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个很单纯的应试高手。
在听从何老师的指点,下了很大功夫认真研究考题之后,我发觉自己的应试水平迅速提高。当时我们的学校只是一所镇上的子弟学校,生源欠佳,教学条件也较差,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和我的同事们创造了学校的升学奇迹。奇迹发生之后,我们自然也获得了相应的回报,一时间,我似乎已经成了学校以至全市语文教学的高手,学生的喜爱,同事的肯定,家长的期待,让我似乎看到了“名师”的曙光,直到发生了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
可可是我2001级的学生。
多年以后,我的记忆中仍然很清晰地浮现出那张阳光的、圆圆的脸——她剪着齐耳的短发,很精神的样子,而且眼神纯洁,脸上总是挂着笑,不同的只是有的时候是微笑,有的时候是大笑。
我接到她的时候,其实是在高二了,那时候我们的班级做了调整,我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和两个班的语文教学。可可以前是另外一个班的,但是因为她的优秀,在我教她之前,我们就认识了。
刚接到可可后不久,我就到她家里进行了家访,了解了她家里的情况。看得出来,父母很爱她,捧之为掌上明珠,但是对她的要求也很严格,特别是在学习上。
可可对成绩很看重,记得几次来看成绩,觉得自己没有考好,在教师办公室就哭了起来。老师们都认为这孩子上进心、自尊心强,又很懂事,是很让老师省心的那种孩子。所以,我们经常在课堂上教育那些不听话的孩子:
“你们看看人家!只是因为没有考上110分就在办公室哭了,你们呢?考六七十分还扬扬自得!”
可可学习是很努力的,老师说到的内容,她总是很认真踏实地去学习,从来不打一点折扣,但是私下里我们也说:可可的天赋与年级最优秀的几个孩子比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所以她的成绩始终不能达到年级最好也是自然的,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把这话跟可可说,相反,在她不断努力而成效总是不是太大的时候,我们还一起鼓励她:
“加油!就这样,你一定会成功的!”
我教她的第一个学期期末考试,她的语文取得了全市第一的好成绩,她到我寝室来看成绩,我告诉了她,可可欣喜若狂。记得那天,西昌下了很大的雪,我们一起走出校门,可可和另外几个同学高兴得打起了雪仗,也许是得意得忘了形,不小心把一大团雪打在了一个老太太的脖子上,老太太很生气,说自己有心脏病,要是打坏了她是要负责任的,还问她们是哪个学校的,哪个班的。可可和几个闯祸的孩子吓得不敢出声,垂着手老老实实地站着。我上前又是劝又是保证,最后把工作证拿出来给老太太看,并说几个孩子是我的学生,出什么事情可以找我,老太太才放了她们。
那天,可可很神秘地告诉我,她喜欢高三的一个男孩子,觉得爱得很痛苦,因为对方似乎并不知道,同时她又觉得高中谈恋爱也不是好学生应该做的,所以心中还有很强的负罪感。我告诉她青春期喜欢一个人是很正常的,何况她喜欢的这个男孩子本身也很优秀。爱的萌动是一件美丽的事,不是罪恶,但是,从理智出发,现在应该把这份感情埋在心底,让一切自然而然地成长。
可可写得一手好字,是书法四段。那时候我为了评职称正在家里狂练毛笔字,有一次她和其他的孩子来玩,正碰上我写字,我得意地指着我的字问可可:“你觉得哪个字写得最好?”
可可很认真地看了看,回答说:“都写得不好。”
大家哄堂大笑。我让可可写,她提笔就写了一手漂亮的隶书,写竖笔的时候我注意到她写的是屋漏痕,用笔刚劲有力,一点都不像平时的娇娇女。
有一次诗词鉴赏,可可介绍的是曹操的《短歌行》,我走进教室,她已经用隶书将整个诗抄在了黑板上。那次讲解十分成功,我上台总结的时候,说:“今天的鉴赏,我觉得是‘三绝’,一是曹操的诗写得好,二是可可经过了充分的准备,讲得十分精彩,三是这黑板上漂亮的字,几乎让我都舍不得擦了!”
高考之前,高三的班主任和老师都在紧张地帮学生辅导志愿,家长、老师和孩子们都很紧张,几乎每个学生的志愿都经过了我们与家长和孩子的多次磋商和考虑,只有可可的志愿,从一开始到结束,我们几乎就没有插过手,全部是她父母决定的,其中经过了很多次的修改,并没有征求过我们的意见。全班同学的志愿表都交上来很久以后,她的志愿还没有最后确定。我催了很多次,终于在上报教育局前一天交上来了。我们看了一下,觉得一志愿稍微有些高,可能她要超水平发挥才能考得上。但是这是她父母和她一起决定的,我们也不大好说什么。
黑色的七月之后,高考成绩下来了,可可没有能上重点,在普通本科,她报的是重庆的一所医科大学,专业是预防医学。我们都觉得这个专业很不错。
直到一学期以后,我和几个以前教他们的老师都接到可可的长途电话,说她不想在那个学校读书了,想回学校来复读。我们都觉得不太妥当,但是又想不出什么理由来劝她,只是告诉她要慎重。给我的长途电话打了将近一个小时,我最后还是说决定权在你自己,希望你能认真考虑清楚,不要匆忙做决定。
之后,我几乎都把这事给忘了,直到有一天,同事告诉我,可可真的回来复读了,跟着高二走,那时候我教高一,成天忙得昏天黑地,也就只回答了一声“是吗”。
那时候,经常在校园里看见可可,她长高了,更亭亭玉立了,见到我还是很甜地微笑,说:“夏老师好!”我也和以前一样回答:“你好!”有时候也停下来问问她最近学习情况如何,感觉是否吃力等。(www.daowen.com)
听教她的老师说,刚来的时候,她的成绩还是很拔尖的,但是到后来就渐渐落后了。我说复读生的情况都是这样,因为经历过高三的集中强化训练和高考的洗礼,开始复读的时候实力都是很强的,等大家都到高三的时候,就渐渐不如应届生中的高手了,不足为奇。
我带高二的时候,可可参加了高考,那一年,开始实行估分之后再填报志愿。
那天早晨,同事来找我,说可可在找我,好像想找我谈谈。在上一届的时候,可可和我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但是我说我忙得要死,回头再说吧。
中午吃了饭,我在家里上网,接到了一个老师的电话:“你知道可可的事情吗?”
