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台湾地区对于医疗过失判断标准，可分为学者见解、医学界与实务见解。就学者部分而言，此问题与学者间对于医疗行为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保法”）及“医疗法”第82条是否优先适用“消保法”规定等争论，互有关联。赞成医疗行为适用“消保法”的学者，因其立论不同，不用深入讨论医疗过失的判断标准问题；但是肯定“医疗法”第82条优先于“消保法”的适用，以及对此没有明确表示见解的学者之间，也未就医疗过失的判断标准明确表示见解，但从文献上来看，仍可见采取以常规医疗作为医疗过失的判断标准者。^[28]

我国台湾地区医学界对医疗过失的判断标准，则主张以等同医疗惯例的“常规医疗”或“医疗常规”作为标准，这可由“行政院卫生署”“医事鉴定委员会”出具的鉴定意见一向以“常规医疗”或“医疗常规”作为过失判断标准中，可见一斑。

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对于医疗伤害赔偿责任不主张“消保法”的适用，而采取以医疗过失作为归责标准的立场，经整理自公元2000年至2010年十年间“最高法院”及“高等法院”（包括其分院在内）的民事医疗诉讼判决，从现行审判实务均送请“行政院卫生署”“医事鉴定委员会”鉴定看来，观察“最高法院”针对医疗纠纷所做的民事判决，判决支持被告（即医师或医疗机构）抗辩或采纳鉴定结果（包括有利于患者的判断在内）作为认定过失依据的，大体上都接受以“常规医疗”或“医疗常规”作为过失判断标准；而判决不采纳鉴定结果的，多是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与鉴定意见不同，导致判决不采纳鉴定意见，并非直接否定以“常规医疗”或“医疗常规”作为过失判断的标准。^[29](www.daowen.com)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656号民事判决”，该案即为著名的台安医院注射维生素B1致患者死亡的案件。案件事实是：患者实施乳房切除术后，基于患者营养考量，医师为患者注射混合维生素B1溶液，引发患者过敏导致死亡。该案的症结在于注射维生素B1引发过敏甚至死亡的几率特别低（0.1%以下），并且护理纪录显示患者并无此项过敏病史，但维生素过敏的检测是很简单的，并且被告医院有能力与设备做这个试验，但是，该医院并未为患者进行此过敏试验。鉴定机构的意见认为，被告已经口头问诊患者的过敏病史，在患者无过敏病史的情形下，因维生素B1是非常安全的药物，造成致命副作用的几率极低，被告未实施检测并不违反医疗常规。但是“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被告医师明知注射维生素B1存在过敏甚至死亡的几率，却疏于替患者进行检测，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应承担过失责任。审视该判决理由，明显不采用“医疗常规”作为医疗过失的判断标准，但从判决认定的两项事实，即注射维生素B1引发过敏甚至死亡的几率很低，以及被告没有过敏病史来看，客观地说，被告医师对患者发生过敏致死的结果是无法预见的，而在被告医师无法预见患者死亡结果的情形下，自然不能要求被告医师应尽到回避结果发生的义务（即实施维生素B1过敏检测）。至于该项检测是否在被告预知能力范围内，或是否容易实施，并不产生影响过失认定的结果。本文认为，该判决认定被告过失责任成立，是要求无法预见死亡结果的被告负责，而从判决所持理由观察，判决隐含的见解实际上与采取无过失责任无异。^[30]

综上所述，我国台湾地区现行医学界是主张以“医疗常规”作为医疗过失的判断标准，明显是以医疗惯例（或惯行）作为判断标准。而司法实务方面，因医疗诉讼的审理与判决，不得不借助专业医疗鉴定之协助，使得在实务运作上，法院判决关于医疗过失的判断标准，明显受限于来自医学界的专业医疗鉴定结果的影响，导致必须建立与医学界相同的标准来判定医疗过失的情况；虽然，该地区法院在第二、三审判决中，多有不采纳、甚至排斥医疗鉴定结果的情形，但此类判决多从事实认定角度出发，自行认定与鉴定结果不同、甚至相反的事实后，判定被告（医师与医疗机构）存在医疗过失，而做出有利于原告（即患者或其家属）的判断，但并没有明确举出不同于“常规医疗”或“医疗常规”的判断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