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学校安排我们去一所全国著名的学校参观考察。这所学校据说是全国课改的一面旗帜，听说他们根据新课改的理念，提出了一套课堂模式，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老师上课讲得极少，课堂大部分时间都是学生活动，学生主体性得到最大体现，而且在高考中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云云。

考察期间，该校的领导和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他们的教学模式以及这种模式给学校带来的巨大转变，并声称学校里每个老师都必须按照这种模式进行教学，没有例外。我校一位老教师提问：“那么你们怎么处理统一的教学模式与发挥每个教师个性的关系？”讲座的老师愣了愣，然后说了一大段不着边际更不合逻辑的话，大意是即使是统一，我们也尊重了教师的个性等，我们听了之后，既茫然，又有些愕然。

我从不否定教学模式的好坏之分，正如食物的营养也有高低之别，一种好的教学模式也需要推广，但是推广与强制命令显然是不一样的。即使是营养价值很高的食物，我们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吃。原因很简单，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对你来说是补，对我可能就是损伤身体。更何况任何好东西，吃久了也难免会生厌的。但是我发现在教育行政化的影响下，本来应该平和宽容的学术推广，却变成了硬性执行的行政命令。我经常看见，官员们听说一个好的模式，便要求学校老师不分男女老少整齐划一地执行，当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这些与学校的评定和教师的收入挂钩。

可是，校园不是军队，师生也不是士兵。

一个最简单的常识是，校园是师生生命成长与成全之地，校园的美不在于辉煌昂贵的硬件，也不在于某个据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模式，更不在于一两个专家名师，而在于这是一座包容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生命的乐园。教育是为了生命，而非生命为了教育。真正美丽的校园，应该如电影《死亡诗社》里面一句台词所说的：“把一切非生命的东西都击溃！”

可惜，常识已经被我们遗忘太久了。

教师习惯于整齐划一，在他们眼里，听话的学生就是好学生。每每我看到小学的孩子被要求上课的时候手必须背在后面，回答问题的时候必须举右手，我就感到悲凉而愤怒；校长习惯于整齐划一，有些学校连老师的教案都要求必须用规定的格式写，而且必须手写。有老师调侃：领导们一边在强调无纸化办公，与信息时代接轨，一边却要开历史的倒车，规定教案必须写在纸上；教育主管部门也习惯整齐划一，他们最愿意看到的就是自己一个命令下去，下面的学校马上雷厉风行，执行不打丝毫折扣，修改自己以前的命令也是如此。就连很多学校标榜的“个性、特色”其实都走的是整齐划一的路。我曾经听说某个学校以音乐教育为特色，于是他们要求学校每个学生都要学习乐器，当然也就要每个学生花钱购买乐器，却不管这孩子有没有艺术细胞，喜不喜欢音乐。结果家长花钱买了一堆口风琴之类廉价乐器回来，孩子不想学，学校又没有时间教授，于是这些东西全部堆在家里成了摆设。这让人啼笑皆非：什么时候业余爱好也必须全体一致了？

所有这些千奇百怪的现象，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无视常识、摧折生命。这不是教育，而是反教育。如前所言，教育的本质是为了生命的成长和成全，而生命之美的本质就是参差多态，从这个角度说，任何强制的整齐都是反教育的。

校园应该是千姿百态的森林，而不是长宽高都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园林。

森林包容所有生命的存在，在这里既有参天大树，也有丛生的灌木，还有攀缘的藤蔓；这里既有凶猛的野兽，也有食草的温驯动物；这里既有飞鸟，也有游鱼；这里既有鲜花，也有果实。在这里，每一种生命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

而校园里的生命也是如此。

学生的生命是千姿百态的，“为了学生的一切和为了一切的学生”不应该成为一句虚言。学生不是成绩单上冰冷的数字，也不是点名册上方正的汉字，更不是及格率、升学率那些供学校炫耀的资本，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每一次给新教师做讲座时，我总会说同样一句话：“不管这些孩子现在多大，请你们记住，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他们也有父母，也有爷爷奶奶，他们也有喜怒哀乐，他们也会长大，长大后他们也会有恋爱、婚姻，也会有自己爱和爱自己的人，他们也会有孩子，他们的孩子也是他们生命中的珍宝。一句话，记住每个学生都是活生生的生命。”

当我们承认教育的本质是为了生命的发展与成全时，我们就无法回避一个简单的事实：凡是强硬的整齐划一的规定都是某种程度上对生命的摧残。

教师的生命也是如此。

十多年前，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年轻教师，为了能在学校立足，我私下主动向学校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请教：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受学生欢迎，让领导和家长信任的老师？他告诉我，从现实的角度说，要了解自己的专业，首先要了解考试，然后建议我应该做完近十年的高考题，至少做数十套诊断题，他说，到那时，你对考试心里有谱了，就能教好学生了。

