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刘林平（2007）对农民工工资决定模型的研究，把影响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其他变量分为四个部分，具体包括个人及人力资本因素、社会资本、企业因素和社会环境（见表4），考察农民工工资的决定因素，同时加入更换工作次数，考察农民工工资收入决定因素中更换工作的影响作用，构建决定农民工工资收入因素的模型如下：

lnWi,1=α+β·Tnumi+γXi+δi（1）

式（1）中lnWi,1是调查时月工资收入的对数，为因变量，Tnum：是农民工自外出以来更换工作的次数，是单位时间内更换工作的次数，即更换频率；Xi是一组影响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其他变量。个人及人力资本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是否具备某项专业技能等5个变量。社会资本因素包括在流入地拥有的当地朋友数量、是否跟家人及亲戚在一起工作或生活，外出年限以及在当前城市的工作时间等4个变量。之所以把在当前城市的工作时间作为社会资本因素，是因为外出打工时间的长短可以用于表征其对流入地社会的熟悉程度，时间越久在打工城市认识的人就越多，社会资本越丰富。企业因素包括企业所有制性质、行业、职位、是否缴纳养老保险等4个变量。养老保险是否缴纳主要与企业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环境因素包括调研城市，来源区域（分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来源地的性质（农村还是城镇）等3个变量。

如表5所示，模型1回归结果显示调整后的R2=0.3392。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更换工作对当前的工资有显著影响，与没有更换过工作的相比，更换过工作的收入高，而且更换次数越多，收入越高，从整体来看，每一次更换工作都能带来工资收入的增长。但是，单位时间内更换工作的次数的影响不显著，而且系数为负，就证明虽然更换工作有助于提高工资收入，但并不是更换工作的速度越快，收入会越高。

个人及人力资本因素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是否具有某项专业技能对当前收入都有显著的影响。男性的收入要高于女性，年龄的影响先升后降，与20岁以下年龄组相比，20～25岁的差别不显著，但是25～30岁，30～35岁的收入显著提高，其中25～30岁的系数最大；35岁之后的35～40岁和40～50岁与20岁以下年龄组收入差异不显著，但是50岁之后收入明显下降，系数为负，呈倒“U”走势。与小学及以下学历者相比，初中学历组收入差异并不显著，但是高中与大专及以上的收入差异显著，尤其是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收入最高。拥有某项专业技能比没有专业技能的收入要高，差异显著。

社会资本因素方面，外出年限、是否与家人或朋友在一起生活以及在当前城市居留时间对当前的收入都没有显著影响。在流入地拥有的当地朋友数量有影响，但与没有当地朋友相比，拥有6个及以上时才显著。当前工作的时间长度影响显著，与工作半年以下的相比，工作半年以上的收入明显增加，但是当前工作超过2年的样本组的收入反而比1年～2年样本组的收入要低，呈倒“U”走势。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工作时间所代表的工作经验对收入有影响，但是在企业内部工作的提升主要是在2年内完成的，超过2年工资收入很难有提高。这时通过更换工作来进一步提高收入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企业和工作因素方面，企业所有制性质影响不显著，但行业的影响显著存在。与制造业相比，零售餐饮等传统服务业和教科文卫等公共属性行业的收入偏低，而建筑业的收入较高。其他行业与制造业相比并不显著。职位和工种的影响显著，与普通工人相比，商业人员（个体户）、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的收入较高，差异十分显著，而普通工人与小商小贩、销售服务人员、办公及相关人员以及初级技术人员相比收入差异并不显著。工种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反映了职业技能的差别，其背后是人力资本收入效应的差异反映。(www.daowen.com)

社会环境方面，来源地是否为乡村或城镇的流动人口的收入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是来源不同区域的流动人口在收入方面的差异显著，与来源是东部地区的农民工相比，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收入偏低，而东北地区的差异不显著。这可以看出，在收入方面来自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具有劣势。此外，除了北京的收入相对较高以外，其他城市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表4　工作变换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回归结果

续表

注：本表不包括检验不显著的变量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个人和人力资本因素是决定农民工工资收入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年龄的影响呈倒“U”的走势，这体现了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不同于其他劳动力市场的特殊之处。我们看到，一方面工作流动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具有正向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当前工作时间的增加收入在上升表明工作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工资收入的提高，这看似存在着矛盾。但工作时间长度达到一定限度后，收入的增长效应反而下降，工作时间超过2年的收入增长效应低于1-2年的，就证明对于农民工来说工作稳定性对于收入的正效应是有限度的，当工作时间达到一定限度后，收入就很难在一个工作岗位上获得提升，需要通过更换工作来解决收入的进一步增加，这也就是农民工更换工作的重要原因。单位时间内换工作的频率与工资收入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这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第一，工作的稳定性有利于工资收入的提升，但是当在某岗位上工作时间太长收入的增长效应会降低，这时更换工作有利于工资收入的提升，因此，更换工作有利于收入的增加，但换工作不是越快越好。由此来看，农民工更换工作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研究认为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对收入的增加具有正面效应，而有的研究又得出更换工作有助于农民工收入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