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想写写王忠嗣了。翻开我的读书笔记，第一次在《旧唐书》里读到他的传记是在几年前，当时感触就很深，几乎抄下了整个传记，后来，我又在《新唐书》里读到了《王忠嗣传》，于是对自己说，应该写一下他了，可是一直也没有下笔。

一直没写的原因，恐怕是觉得这个人即使在现在，也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地理解他，因为他是一位将军，一个英雄，而他之所以成为英雄，恰恰是因为他不愿意打仗。

王忠嗣是唐朝天宝年间人，出身于一个将门之家，父亲王海宾曾屡立战功，后为国捐躯。王忠嗣长大以后，“雄毅寡言，有武略，上与论兵，应对蜂起”，显示出非同一般的军事才能，连唐玄宗也赞赏他“尔后必为良将”。王忠嗣也没有辜负皇帝的期望，在半生的戎马生涯中，他屡建奇功，威震边塞，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灾祸，却在等着他。

唐天宝六年（747），唐玄宗决定进攻吐蕃重兵把守的石堡城。对这一战略计划，王忠嗣向来是持反对态度的。他曾对自己的下属说：“国家现在处在安定状态，当将军的就应该注意安抚驻地的人民，我不愿意牺牲无数将士的生命来为我获取功名。”所以，当皇帝提出要进攻石堡城时，他当面反对：“石堡城集中了吐蕃几乎所有的精锐部队，我们去攻击它，必将付出极大代价。”但是，皇帝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于是，命令王忠嗣与李延光合力攻击石堡城。

当命令下达以后，王忠嗣并没有积极备战，而是消极怠工。也许他怠工怠得太明显了，连他的手下，后来在平叛安史之乱时建立奇功的李光弼都看出来了，李光弼直接找到王忠嗣，问他为什么这样做，王忠嗣的话让人肃然起敬：“我确实知道，我们得到石堡城并不能有益于国家，失去石堡城也不会有损于朝廷，但我不愿意以几万人的性命来换取我的官位。”

石堡城果然没有攻下来，而王忠嗣竟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处于危险之中，又干了另外一件“傻事”——上表说安禄山要谋反。

须知当时是天宝六年，距安禄山起兵叛乱还有整整八年，此时的安禄山正是如日中天，朝廷大臣趋附而唯恐不及，而王忠嗣竟如此不知轻重，于是，旧账新账一起算，失利的李延光立即将所有罪责全部归于王忠嗣，安禄山也不失时机地到皇帝面前辩明“清白”。幼稚的王忠嗣原来还认为，凭自己的战功，大不了被贬为金吾将军或者羽林将军，最糟糕也不过到稍微边远一些的地方当个地方官，可是他没有料到，李延光、安禄山联合了早已对他恨之入骨的李林甫，不仅诬告他“沮师”（妨害军事），而且无中生有地诬告他谋反，皇帝龙颜大怒，贬他为汉阳太守。两年后，王忠嗣在任所突然去世，死因不明，时年四十五岁。他死以后，哥舒翰带兵攻打石堡城，以伤亡上万人的代价，取得了胜利。六年后，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于范阳起兵叛乱。(www.daowen.com)

王忠嗣不愿打仗，不是因为他怕死。《新唐书》评论他说“以忠嗣之才，战必破，攻必克”。也不是因为他怕失败，他自己说过，我们要付出很大代价才可以攻下石堡城，而是因为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出自将军之口简直有些荒诞——不愿意以士兵的性命换取自己的官位。他难道不知道“一将功成万骨枯”是自古不变的真理？他难道不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别人盼都盼不到的机遇？他难道不知道就算爱惜士卒出了名的汉代飞将军李广，一生也为没碰上建功立业的良机而耿耿于怀？

翻看我的读书笔记，在这里只有一句话：“为将不黩武，难得！”是啊，如果当将军的不把牺牲无数将士的生命换取自己的晋升当成是天经地义的事，那么，也许官员也不会将牺牲无数百姓的利益而换取自己的升迁当成理所当然，当权者也不会为了自己的政绩而道貌岸然地正告那些被迫牺牲的民众“要以大局为重”。

当一个人真正在心中把“人”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他就会做出和王忠嗣一样的选择。那么，教师呢？

我们都曾苦口婆心地劝说学生要这样，不要那样，难道我们就从来没有为了自己的工作、职称、奖金不惜扼杀孩子的爱好、未来和活力？当我们将所有的一切掩盖在“一切为了学生”这杆大旗下，以各种极端的方式惩罚和伤害甚至毁灭学生的时候，难道就没有自己的利益掺杂其中？

想起以前看陶渊明，感动于他对一个小仆人的尊重，而现在看王忠嗣，更为他不愿黩武换取官位而震动：真正的人，应该是将“人”放在第一位的，不论这“人”是一个还是成千上万，更不论这“人”是王侯贵戚还是贩夫走卒。当他们尊重生命的时候，他自己的生命也得到了尊重，当他们正视生命的时候，自己的生命也得到了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