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迹检验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萌芽于西方，发展于法国，兴盛于德国。意大利人巴尔蒂通过观察书写线条来分析书写者的习惯、脾气，并第一次提出“笔迹学”的名称。

19世纪的一些文学家也开始使用不同的书写风格来表现不同的人物性格。而笔迹学的真正诞生是在19世纪末期，法国人米雄（Jean Hippolyte Michon）第一次将书中的所有书写特点罗列出来，并提出“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书写”的观点（纪丽君，1993年）。他发现，性格相似的人字迹也相似，随后出版了《笔迹学方法》等书籍，被认为是笔迹分析学的创始者。

法国作家小仲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都认为笔迹心理学是一门高境界的应用频繁的科学，因为它不见其人便可探知其内心世界。

西方心理学界最早对笔迹进行科学研究的当属琼·埃塔·当妮和克雷默奇。前者的研究揭示了笔迹与人格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后者则对气质和笔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气质类型不同的被试者，其笔压也呈现出差异的结论。这些奠基性研究推动了西方笔迹研究的科学进展和社会应用。

在临床心理学领域，贝格（Baig）发现躁狂症和躯体心理障碍患者的署名字迹要明显大于正常人群。

在人格测评领域，阿吉拉尔（Aguilar）发现字迹类型或许预示着被试者人格内外倾程度，范鲁伊（Van Rooij）的研究结果与之相似，他比较了10个笔迹学家和3种人格问卷对被试者内外向的预测能力，结果显示笔迹可以准确评判人格的内外向程度。而对48名男性和5名女性的笔迹进行测量分析，得出的结论却是个体笔迹与外向性因子、神经质因子之间并无显著相关性，与精神质因子有着显著相关性。

在人才管理领域，笔迹测评是欧美国家在人才选拔、岗位调配中使用最多的办法。1998-1999年，法国在人才招聘中使用笔迹测评的企业达93%，使用面试的占99%，居于首位，使用智力测验和人格测验的仅占60%，甚至有些招聘广告中会指明要提交手写应聘书。萨托（Satow）等人也证实笔迹分析能成功区分首席执行官和随机个体的概率很高。

除此之外，在德国、英国、比利时、瑞士等国家都有着专门的笔迹学校、笔迹专业等，他们对笔迹分析的信效度有着高度的认同，并将其推广到各行各业。

从亚里士多德、凯撒、西塞罗到拿破仑，从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到比奈，人们早已认识到笔迹用于理解自己和他人的价值。从高尔顿、阿尔波特到艾森克，一些著名心理学家也曾涉猎笔迹心理的研究。但心理学界对笔迹现象的研究，一直以来争议颇多，大抵有以下3种观点：

（1）持肯定的观点。认为笔迹作为人的活动产品，作为人的视觉—动作协调、情绪、注意、思维，乃至个性和能力等生理心理活动的投射，肯定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2）持怀疑的观点。认为在有的研究里，笔迹分析的信度、效度令人怀疑，所以它至少现在是尚未成熟的。

（3）持否定的观点。认为笔迹学等同于占星术等伪科学，以及民间笔相学家的江湖技艺，或者认为笔迹研究的效度很成问题，结论不可取。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社会上兴起的“笔迹热”中，有些人将笔迹分析当作了占星术之类的神秘预测术。互联网上有几十个笔迹网站，有的网站声称可以根据孕妇的笔迹100%地预测胎儿的性别。在美国注册的笔迹学家有二万人，据称都没有接受过适当的心理学训练。然而笔迹分析都要通过笔迹揭示人的心理特征。显然，心理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是被迫切需要的，并且面临挑战。

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主张发展对笔迹心理的研究的这种观点是占主流的。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前将笔迹学分类为“神秘学”（occultism），现在改为“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s）。这是个重要的标志。