我照他说的做了，应该说，这让我第一次形成了自己的课堂风格，在十多年之后，我将这种风格称为知识过手课，或者，也可以叫高考应考课。

我想很多一线的年轻教师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在无数夜灯下，做题、分析、综合、总结，当然还有用剪刀和糨糊整合出一套套自己认为是独家秘籍的资料，故作神秘地发给学生，对十年之内高考题的类型、走向特点如数家珍，为大考甚至高考侥幸猜对了某道题而欣喜若狂，最后成为学校的高考王牌，成为在一定范围内闻名的应试高手。附近的家长们还在孩子读初中甚至读小学时，就四处托人打听以后到高中能不能进你的班，成为你的弟子，因为能进你的班，几乎就等于给这个科目上了某种程度的保险。

那时候我觉得我似乎知道一切，至少对高考是了如指掌的，我甚至在课堂上大放狂言：“如果这次考试不考这个，只能说明他们试题出得差！”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我也许真的会成为一个应试明星教师甚至专家，每到高考前，就四处作报告，总结以前的考试特点，预测下次的考试走向。

可惜，我没能坚持下去，让我改变的原因，就是网络。

2002年，我开始上网，一开始只是去查查资料，找找课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撞进了教育论坛，惊诧于这个社会居然有那么多热爱教育的老师，不仅在工作的时候投身于教育，下班之后还在讨论教育，这让我钦佩并感动。接下来，在网上认识的很多专家和老师，彻底地改变了我。李镇西老师的民主爱心教育与民主教育拓宽了我的视野，王晓春老师的科学分析法教会我怎么做一个聪明的教师和班主任，郭初阳智慧而精密的课让我大开眼界，干国祥、铁皮鼓对教育的思考深深启发了我，魏勇等人的科学民主思想对我更是产生了极深的触动。这一切使我反思自己以前的课堂模式，甚至开始思考教育的本质：是不是只管把学生的考试成绩提上去就是一个合格甚至优秀的老师？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老师的终极目标到底是考试还是其他的什么？

这种觉醒更确切地说在1998年就已经发生了，那时候我接了一个新的班，我很清楚成绩对这个班和我这个老师的重要性，但是也朦胧地觉得，似乎只有成绩还是不够的，于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尝试着给学生开选修课了。

说是选修课，其实是不确切的，因为学生并没有选择的自由，之所以这样叫，我只是将其与我上的正式语文课做区分。

最早做的是音乐鉴赏课，因为我很喜欢音乐，所以也愿意把这些与学生们分享。之后做的是诗词鉴赏课，然后是电影欣赏课。这三门课，从1998年到现在，我一做就是十多年，并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流程和方法，具体如下：

高一：利用晚自习时间进行音乐鉴赏，选择近二十首中外古典音乐经典介绍给学生，并介绍有关音乐常识，拓宽学生眼界，培养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www.daowen.com)

高一、高二：利用每次早读和课前五分钟进行由学生主讲的诗词鉴赏活动。每次由学生事先选择中外诗词经典作品，并查询资料，了解含义，然后在规定时间内为同学们讲解，教师点评；

高二：利用晚自习时间进行电影欣赏。教师选择近二十部中外经典电影，配合电影介绍、影评，给学生鉴赏。

曾经有朋友不解：作为一个语文老师，给学生额外上诗词鉴赏课倒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跟专业相关，可是给学生上音乐和电影鉴赏是为了什么？难道是要把学生都培养成音乐家或者导演吗？我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的，这样做的答案，就在我为这种课程起的名字中——我管这种课叫“开窗课”。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过：

当我做了老师之后才发现，我们的教育不是什么麦田，而是一间黑屋子，里面关着学生，也关着老师和家长，大家在这黑屋子里苟延残喘痛苦挣扎。其实，这间屋子本来是有窗子的，只是不知道被谁挡住了。这时候我就想，我应该成为那个窗户边的守望者，把那些想来挡住这窗户的人一脚踢开。我还要告诉黑屋子里面的每一个人，窗外有很多很美好的景色，绝对不像屋子里这么黑暗，我要告诉他们，该狂奔的时候，你们就尽情地狂奔吧，别管往哪个方向跑，没有人能把你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窗户边的守望者。

…………

在沉重的应试压力面前。很多人一厢情愿地认为：学生只有把时间全部放在学习上，才能够取得应试的成功。于是，沉重的课业负担压得学生喘不过气，更造成其学习效率的低下。

我相信，教育是为了学生终身的幸福，更是为了建构他们完整而美丽的人生，可是我无法想象，缺乏艺术与美的人生会多么黯淡无光。我并不是想把学生们都培养成艺术家，我也没这个能力，我只是希望在学校、家长和老师们有意无意屏蔽除了考试之外的生活的同时，跟他们唱唱反调，把那扇随着高考临近而关闭得越来越紧的窗户打开，让他们看见外面的世界，一个更精彩的世界。

