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mar认为，关注劣质住房的需求方不能提供任何改善住房条件的洞见，而审视供给者的行为却能提供改进住房供给的洞见。［36］本文只聚焦雇主的住房供给。不像私人房主的住房无关劳动力市场状况，雇主的住房供应是伴随着就业机会的。当有更多的岗位空缺，雇主可以用提供宿舍吸引工人。在一个城市中，雇主提供的宿舍是灵活的、方便的，也可以在劳动力高度流动情况下降低风险。

天津和太原案例表明，雇主为什么要为农民工提供住房，也揭示了他们提供什么类型的住房，以及为什么农民工乐于住在雇主提供的宿舍里。研究发现，雇主提供住房主要不是为了满足农民工的居住需求，而是雇主追逐竞争和利润的手段。雇主提供住房凭借两种方式实现这一意图：减少劳动成本和提供确保劳动力供给的竞争性工资福利包。本文揭示了天津和太原两市雇主通过提供住房已经成功压低工人的薪金，延长了工时并吸引了新来者。然而，一些雇主采取最低成本的做法，导致住房质量和工人生活环境状况恶劣。悖谬的是，工人似乎更愿意雇主提供住房，因为上下班更省钱、更便利。

研究也揭示了雇主提供住房质量随就业行业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在可预见的未来需要辗转不同地方的工程项目类企业很可能提供质量非常差的临时性住房。制造业企业会提供永久性住房，这种住房设施会更好。居住在工地的工人遭受噪音更严重。

这些结论可以引发对政策的启示。雇主提供住房能成为农民工非常有效的住房来源。然而，试图去降低生产成本的雇主不可能为雇员提供质量适当的住房。同时，农民工宁愿居住在雇主提供的住房条件恶劣的宿舍里，特别是那些只想降低支出和为了上下班方便的新来者。假如在私人租赁市场有更便宜且质量好的住房可利用，我们很难说，工人是否会选择私人业主提供住房。因此，我们面对着一种典型的市场失灵状态。雇主和工人可以接受质量差的房子，当然这是社会不愿意看到的。(www.daowen.com)

市场失灵可以利用多种方式的政府干预来纠正，然而，城市当局在市郊建造廉租住房的许多做法并不成功。［8］这些住房不方便工人上下班，也不能满足家庭团聚的需要。在过去几年里，改革已经聚焦到给予农民工平等享受城市福利住房和融资补贴的权利以及改善农民工住房的可支付能力上，然而却忽略了这仅仅有利于想购房的农民工。

提高住房可支付能力不可能是一种解决低收入农民工面临市场失灵的有效方案。因为我们的研究已经表明，雇主提供住房包含很多农民工所看重的特征，包括更便宜的租金，更方便的通勤，甚至还有劳动力管理和控制。因此，鼓励和要求雇主提供更好宿舍的政策可能是适用的。我们的研究也发现，针对不同产业分类施策是消除劣质宿舍最有效的方法。

在城市住房改革早期，很多规定试图建立城市居民的最低住房标准（特定的人均住房面积），随后，住房标准成为为市民提供住房补贴的依据。这种标准仅局限于住房面积标准，尚无住房质量和设施应达到的要求。即使这样的最低标准也从来没有作为判定农民工住房是否适足的依据。本文讨论的过度拥挤、缺乏基本设施和高噪音对于农民工身心健康都有负面的影响。因此，尽管雇主和雇员达成了一致，政府还是可以鼓励雇主和私人房主为低收入农民工，特别是新来者提供适足的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