与一个人的身份有关的战争,在早期深深地影响了克劳塞维茨;与此相对,他的后期作品中则充斥着一种工具主义的战争观。[3]

3.通过体现“毁灭原则”的无限制暴力追求军事胜利,与之相对,有限战争的优先性和对战争中使用暴力进行限制,这在他的后期的作品中日益凸显。

4.[4]防御作为更强有力的战争形式的优先性,与之相对的是体现在主动发起进攻中的决定性战果的承诺。

在第一篇第一章末尾,克劳塞维茨提出,最终的解决办法浓缩在他的三位一体中(Trinity)。这就是我的第三个基本假设:三位一体及其存在的全部问题,是克劳塞维茨的真正遗产,也是其理论的真正开端,正如他自己强调的:

无论如何,我们阐述的这个……战争概念[三位一体]是投向理论基本结构的第一道曙光,它使我们能对理论的主要部分做出基本区分和辨别。在这段出自霍华德与帕雷特《战争论》译本的引文中,我省略了用来修饰“概念”的“预备性的”(preliminary)这个词,因为在这句话中,克劳塞维茨从未提及任何“预备性的属性”。(《战争论》[Von Kriege],213,第一章的最后一句话)

开始讨论之前,有一个特别的问题值得提出。霍华德和帕雷特在论述三位一体的那段话中使用了reason alone[单凭理性]一词,这可能暗示了在三位一体的三种倾向之间有一种层级性理解。但这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它误解了德语原文。在德语中,克劳塞维茨使用的是bloвer Verstand,对这个词最好的描述是pure reason[纯粹理性],我在上文引述的讨论三位一体的段落中已经插入了这个词。关键性差异,也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结果的差异,在于霍华德和帕雷特的译文中强调了三位一体中理性的优先性,而原文中使用的“纯粹理性”这一表达仅仅是构成战争的各种相互对立的倾向中的一种。三位一体是在“理论的结果”(89)这一标题下讨论的。《战争论》第一章和在该章末尾作为克劳塞维茨理论结果的三位一体,[4]是他试图对不同战例进行总结的尝试,克劳塞维茨基于拿破仑的成功战例、战略局限和最终战败,分析并描述了战争的一般理论。

加特(Azar Gat)也许是对的,他认为,如果我们仅考察克劳塞维茨“这一未注明日期的笔记”(70-71)本身(克劳塞维茨在其中说,只有第一章第1节是完成了的),就会看到,这个笔记写于作者逝世前许多年,甚至早于1827年的笔记(69-71)。但考虑到一个更开阔的路径,我们必须首先记得,在克劳塞维茨去世(1831)[5]前不久,他将这个文本放到了封存的手稿中(在1830年),这明显是作为给他的妻子的指南,因为他的妻子必定会在他死后出版这本书。第二,还要考虑到,正如在他的妻子玛丽(Marie von Clausewitz)撰写的序言中所说,是她的哥哥将1827年笔记中提及的变动插入“第一篇的那些部分中,这是克劳塞维茨本人想做的(但并未继续下去)”(67);因此,结论必定是,尽管这段未注明日期的笔记可能写得更早,[5]但克劳塞维茨想把第一章作为定论,并且,他在封存整部著作之前重写了这个部分。

克劳塞维茨的三位一体概念明显不同于他有关战争的那个著名公式,在这个公式中,战争被描述为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87)。虽然乍一看克劳塞维茨似乎也在三位一体中重复了他的公式,但正如他强调的(89),这只是三种倾向之一,如果我们不想与现实直接构成冲突,这三个倾向必须都考虑到。仔细考察他的公式,可以看到,他将战争描述为政治的延续,但这种延续是通过不属于政治本身的其他手段的(87)。他话中的这两个部分实际上是两个极端:战争或者被描述为政治的继续,或者被描述为主要属于军事领域。克劳塞维茨强调,政策会使用其他非政治性的手段。这就在战争作为政治继续的地位和战争的其他手段的独特性之间造成了一种隐含的紧张。霍伊泽(Beatrice Heuser)在她对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及其历史影响的概括中表明,如果想要通过偏向某一方缓解这种紧张,通常就会导致军事至上。[6]这种隐含的紧张关系在三位一体中得到了阐明。[7]