此外，根据对美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文献数据库PsycINFO、心理测验年鉴（Mental Measurement Yearbook）1880年以来100多年的文献资料分析，心理学专业文献中对笔迹的研究显然呈上升趋势，在20世纪30年代有一个高峰，然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再次出现高峰（见图1-1），共有2272项研究。如果将美国医学文献分析和联机检索系统MEDLINE以及美国科教资源信息中心ERIC Database中有关笔迹研究的文献包括进来，共有5226项研究。

从各国的研究状况看，德国、法国、意大利、以色列等国家对这一领域予以更高的重视，而且50%～80%的公司企业采用笔迹分析进行人员选拔；相反，美国、英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却较为逊色，只有0.5%～7.8%的公司企业采用笔迹分析进行人员选拔。中国在历史上对书法笔迹的研究非常重视，并产生了许多精彩深刻的理论，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但我国心理学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其他国家相比，却显得较为薄弱。

图1-1　笔迹心理研究各年的文献量

1.临床心理学对笔迹的研究

临床心理学对笔迹的研究相对来说较多，而且其研究结果较多也是肯定的。

一些研究分析了精神分裂症、神经症、同性恋以及心理压力与笔迹的关系。

例如，贝格（Baig）等人发现病人的签名可作心理诊断参考。259个随机抽取的住院记录里包括100个正常人，45个精神分裂症患者，49个抑郁症患者，15个躁狂症患者，50个躯体心理障碍患者，测量其签名的大小并与精神病学诊断作比较。统计分析表明：躁狂组的签名明显大于其他组；躯体心理障碍组的签名明显大于正常组。

格肯（Gerken）等人在一个测验安定药治疗效果的28天试验中，让21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参加测试（20～70岁），结果发现安定药效果与笔迹测验的得分呈负相关。阿加迪（Agardi）等人比较了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健康者的笔迹，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笔迹中字母和词汇更多写出线外、书写探索区域减少、字母词汇很少放在单位书写区域，运动协调和空间视觉组织能力低效等。

塔马斯（Tamas）等人使用20人的抑郁患者样本与健康者相比，31个参数中10个有差异。结果认为书写的低模仿水平，精细动作的延迟是抑郁患者的特征。

安德森（Anderson）讨论了字母“I”的书写作为自我的间接代表在同性恋中的象征意义。他研究了25个男性同性恋与25个男大学生（作为控制组），发现男性同性恋写的“I”字母更女性化，而控制组则写得更长些、更男性化。因此，他认为存在这样一种同性恋的笔迹特征。

凯南（Keinan）和埃拉特（Eilat）试图发展一种用以测量心理压力的笔迹分析方法。他们选择了一些被认为在不同的压力状态下有可能改变的笔迹参数，并预测了改变的方向。然后，让56个男伞兵在高低不同的压力条件下留下笔迹样本，并使用状态特质焦虑问卷评价被试者的焦虑水平。他们发现在不同的压力条件下，笔迹的大多数参数在预期的方向发生了改变。贝内利（Bidoli）与曼宁切达（Maninchedda）测量了笔迹样本以探索焦虑的起源、产生的情境和表现，以期发展一种对抗和减少焦虑的治疗方法。他们收集了26个心理治疗患者的笔迹样本，并对被试者做了焦虑问卷量表的测验。结果表明，患者的笔迹与焦虑量表的得分有着显著的积极的相关性。

有的研究讨论了癫痫与笔迹的关系。在佩伦（Perron）与戈比诺（Gobineau）的研究中，6个心理学家以12项特征评价37个癫痫患者、63个神经症患者的笔迹，评判者相关系数0.90，正确率达到75%；佩龙（Perron）等分析了100个被试者的笔迹，63个被诊断为癫痫症，37个被诊断为其他心理疾患。该研究发现12个变量的笔迹分析能够区别两组被试，两组平均分数有显著意义。

关于脑损伤与笔迹的关系也有不少研究。西尔维利（Silveri）等报告了一个67岁小脑萎缩和书写困难的男被试者个案。他们要求被试者听写215个大写单词、245个草书单词，并复写15个大写单词、15个草书单词。结果发现，无论是笔画还是字母，都有省略和重复的现象出现。

