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表7所示，模型四分析的是政治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影响，纳入了政治身份、政治参与、政治认知三个自变量。整体模型的调整拟合度为0.1312，且通过了F检验（prob〉F=0.0000）。

在三个自变量中，政治身份与农民工市民化呈现出正相关，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1没有被证实。结合我们的访谈资料，我们分析认为农民工中有政治身份的精英数量不多，特别是中共党员的数量太少。尽管农民工中的共青团员和工会会员的比例比党员比例高，但是开展的活动很少，共青团员的政治身份几乎没有在务工地发挥任何作用。工会维权的效果也比较差，仅有2.39%的农民工认为“找工会去说理”会“作用很大”，而高达77.50%的农民工认为找工会的作用“说不清”或者“毫无作用”。因此，在总体上政治身份对农民工市民化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在统计结果上也不显著。

数据结果显示，政治参与（维权途径）的选择数量与农民工市民化呈现高度的负相关，而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与假设2完全相反，也就是说选择正常维权途径越多的农民工，其市民化程度越低。每多使用一个维权途径，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就减少0.72%。结合我们的访谈资料，我们分析认为由于农民工受到了较严重的利益侵害，才会选择使用多种维权途径来保障自身利益，与此相关的是受到的侵害越严重，其市民化程度自然就比较低，市民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很少会使用到多种维权途径，因此我们推断认为可能准确的结论是农民工权益受损越严重，其市民化程度越低，当然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证实。

统计结果表明，政治认知程度与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政治认知度，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就提高0.50%，因此假设3被证实，也就是说，对政治认知越多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越高。通过Beta值，我们可以看到政治认知程度远远超过政治身份对市民化的影响程度，前者的影响程度是后者的4.4倍。由此可见，给予农民工没有含金量的头衔，还不如引导农民工认识自己的政治权利，因为这样更能促进农民工市民化。(www.daowen.com)

尽管三个操作假设仅有一个被证实，但是前文所述模型通过了检验且具有较高的调整拟合度，同时观察到通过显著性检验的两个自变量（政治参与和政治认知）的Bata值可知，政治认知的“正向”影响高于政治参与的“负向”影响（Bata的绝对值高出两倍），而且负向的政治参与正好从反面证明了正向的政治参与的重要性。因此，我们认为假设4基本被证实，即政治资本越高的农民工其市民化程度越高。

表7　政治资本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回归模型

注：参照组：a为女性，b为外出非发展动机，c为非党员，d为小工（杂工、零工），e为无政治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