这并非偶然,也的确是克里菲尔德(Creveld)和基根(Sir John Keegan)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针对克劳塞维茨的强有力批判的作品的典型特征,他们几乎总是只引用公式的一半内容,即克劳塞维茨宣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他们的这种解读常常是明确的,但几乎总隐含地压制了另一半内容,即克劳塞维茨规定,在战争中政治会利用其他手段。针对克劳塞维茨的批判的悖论在于,克劳塞维茨本人早已准备好对这些观念加以回应。基根很明显是在批判早期的克劳塞维茨,那时的克劳塞维茨是拿破仑战略的支持者,也是将毁灭原则作为一种军事手段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克里菲尔德攻击的则是后期的克劳塞维茨。[8]后期的克劳塞维茨强调有限战争与无限战争的对立,这种对立成为他想要修正整部《战争论》的关键。[6]在这个方面,可以根据后期的克劳塞维茨来回应基根的批判,而早期的克劳塞维茨则可以回应克里菲尔德的批判。但两者都展现了如今流行的尝试,即试图在对立领域中,提出一种非克劳塞维茨式的战争理论,但这一理论的边界已被早期和晚期的克劳塞维茨设定。

克劳塞维茨的三位一体同样有别于“三位一体战争”(Trinitarian war)。这一概念并非出自克劳塞维茨本人,而是出自萨默斯(Harry G.Summers Jr.)的著作。虽然萨默斯在他的极有影响的关于越战的著作中提到了克劳塞维茨的三位一体概念,但从根本上来说,他篡改了克劳塞维茨的观念。

克劳塞维茨在有关三位一体的段落中解释说,三种趋向中的第一种主要关于人民,第二种主要关于指挥官及其部队,第三种主要关于政府。[9]在这里,mehr[主要]这个词重复了三遍,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得出结论说,“三位一体战争”及其三个要素(人民、军队和政府)是克劳塞维茨对他的“三位一体”的潜在要素得以显示的方式的明确的概念化(categorical conceptualization)。这一概念自被萨默斯提出以来,就被反复提及,尤其是通过克里菲尔德产生了影响。[10]相反,我们必须总结指出,“三位一体战争”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对克劳塞维茨来说,只是更根本的“三位一体”的一个运用范例。这些“三位一体”的例证可以有意义地运用到某些历史和政治的情境中,如萨默斯用来揭示在越战中美国人民、军队和政府之间不可调和的分歧。尽管有应用这些例子的可能,但毫无疑问,克劳塞维茨是以不同方式,并且也是在一种更宽泛、更少偶然和更概念化的层面上定义“三位一体”的。

此外,在克劳塞维茨的“三位一体”与萨默斯和克里菲尔德理解的三位一体战争之间,还可以发现一个典型差异。尽管克劳塞维茨明确强调“三位一体”的三种倾向“在彼此之间的关系中是变化的”,并且,不应使任一关系固定下来(89),但“三位一体战争”中的三要素却被整合为一个层级结构,人民是基础,接下来是军队,最后处于顶端的是政府。[11]三种倾向之间的等级层次,和克劳塞维茨称三种倾向“在彼此关系中是变化的”时所指的关系不是一回事(89)。[7]克劳塞维茨的任务因此是提出一种能在三种倾向之间“流动”的理论。[12]他甚至强调:“忽略任何一种倾向的理论……可能会和现实冲突,以至于仅仅因为这个原因,这一理论将完全没有用处。”(89)

两次伊拉克战争(1991年和2003年)期间见证了在当代战争的话语中从克劳塞维茨到孙子的明显转变。越战之后,克劳塞维茨在美国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复兴,似乎获得了大师级思想家的地位。《战争论》使许多理论家认识到美国在东南亚惨败的原因,也认识到了未来获胜的条件。但在最近,克劳塞维茨几乎丧失了合法性(outlawed)。我们可以在两个单独的发展中看清楚这一变化的原因。

首先,在饱受内战和屠杀的地区,战争和暴力大肆蔓延,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前南斯拉夫的分裂主义者的战争中,以及欧洲旧帝国边界的内部共同体(inter-communal)的持久暴动中。这些发展似乎表明,那些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它们看上去是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设计对象,已离我们远去,一个内战、非国家战争和社会无政府的新时代正在到来。《孙子兵法》似乎提供了对这类战争的更好理解,因为孙子生活在一个内战无休无止的年代。[13]

