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笔迹检验的应用十分普遍。笔迹检验案例较多，历代均有记载。有伪造契据的，有讹诈田产的，有政治陷害的，还有盗劫诬告的、杀人嫁祸的，等等，不一而足。在这类案件侦破中，笔迹检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我国古代对摹仿的笔迹尚不能识别，直到清朝乾隆时期，对摹仿笔迹伪造的契据仍束手无策，只能通过其他方面发现破绽。我国古代笔迹检验，除常规检验方法外，主要是从伪造方法和时代等方面的特征上来进行识别。

1.利用伪造方法特征进行鉴别

我国古代不论是信函、契据还是公文均系书写而成。为了鉴别其真伪，古人不但注意研究笔迹的比对检验技巧，还注意研究和发现伪造方面的差异。

据《折狱龟鉴》记载，垂拱年间（公元685—688年），湖州小吏江琛以“与徐敬业反书”告刺史裴光谋反。武则天差御史查办。裴光说：“书是光书，语非光语。”前后经办者三人，均不能决。她又差张楚金办理，楚金初亦不解，后将反书向日观之，乃见反书系补茸而成，遂集州县官吏，令江琛以书投水中，则字字解散。原来反书是江琛切割裴光书信中的字迹拼凑而成。在事实面前，江琛只得承认诬告罪。

又据《棠阴比事》记载，宋代陵州仁寿县江县令，办理一起讹诈田产案件。讹诈者提供的田契，看上去好似年代很久远的样子。某郎中展开视之，曰：“若远年纸，里当色白，今表里如一，伪也。”讹诈者服罪，供出田契系用茶水浸染而成。

由于书写容易失错，古代粘补法的应用十分广泛。像江琛诬陷案一样，古代不仅常有人将粘补法用于伪造契约文件中，即使真实的公文、契约也免不了需要粘补。因此因文、契粘补而发生争讼的案件屡有发生。为了杜绝这类案件，古人采取了防范措施，规定：凡需粘补者，俱于紧要处，纸背盖用图记，并于辞内批明以杜讼源。

2.利用印章印文的真伪进行鉴别

我国至少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有印章，以示官位。印章不同，官位不同。由于印章系官方拥有，所以印章盖印于公文、文件上，印文就成为文件真实性的凭证。若伪造技术粗糙，就容易分辨真伪。后来摹仿笔迹、仿刻印章成了伪造者的专门技巧。家喻户晓的《水浒传》中就有一段军师吴用用计请摹仿名家的圣手书生萧让、仿刻大师玉臂匠金大坚上山，伪造信、印救宋江的生动故事。于是鉴别印文真伪便成了一种专门知识。这也为笔迹检验提供了一种方法。(www.daowen.com)

据《折狱龟鉴》记载：“王珣少卿，知昭州，有告伪为州印者，系狱久不决，吏持其文不类州印，珣为索景德（1004—1007年）以前旧牍，视其印文，则无少异，诬者立雪。盖吏不知印文更时也。”这是印文检验的实例。印章真伪若被证实，文件真伪也就不难鉴别了。

古代对成文时用印章先后也作过规定。历代行文程序均是先写字后用印，唯元代允许先用印。先用印叫空印，即先朱后墨。于是先朱后墨或先墨后朱，也成了发现伪造文件的重要依据。

据《折狱龟鉴》记载，宋代眉州孙某伪造田契，欲夺族人田产，久不能辨。后转运使委托彭州九陇县令章频验治。章频辨出“券墨浮朱上，必先盗用印而后书之”。孙某伏罪。可见至少数百年前我国已经能鉴别印文与笔迹形成的次序了。

3.利用文件的内容与文字的时代特征进行鉴别

古人常根据文件内容与文字的时代特征，来揭露伪造事实。据《折狱龟鉴补》记载，广东嘉应李姓甲乙各呈族谱争讼。两份族谱俱系万历二年（1574年）修，彼此有所不同，明有一真一伪，经再三披阅，见甲族谱有“丘”字，乙族谱有“邱”字，于此发现弊窦。因雍正元年（1723年）奉上谕为避圣讳，将“丘”字加耳旁，此前并无“邱”字，乙呈之族谱既万历二年所修，却用“邱”字，显系伪造。乙语塞，案遂结。此案用的是“丘”与“邱”的时代特征断的案。

《折狱奇闻》记载，清代湖南清泉谢嗣音被告于官府，言其祖为尚书之仆，后窃资潜逃，并呈卖身之契为证。谢闻讯惧之。忽一老者请见，愿助谢解难。谢示以文契抄件。老者翻阅良久指出：“吾邑向属衡阳，至乾隆22年（1757年）始分衡阳之半为清泉。今其所呈文契系雍正年间（1723—1735年）所书，则当称衡阳人，安得清泉县乎？一字之虚，通体即伪。”谢控于官，遂将原告定罪。此例是用了地名的时代特征揭示伪造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