阿迪拉（Ardila）和罗塞利（Rosselli）研究了21个（19～65岁）右利手右半球受损病因的被试者。被试者做了神经学、神经心理学的测验和特别的书写测验，其笔迹上的错误是：文字的取代、特征省略与增加、字母省略与增加、不能维持水平的书写、不合适的分组和因素的分裂、书写风格的改变等。

温莎（Windsor）比较了43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儿童（8～11岁）和71个正常儿童的笔迹，发现前者易认性明显更低，并且写的字母大，书写时间长。此外，用药物治疗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比用非药物治疗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情况又要好一些。

另一些研究试图揭示酗酒、自杀、吸毒者的笔迹特征。贝兰（Belin）发现酗酒者和抑郁者的笔迹有确切的共同特征，表现在动作书写困难、空间的不适当使用、缺乏自信、不成熟、焦虑等方面，并进一步探讨了与双亲相关的特征。

特里普（Tripp）等对68个酗酒者和18个常人的笔迹做了实验比较，测量了压力、可变性、无秩序、速度等，正常组成绩明显要比酗酒组好。书写任务要求愈高，两组差异愈大。但在酒精条件下，当正常组成绩有所削弱时，酗酒组的成绩却有所改善。

麦克布莱德（Mcbride）等调查了加拿大安大略省267个21岁以下的青少年自杀者，并探索了学习无能与自杀的关系，发现自杀者笔记中89%有较多的拼写和书写错误。

贝兰（Belin）讨论了4个27～52岁被试者其笔迹与自杀的关系，发现4种类型的笔迹与自杀相关：兴奋的（exalted），静态的（static），迟钝的（stagnant），扩散的（diffused）。他认为笔迹分析可帮助鉴定潜在的自杀者及其动机。

除了以上论及的方面，临床研究还涉及了相当广泛的其他方面。

2.笔迹心理分析在人员选拔、司法鉴定和教育评估中的作用(www.daowen.com)

萨托（Satow）和瑞克特（Rector）试图证实格式塔笔迹学家能否用笔迹区分出成功的企业家。他们获取了40对笔迹样本，这些样本来自成功的首席执行长官（CEO）及控制组（随机选取的个体），3个笔迹学家区分哪些是企业家的。结果表明，这些笔迹学家能区分出成功的企业家，成功的概率分别为31/40、34/40、34/40。

凯南（Keinan）等让6名职业笔迹学家、6名心理学家、6名门外汉评价65个士兵（19～20岁）的笔迹样本。这些士兵是注册参加在以色列的步兵军官训练课程的。该实验使用7点量表，有动机水平、心理稳定性、实践性、心理成熟度、智力、操作能力、应付压力能力、调整能力、人际关系能力、独立性、社交性和领导能力，并在9点量表上排列每一学员在训练课程中的成功机会。结果表明：笔迹学家评分组内的和谐系数是0.20～0.37；而心理学家为0.17～0.36；门外汉最低为0.09～0.20。笔迹学家和心理学家能明显预期到学员的成功，不过笔迹学家没有心理学家的效度高。

但有的研究又出现相反的结果。如格茨（Getz）与沙里尔（Sharir）研究了在以色列集体农庄使用笔迹测验选拔候选人的情况。205个候选人各提供一个笔迹样本，学者通过笔迹分析预期候选人是否能够成功当选。结果表明未成功当选的候选人与成功当选的候选人两组之间，笔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结论是缺乏效度。

奎南（Quinan）曾研究过100个凶手、100个伪造者、100个非罪犯和6个屠夫的笔迹。结果发现凶手组的笔迹与其他组相比，速度更慢、更难看、更无规则；而屠夫的笔迹在各方面类似凶手。