第二,从克劳塞维茨到孙子的转变,其原因与“军事中的变革”联系密切。战略信息战(SIW)和第四代战争的概念已经广泛使用孙子的思想来解释和阐明各自的地位。《亚洲时报》的一位评论员曾说,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震慑与威吓”的“真正开创者”是孙子。[14]有些评论家甚至得意地宣称,在这场战争中孙子击败了克劳塞维茨,因为美军按照孙子的原则展开了这次战役,而伊军的俄罗斯顾问靠的是克劳塞维茨和1812年侵俄战争中俄国人防御拿破仑的经验。[15]但这种洋洋自得的态度早已被抛弃,如今很明显,要想使全盘理解伊拉克战争的进路成为可能,还要做很多前期工作,但我们似乎也可以公正地说,如果孙子的原则对战争行为有一些重要意义,那么它也要为此后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

[8]这正是问题所在。《孙子兵法》以及战略信息战、第四代战争的那些理论家们,在处理战后情况方面,缺乏政治维度。[16]他们太过关注纯粹的军事方面的胜利,而对于将军事胜利转化为真正的胜利的过程重视不足。孙子战略的三个核心要素在我们的时代不能轻易地得到应用:那种欺骗敌人的普遍态度有欺骗民众的风险,这对任何民主政治来说都成问题。原则上,间接的战略会削弱对反应迅速、心思笃定的对手的威慑。集中心思扰乱敌人的意志和心态仅仅可以使己方避免在不利的时间地点作战,并且可能选择更好的时机开战——只要己方仍然掌握必要的手段,也就是武器和军队。

有了孙子,人们可能会赢得战斗甚至战役,但却难以根据他的原则赢得一场战争。这是因为孙子对塑造政治形势并不感兴趣,他生活在一个看起来内乱不息的年代。对他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通过尽可能低的代价和避免战争存活下来,因此即便一场胜利的战斗也可能使自己在对战下一个对手时实力变弱。麦克内利(Mark Mc Neilly)强调了现代战争中遵照奠定在孙子军事原则基础上的战略的好处。和历史上常常发生的一样,如果希望凸显孙子同克劳塞维茨的差异,那么就容易忽略二者进路的相似性。比如,《孙子兵法》中“快速行军,攻克抵抗”的战法就同克劳塞维茨支持的战法非常相似,这一战法还被拿破仑践行过。

但主要问题是,麦克内利和孙子都忽略了一个战略视角,这就是,在战争之后塑造“政治社会形势”,并且“通过计算”(克劳塞维茨,《战争论》,页196)[17]塑造它们对战争行为的影响。如前所述,这对孙子及其同时代人来说不算一个严肃问题,但却是我们时代战争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18]如果有人想将中国军事文化,尤其是道家的思想吸纳到自己的战略思想中,可能《淮南子》中有关领导力和战略的那一章要更适合些,因为相较孙子的战略,它隐含的战略意图同我们时代的需求和任务的关系要更密切。[19]

[9]最后还必须考虑如下现实:孙子的战略在对抗如下对手的过程中也许是成功的,这些对手有着一种极其脆弱的军事力量或相关共同体的秩序,例如军阀体制和独裁统治,这正是孙子时代常见的对手。他的书中充满了这样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用相对简单的行动打击对手的军队或共同体秩序,导致对方秩序混乱,甚至陷于瓦解,或者完全失去战斗意志。这种进路在对手军事力量薄弱,社会基础不稳时显然是成功的,但在遇到更强硬的对手时则变得问题重重。尽管孙子概括出了对抗脆弱的对手时使用的战略原则,这些原则可能会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取得成功,但克劳塞维茨却通过反思拿破仑发动战争的办法的成功、局限与失败,提出了一种范围广泛的有关战争的政治理论。尽管他反思的可能只是单一的战略,但他却能通过考察这一战略的成功、局限与失败,提出关于战争的一般性理论,它超越了一种纯粹的且受到了历史局限的军事战略。

克劳塞维茨的“三位一体”是这一发展的最终成果,也是他的真正遗产,是他的“遗嘱”(阿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在这里,我们不再需要将他有关战争的不同规定视为前后不一致,也不必只选其一作为整体解读的基础。这在过去解读克劳塞维茨的过程中经常出现。尽管如此,克劳塞维茨在有关防御的章节中,在一段似乎是在较晚时期插入,直到如今仍然被低估的话中,最清晰地解释了他的方法论:(www.daowen.com)

必须再一次提醒读者,为了清晰鲜明地强调我们的观点,我们在论述中只引用了那些完美的对比、极致的事例。作为真实的存在,战争经常处于这些极端之间,战争有多接近这些极端,这些极端就对战争产生多大影响。(517)[20]