所以，我并不强求学生全部都喜欢我给他们的这些东西。我想，一切都是缘分，当他们应该与音乐、诗歌或者电影结缘的时候，自然会结缘，我没有必要要求每一个学生都喜欢它们，正如我无法要求每一个学生都喜欢语文。因此我告诉他们：我只是为你们开一扇窗，让你们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的风景，至于你们是否喜欢这风景，我无法强求，但是我还是得告诉你，这风景很美，如果你的人生有了它，也许会更精彩。

在我上应考课的时候，我是权威的、强势的，我告诉学生一个又一个不容置疑的标准答案，告诉他们各种各样的应考秘籍，有时候甚至自己都崇拜自己的考试能力。可是当我的课变成“开窗课”的时候，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的，不是自己的博学，而是自己的无知。

我经常跟学生讲一个故事——

苏格拉底的学生问他自己与老师有什么区别。苏格拉底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又在外面画了一个更大的圆圈，对学生说：小圆圈代表你，大圆圈代表我，圆圈外代表的是我们未知的世界。我的知识比你丰富，这是我们的区别，但是更重要的区别是，大圆圈接触的未知世界更多，这也就意味着我的无知比你更多。

这个故事是在提醒学生，也是在提醒我自己。

从工作到现在，人教版高中教材我已经教过几遍了，然而我惊奇地发现，每次我都教得和以前不一样，不仅是同样的课文每次的教法不一样，而且有时候对同一篇课文的解读，现在说的和以前教的观点也恰恰相反。我想这是值得自豪也是值得警惕的。自豪的是，我一直在学习，在思考，当然也就在变化；警惕的是，我不能把任何一次讲课当成是我的目标，这些不同的教法和解读更加证明了一点：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触及到绝对的真理，我们永远在朝向真理的路上跋涉。那么，不管是在选修课上还是在语文课堂上，都应该随时保持这样的开窗心态，摆正自己的位置，给学生以尽可能充分的选择权、质疑权甚至拒绝权。因为，在艺术面前，我们是平等的，在真理面前，我们也是平等的。

我知道，“开窗课”绝对不是我在课堂上的最后追求，因为从“应试课”到“开窗课”的转变已经证明了一点，我自己仍然在课堂上不断地探索，这种探索得益于我的个性、爱好与特长，也受制于我的个性、爱好与特长，绝对的好课是不存在的，只有将自己的长处尽量发挥出来的课才是好课，从这个角度说，好课的个性特点是很明显的。但是，我的课发展到今天，让我觉得收获最大的是，我逐渐开始明白自己的无知，我相信这是我最大的进步。记得以前曾看过一篇文章，说人的境界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第二，知道自己不知道；

第三，不知道自己知道；

第四，知道自己知道。

我想，以前我应该是处在第一个境界，做了几套题，取得了几次考试的胜利，便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其实不过是坐井观天妄自尊大而已。当我的眼界逐渐拓宽之后，才明白自己的无知，才学会在美与真理面前保持必需的敬畏和谦卑，这时，才开始走入第二个境界：知道自己不知道。

但是，不是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独特的教学个性和风格的，大多数教师其实只是机械地重复每一天的工作，没有任何个性与特色可言，而只有那些将教育融入自己生命的优秀教师才会拥有属于自己的教学个性和风格，因为这样的教师，他们的教育已经深深烙上了生命的烙印，而生命是多姿的，这就决定了老师的教育风格也是多彩的。成熟教师的风格之多样就像音乐家或者文学家的风格之多样。不能指责贝多芬与莫扎特风格不一样，不能挑剔柴可夫斯基怎么跟巴赫有那么大不同，正如鲁迅不可能与朱自清一样，梁实秋与梁羽生也大相径庭。强行规定教师的教学模式以至教育风格，对优秀教师造成的伤害往往更大于对一般教师造成的伤害。因此，在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满意于全员奉行的某种模式之下，恰恰是对最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优秀教师教学能力的极大扼杀，而优秀教师的教学个性被压制，损失最大的其实恰恰是学校，因为他们可能扼杀了一个未来的教育专家，甚至教育家。

可惜，现在这样的言论多少显得有些迂阔不经了，就我目力所及，周围的学校大多是园林，稍微好一点的也不过是次生林，真正包容所有生命让他们蓬勃生长的森林可以说从未见到过。真正野性蓬勃，如森林一样野蛮生长的校园，距离我们还何其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