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工作更换对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具有正面作用，但并不是更换速度越快越好，更换工作与工作的稳定对收入的变化的正面影响有一个相对的限度。一方面工作流动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具有正向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当前工作时间的增加收入在上升表明工作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工资收入的提高，这看似存在着矛盾。但工作时间长度达到一定限度后，收入的增长效应反而下降，工作时间超过2年的收入增长效应低于1～2年的，就证明对于农民工来说工作稳定性对收入的正效应是有限度的，当工作时间达到一定限度后，收入就很难在一个工作岗位上获得提升，需要通过更换工作来解决收入的进一步增加，这也就是农民工更换工作的重要原因。单位时间内换工作的频率与工资收入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这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工作的稳定性有利于工资收入的提升，但是当在某岗位上工作时间太长收入的增长效应会降低，这时更换工作有利于工资收入的提升，因此，更换工作有利于收入的增加，但换工作不是越快越好。这也说明对于农民工来说工资增长在企业内部具有黏性特征，农民工的工资不会随着在单位内部个人经历和经验的增加而提高，但是通过更换工作，他以往的经验和技能可能会被新企业识别和认可。由此来看，农民工更换工作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研究认为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对收入的增加具有正面效应，而有的研究又得出更换工作有助于农民工收入的提升。

第二，人力资本因素在更换工作中的收入效应存在，只有拥有更具优势的受教育程度这种显性人力资本通过更换工作才能体现出来，但以工作年限所代表的经验、技能等隐性人力资本对收入增长具有更大的意义。受教育程度主要体现在大专及以上学历者与其他较低学历者之间。这说明人力资本积累只有达到一定程度其在更换工作中的收入效应才有显示意义。农民工是个同质性很高的群体，受教育水平以初中和高中为主，这必然会影响用人单位对于他们人力资本的识辨，只有教育水平较高，但数量并不大的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才具有显著作用。因为受教育程度都先于工作而存在的，不会随着工作的更换而发生改变，只是通过更换工作而被进一步确认。能够发生变化的是技能水平、经验和见识等非显性人力资本因素。技能水平等非显性的人力资本因素主要通过工作而积累，随工作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因此，我们看到随着外出打工年限的增加，更换工作的收入效应增加，除非教育程度很高，企业更加重视员工的实际经验和技能。

第三，更换工作的方式对收入变化亦有影响。行业内转换较行业间转换获得的收入增加更为显著。行业间的转换使农民工专用性人力资本无法在其他工作上发挥而遭受损失，行业内的转换损失要小，同时通用性人力资本获得进一步的认可。此外，伴随着工作的更换，与职业地位下降的相比，职业地位不变和职业地位上升带来更高的收入。本样本中，最后一次更换工作使职业地位下降、不变和上升的分别占32.91%、48.51%和18.58%。维持原职业地位的占近一半。

第四，通过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寻找和更换工作，并不一定比公开招聘和中介机构介绍获得的工作带来的收入增加效应更大。通过个人创业更换工作收入提升的效应最明显。鼓励农民工更多地在城市创业，经营小本生意、个体商业等是提高农民工收入的有效途径。(www.daowen.com)

第五，以提高技能和提高工资收入为主要目的更加积极主动地更换工作比被动更换工作带来的收益更大。这也显示出更换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其愿望。而目的性不强的更换方式，如嫌环境不好而主动更换工作，与因被辞退等被动更换工作相比，虽然检验不显著，但系数为负，这至少说明目的性不强，随意更换工作很难带来工资收入的显著上升。这也提示我们，引导农民工正确看待更换工作的收益应该成为农民工培训的内容之一。

第六，前一份工作的收入水平越高，更换工作带来的收入增加越少。进入当前工作的时间也有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与2003年开始进入当前工作的相比，2003年之后进入当前工作的收入增加效应要低于2003年之前，与农民工工资近年来的上涨趋势相反，不过，从相对收入来看，2009年收入的增长效应最差，这无疑说明2009年我国经济困难所带来的影响。

第七，最后不同群体在更换工作中的工资收入存在显著差异。由回归结果可知，女性、年长者以及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无论是在工资收入还是在变换工作时的工资变化都处于弱势的地位。尤其是性别，不仅在绝对收入变化方面，而且在相对收入变化方面也有显著的影响，女性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