本书对于《战争论》的新解读试图在这一方法论的基础上,同时也基于他对耶拿、莫斯科与滑铁卢战役的分析,重构克劳塞维茨的“未完成的构想”(艾奇瓦里亚[Antulio Echevarria II]),并以此试图勾勒出有关战争和战事的一般理论的基础。

[10]最后必须指出,为了达到清晰性,我在本书中关注的对克劳塞维茨的新的解读,源于克劳塞维茨对不同战役的分析。当然,苏联解体和“9·11”事件后的新进展对我的解读也产生了潜在影响。其他的重要方面,例如有关克劳塞维茨与当今时代的关联性以及对他的著作的解释,在其他地方已有论述。我与基根的争论以及他对克劳塞维茨的批判中存在的矛盾可以在《国防和安全分析:“政治”或“文化”的优先性》(Defense and Security Analysis:“Primacy of ‘politics’or‘culture’”,2001年8月)一文中找到,本书重述了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克里菲尔德神话学的假设已在此前本书的德文版中进行了描述。有关克劳塞维茨的进一步传记信息也包含在我对克劳塞维茨与黑格尔的比较中(参见“Clausewitz und Hegel.Ein heuristischer Vergleich”,in Forschungen zur brandenburgischen und preuвischen Geschichte,1/2000)。虽然我同意克林格雷(Colin Gray)有关克劳塞维茨对21世纪之重要性的论点(如今,也许克劳塞维茨比以往更重要),但在我看来,他与我们的时代不同的战略目标之间的关系较之“现实主义”进路所承认的要密切得多。[21]我在这个方面撰有论文《克劳塞维茨与新牵制:限制战争和暴力》(“Clausewitz and a New Containment:Limiting War and Violence”),这篇文章将被收录进斯塔坎(Hew Strachan)和我主编的《21世纪的克劳塞维茨》一书(Oxford,2007)。克劳塞维茨的潜在的辩证观念同哲学问题的相关性在我的《利奥塔与黑格尔:哲学与政治的辩证法》(Lyotard und Hegel.Dialektik von Philosophie und Politik,Vienna,2005)一书中有所阐述。在《克劳塞维茨的作为战争的一般理论的三位一体和暴力冲突》(“Clausewitz's Trinity as General Theory of War and Violent Conflict”,Theoria,2007,即出)一文中,我尝试运用克劳塞维茨的三位一体和我的解读发展出一种关于战争的一般性理论。有关战争话语的某些新进展的讨论,可以在我的《私人化战争与世界秩序冲突》一文中找到(“Privatized Wars and World Order Conflicts”,Theoria,August,2006)。

在准备本书英译本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意识到亏欠同事们、朋友们和家人们甚多。我首先要十分感激斯塔坎(牛津)的热情邀请,我们联合召集了“21世纪的克劳塞维茨”研讨会(牛津,2005年3月21日—23日),并成为[11]随后文集的共同主编,在此我要感谢他的支持与合作,是他联系本书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他作为牛津利弗休姆“变化中的战争性质”项目(Leverhulme program)的主任,资助了本书的翻译。所有这些鼓励都至关重要,没有他,一切都不会成功。霍尔顿(Gerard Holden)准确地翻译了德文本,他的工作非常细致,甚至纠正了德文版中的错误。作为克劳塞维茨专家,莫兰(Dan Moran)做了大量编辑工作,完全出于兴趣和慷慨,这让我惊喜且心存感激。与巴斯福特(Christopher Bassford)、艾奇瓦里亚和霍利希(Jan Willem Honig)不间断地(通过邮件和私人性)讨论颇有益处,它促使我更仔细地审视我的思想成果。赫塞尔(Beatrice Heuser)为这个项目撰写了肯定性的同行评审意见。

当然,上面提到的任何人都不能为我的错误或为我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在这种辩证进路方面的“奇怪”坚持承担责任。我的妻子在我工作和研究资助遇到艰难和没有保障的那段时间中让我坚持做完了这个项目,我对她的感激无以言表。最后,我想把本书献给我学术生涯中的第一位老师哈尔韦格(Werner Hahlweg,1912—1989),纪念我们的友谊并表达我的感激,1952年以来,他主编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德文版,也编辑了克劳塞维茨此前很多不为人知的作品。是他首次使我注意到克劳塞维茨,在这个对我们行动的历史维度的意识愈发缺失的时代,我愿意用这本书来纪念他。