我淡淡地回答:“知道,她今天早上说想找我谈谈,但是当时忙,回头我跟她谈谈。”
“不是!你知道吗?今天中午她已经服毒自杀了!”
医院里,可可的母亲已经哭得昏过去几次,她的父亲表情木然地坐在那里,单位的同事和闻讯赶来的一些老师正在劝导他们。我想说话,却不知道说什么。一个朋友领我到停放可可遗体的房间,她躺在地上,表情很平静,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我发觉,好像她又长高了,我想说什么,但是一开口,却是号啕大哭。
那天晚上,我上网,想写可可,可是一摸到键盘,就心如刀绞,根本无法写下去。
一个18岁的女孩子的生命,对于这个人满为患的世界来说是不算什么的,学校关心的只是这事是否与学校有关,甚至把我们这些跟可可有过密切接触的老师都叫去开了个会,还拟定了如果记者来访时我们统一的回答模式;老师关心的只是这孩子承受压力的能力太弱,家长引导也不对,甚至还有说我早知道这个孩子会出事的。
一年以后,我走在路上,遇见可可的父母。他们走在我前面,曾经显得比较镇定的她的父亲已经老了起码30岁,走路都不稳了,她的母亲搀扶着他,两个四十岁出头的人就像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一样。我走在他们后面,却不敢招呼他们。
而我带完高三之后,便离开了那个学校、那座城市,原因有很多,但是可可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从那时候开始,我经常在问自己:“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我到底在干什么?对可可的死,我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教育的本原到底是什么?除了分数之外,我们还应该对孩子的什么负责?责无旁贷地负责?!”
我想起了我教她的时候对她的那些“严格要求”,想起我把她因为成绩不满意在办公室哭了当成正面典型来教育那些“后进生”,想起我们刻意不顾她的实际情况,而不断地给她提出更高的要求,像资本家一样恨不得榨出她最后一点“剩余价值”……作为她以前的班主任、语文老师,我不应该为她的死而负责吗?
我想起了好友梁卫星说过的那句话:“站在讲台上的我们,都是有罪的。”但是此时,我们的罪是以一条鲜活生命逝去的方式呈现的,如此残酷,如此悲伤。纵然我们培养出了一万个所谓的清华北大的学生,但是我们让一个孩子因为我们而死,这样的教育能够说是成功的吗?
我经常还会想起可可,想起那个生命永远停止在18岁的女孩,想起她圆圆的脸,齐耳的短发,一手漂亮的隶书,想起她爱着高三的那个男孩,想起那次打雪仗,想起她如果还在,也许已经恋爱,结婚,或者已经有了一个漂亮的宝宝。可是,现在,一切都不可能了。
到后来,我耳闻了更多的年轻生命逝去的事情,这些消息多得让我们都快麻木了,可是我仍然想问一句:到底是教育为了生命还是生命为了教育?一种模式的教育是不是真正的教育?漠视生命的教师是不是合格的教师?什么样的教育才是成功的教育?
多年后,我看到张文质先生的著作,其中的四个字让我醍醐灌顶:
生命在场。
回顾我走过的教育之路,时时刻刻分数是在场的,有时候“表现”在场,有时候“态度”在场,这些构成了我以前教育的整个评价体系,也成为别人,特别是学校和家长对我的评价依据。学生在成绩上失败,就是我的失败,我被迫在学校和家长的压力之下开始怀疑我的教学,以分数为依据改变我的教学,哪怕这种改变实质上是在压榨学生、摧残学生。作为一个教师,我时时刻刻生活在考试的恐惧之中,生怕哪一次、哪一个学生成绩下滑,甚至一次学生正常的成绩变化都会严重影响我的判断,为分数而喜,为分数而悲,在分数的指挥棒下疲于奔命,这样的教学,难道是有自信的教学吗?是真正为学生成长助跑的教学吗?
成绩是不可靠的,将自信建立在成绩上的教师,会因分数的失利而自信全无;领导是不可靠的,将自信建立在领导评价上的学生,也会因领导不尽正确的评价而否定自己;甚至学生也是不可靠的,将自己完全建立在学生评价上的老师,也许不会意识到,学生也正处在成长之中,他们的评价往往也是建立在个人好恶基础上的,对老师的辛勤付出,他们的反应往往是厌恶而不一定是感激,而所谓的好学生,他们的评价标准甚至会比专搞应试的领导还势利。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只有超越了现实功利的老师,才能超越现实压在我们头上的阴霾,才能置身于云层之上观察教育:身下的云层永远是温暖而雪白的,头上的蓝天永远是湛蓝明澈的,站在这样的高度的老师,怎么会没有教学自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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