当妮（Downey）研究了笔迹的伪装，她曾让12个男性、12个女性被试者在无线格的纸上写诗句，然后再重写以伪装笔迹。结果发现，伪装笔迹的改变主要表现在字母大小、斜度、线条质量、字母等形式上。

关于笔迹在教育评估上的作用也有不少研究。约翰逊（Johnson）和卡莱尔（Carlisle）用笔迹评价量表（HES）评估了103名1～3年级的成绩正常和学习失能的学生。正常组和失能组的明显差异主要表现在字母的形式和大小上。

乌修仁（Oosthuizen）试图用笔迹来预测学生的学术成就。69个大学心理学系的学生提供了笔迹样本并完成个性问卷。结果发现笔迹作为一种心理测量工具比个性问卷有更好的预测价值，笔迹测验比个性问卷得到更高的多元相关性。二者联合对预测心理学课程的年级平均成绩，有着显著意义。

梅（May）和布兰宁（Brannin）检验了两个假设：（1）书写速度与IQ有关；（2）笔迹易认性与IQ无关。53个被试者（17～45岁）完成笔迹易认性与速度测验以及智力测验，结果发现IQ与易认性呈负相关，与速度不相关。该结论支持将笔迹测验当作对IQ的一种测量方式，并驳斥了那种将笔迹不清、难以辨认的人当作愚钝者的普遍性偏见。

3.笔迹与人格

笔迹究竟能否揭示人的人格特质？这一问题的确激发了研究者很大的兴趣，但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也出现了复杂的结论。

范鲁伊（Van Rooij）等探讨了是否可从笔迹正确推断一个人的外向性。基于3种人格问卷的测验，被试者中3人被区分为外向，3人被区分为内向。10个笔迹学家（35～60岁）独立地将6人的笔迹样本判断为内向的或外向的。10个笔迹学家分别对6人做出判断，总共60个判断，其中，58个是正确的。该研究证明可通过笔迹对人的内外向特质做出正确评估。

泰德（Tett）与帕默（Palmer）（1997）检验了邦克（M.N.Bunker）1979年提出的笔迹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据说找到了与人格特质相关的笔迹因素。49个大学生（19～46岁）的“内容中立”（Content-neutral）的笔迹由2个训练过的编码者独立地分析30种因素；大学生同时完成杰克逊人格问卷（JPI），这一问卷测量15种人格特质。笔迹分析的评定者信度中等，结果显示笔迹因素与人格特质的相关性显著。

艾森克和古德琼森（Gudjonsson）检验了笔迹与艾森克人格问卷（EPQ）中P（精神质）、E（内外向）、N（神经质）、L（掩饰性）四分量表的关系。48位男性、5位女性（平均年龄30岁）被试者完成EPQ并提交笔迹样本。结果发现笔迹与P分量有显著相关。结论部分支持笔迹分析的效度。

阿吉拉尔（Aguilar）对316位被试者（8～24岁）进行艾森克人格测验，结果表明内向与外向的被试者出现更多的书写错误，而居于内外向的中间者错误较少。

也有研究得到不满意的结果。罗森塔尔（Rosenthal）和莱恩斯（Lines）检验了笔迹学家声称的笔迹是外向测量工具的假说。58个学生样本的3个笔迹变量——线的斜度、字母倾斜度、字母宽度，与EPQ比较，结果并无显著相关。