[1].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由霍华德和帕雷特翻译和编辑,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NJ,1976,1984(着重部分由赫伯格·罗特添加)。本书中所有关于《战争论》的直接引用都出自这个版本;接下来正文中的引用将在引文后括号内注明书中的页码(或在某些情况下做重新表述)。我倾向于使用这个版本,尽管它的翻译也有不足。在此引用的“三位一体”文本来自1984年版的第89页。我只是将“单凭理性”改成了“纯粹理性”(pure reason),因为霍华德和帕雷特的译本容易引起人们对“三位一体”的误解,这一误解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有关翻译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参见Jan Willem Honig and Christopher Bassford,in Herberg-Rothe,Andreas and Strachan,Hew,Clausewitz in the 21st Centu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2007;下文引用简写为Clausewitz in the 21st Century。当我提及《战争论》的德文版时,我用的是第19版,该版由Werner Hahlweg编辑,Bonn,1980(1991年和2003年重印);引用时简写为Vom Kriege。

[2].此书于2001年首次由Wilhelm Fink Publishers,Munich出版,Hew Strachan就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活动分析的重要性展开了非常有启发性的历史性评论,参见Hew Strachan,Clausewitz On War,Atlantic Books:London, 2007(即将出版)。

[3].这一区别出自Herfried Muenkler,Gewalt und Ordnung,Fischer:Frankfurt,1992;cited as Muenkler,Gewalt und Ordnung。

[4].在德文中,克劳塞维茨用“结果”(Resultat)这个词,语气比“后果”(consequence)略强;《战争论》,页212。

[5].Azar Gat,A History of Military Thought,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2001,pp.257-265.

[6].Beatrice Heuser,Reading Clausewitz,Pimlico:London,2002.

[7].也许,“真正作为政治的延续,但却是通过其他手段”这一关系最好被描述为一种非线性关系(non-linear correlation)。这一假设出自Alan D.Beyerchen在Clausewitz in the 21st Century一书中的提示。

[8].John Keegan,A History of Warfare,Alfred E.Knopf:New York, 1993;cited as Keegan,History of Warfare;van Creveld,Martin,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Free Press:New York,1991.

[9].Harry G.Jr.Summers,On Strategy: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Vietnam War,Presidio Press:Novato,CA,1982;相反立场,参见Christopher Bassfordand Edward J.Villacres,Reclaiming the Clausewitzian Trinity,in Parameters,1995,pp.9-19。在德文中,在用到三位一体的例子的每一个部分时,克劳塞维茨都使用了mehr一词(相当于英文中的more[更多]或mainly[主要]),但在霍华德和帕雷特的英译本中只提到一次(1989版);《战争论》,页213。

[10].Martin Van Creveld,Die Zukunft des Krieges.Gerling:Munich,1998, chapter Der trinitarische Krieg;cited as van Creveld,Zukunft des Krieges.

[11].参见Peter Waldmann在给Van Creveld的书Zukunft des Krieges的德文版写作的序言。

[12].霍华德和帕雷特译成:“在这三种倾向之间保持一种平衡。”(89)德语中相应的表述为:“这一理论在这三种倾向之间流动(dass sich die Theorie wie zwischen drei Anziehungspunkten schwebend erhalte)。”(《战争论》,页213)因此,我遵循Christopher Bassford的建议,倾向于使用floating[流动]一词,而非使用“平衡”(balance)这个词,这更好地表达出克劳塞维茨认为这三种倾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关系。

[13].Robert D.Kaplan,Warrior Politics,Vintage Books:New York,2002.

[14].Marwaan Macan Marker,Sun Tzu:The Real Father of “Shock and Awe”,in Asia Times,2 April 2003.

[15].Ralph Peters,A New Age of War,in New York Post,10 April 2003.

[16].Antulio II Echevarria,Fourth-generation Warfare and Other Myths, Carlisle,2005;David Lonsdale,The Nature of War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lausewitzian Future,Frank Cass:London,2004.

[17].克劳塞维茨:“而且,政治形势——政治形势由它(战争——罗特补充)决定——不会仅仅通过计算便反作用于它。”(《战争论》,页196)

[18].Mark Mc Neilly,Sun Tzu and the Art of Modern Warfa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19].Huai-nan tzu,The Book of Leadership and Strategy.Translated by Thomas F.Cleary.Shambhala:Boston,MA,1990.

[20].在我的Lyotard und Hegel(Vienna,2005)一书中,我将这个概念作为进行哲学考察的关键基础。在此,我只想提醒,“之间”(Between)也是沃格林和阿伦特所持观念的重要基础。

[21].Colin S.Gray,Another Bloody Century.Future Warfare,Weidenfeld& Nicholson:London,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