弗恩汉姆（Furnham）等人让64个18～70岁的被试者完成EPQ并提交笔迹样本，发现13个笔迹特征与EPQ无显著关系。

克拉莫（Crumbaugh）等人认为，笔迹分析是一种投射技术，相比其他投射技术，效度既不好也不坏。这主要是因为主观性不好统计。他们建议采取整体的全面的分析方法。

4.笔迹测量及其信度、效度

相对来说，关于笔迹测量信度的报告一直是令人比较满意的。

例如，沃伦（Wallen）等对标准化的常模参照测验笔迹速度测验（HST）的信度作了检验。两个评定者从1292个样本中抽取165个（13%）评定，发现信度极好。

加尔布雷斯（Galbraith）与威尔逊（Wilson）邀请3位笔迹学家分析5个人格特征：注意细节、支配、坚持、自我意识、倔强。评分者信度为0.78。

虽然笔迹测量的信度令人较为满意，但其效度则显得复杂。上文已讨论过笔迹分析在临床、人员选拔、人格评估等方面的效度问题。其效度检验一般是：

（1）以其他心理测验为效标，如人格测验EPQ、16PF（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测验）等，结果是有的相关显著，有的相关不显著。

（2）以某些专家、管理者的评定为效标。其结果也是有的有效度，有的无效度。

（3）有的研究使用因素分析等技术检验了建构效度，如皮普尔斯（Peeples）和雷茨拉夫（Retzlaff）让244个大学生抄写两段内容，测量了25个笔迹特征（如字母斜度、基线的角度、词的大小）。因素分析抽出三个因素（高、宽、角度），解释变异的21%。其他研究有的抽出5个因素。

笔迹测量检验效度使用的效标，其本身的效度也可能是一个问题。例如，据英国心理学会的统计资料，人格测验的平均效度为0.15；关于其他心理学问卷测验在人员选拔中的效度研究，学者也认为其效度是不太高的。而将管理人员、熟悉者的评定作为效标，其本身的信度、效度也是一个问题。这也可能是造成笔迹分析效度检验复杂性的一个原因。

5.笔迹心理分析的研究与应用

关于国外的笔迹心理分析的研究，目前主要是在笔迹透视人格、人员选拔、教育几个方面，并有多项实证研究对其观点予以支撑。国外对笔迹研究十分重视，开设了笔迹学专业、笔迹学学院及全国性的笔迹学组织等，这对笔迹学研究及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外，有新观点提出笔迹可以用于诊断疾病，甚至可以发现帕金森的前期症状，但这些观点的科学性还有待考量。

在笔迹心理分析领域，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主要是依靠人的主观经验予以分析判断，而这又或多或少地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干扰，难免会影响到结果的准确性。

国外笔迹心理分析的应用相当广泛，已深入到日常生活中。国外公司进行人才招聘时，经常使用笔迹分析技术来考察应聘者是否适合这个岗位；医生借助笔迹心理分析来及早发现患者心理问题并进行治疗；警察借助笔迹心理分析来帮助破案；等等。虽然我国的笔迹心理分析在这几个方面也有应用，但是远远不及国外应用广泛，笔迹心理分析的成熟度也低于国外。因此，我们在研究笔迹心理分析基础理论、技术的基础上，也应普及其应用，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使这项技术为人们的工作、生活更好地服务。

6.笔迹检验的发展与应用

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也带动了笔迹检验领域的发展，目前国外许多专家都已就笔迹检验提出了一些新方法、新技术。

诸如斯里达尔（Srihar）、贝尼斐济（Bensefia）、帕凯（Paquet）、赫特（Heutte）和布尔拉库（Burlacu）等学者关于量化笔迹鉴定的讨论，他们已经运用人工智能理论中图像识别和判别分析的方法对笔迹进行鉴定；有的学者把加权欧几里得距离分类器运用到图像的点阵图中，以鉴定书写人；荷兰自行研发的适用于Photoshop软件的模块，使用数字分色技术来辨识涂抹掩盖、消褪文件的字迹显现；通过人工智能自动识别系统识别英文手写笔迹；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外笔迹学领域的最新成就，也显示出国外笔迹检验行业的最新进展。

笔迹检验在国外的应用已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它不仅在刑事侦查领域中用于对犯罪嫌疑人的同一认定，而且在司法鉴定、军事管理、学校教育等领域也有充分应用。笔迹检验这项技术对我们的工作与生活都有较大的帮助。因此，我们应该效仿国外，将笔迹检验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中，使国内笔迹学的相关研究与世界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