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建炎时期的四年,是帝国历史上最不平凡的一页,是一个彻底打破旧有格局,催生新兴之势的时代。历史的魔法以它惊人的创造力,看起来就好像是在刹那之间,就把大宋王朝的故事从东京汴梁转移到了钱塘临安。地理变迁虽然不是世事演化的唯一结果,但却是一切沧海桑田的最好表征。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四月张邦昌被废后,金人即有意南下,九月二十五日张邦昌被宋廷赐死,不过是金室再度进兵的借口。十月,当高宗南之扬州的消息传到北方后,金军左副元帅宗翰即受命于金太宗,开始规划约集诸路金兵南侵事宜。至十二月,果分中、东、西三路大举南下。中路由宗翰率军从大同府下太行;东路由右副元帅宗辅及宗弼领军,由燕京取道沧州攻山东,同时分兵趋淮南;西路则由娄室等率大军自河中府经同州进攻陕西。这一次南进的规模和范围都是前所未有的,三路大军先后渡河,京西、陕西、山东诸路为之震撼。

三路金兵中,娄室所部西路军最顺利,十二月自韩城履冰渡河,陷同、华二州,攻破关中门户潼关,继而于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正月包围并击破永兴军所在地京兆府古城长安,此后一路南下,又陷均、房二州。娄室得势后,复又鼓噪西进,开始向熙河一带进犯。

中路、东路的金兵也势如破竹。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正月,宗翰已破邓州、郑州;东路宗辅部也已攻陷潍州、青州,并分成二部,一部继续攻进山东诸郡伺机南下淮甸,一部由宗弼率领向中路军靠拢,试图对中原地区形成夹击之势。

但独守东京的宗泽成功地遏制住了金军的势头。宗泽自去年六月出任东京留守后,一方面联络义兵扩大力量,另一方面抚慰军民整治战备,使东京汴梁成为一个强固的军事要塞。在金人的大规模入侵中,各地州县纷纷陷落,唯有汴京两河一带岿然不动,百姓安堵如旧。在起初的一两个月里,宗泽数度击退金军的进攻,使金人在一段时间里不敢再犯汴梁,只得采取正面对峙、侧翼迂回的战术。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二月份,宗翰屯兵西京洛阳,与东京遥遥相峙,而宗弼自郑州抵达白沙镇,离汴梁已不到百里之地。可金军先后数次的进攻全被众志成城的开封守军击溃,并因此遭受到重大的损失。宗泽声威日著,以至于金军士兵闻名丧胆,私下呼宗泽为“宗爷爷”,这对于一向骄悍气盛的金兵来说,无疑颇为难得。宗翰自度东京既不能下,江淮则未可轻入,于是在三月份焚掠西京,驱迫十数州宋地百姓迁往河北,退兵还大同。东、西两路也分别在四五月份受挫而退。

然而宗老爷子能保住东京,击走来犯之寇,却无法唤回高宗的抗敌之心。在天子驾幸扬州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宗泽先后表上二十四道,《乞回銮疏(表)》,殷切盼望着皇上能辍巡南服,回驾汴都。在一道道奏表中,忠心耿耿的宗泽愤怒地指责御前宵小之辈的优游苟安行径,细致地分析了帝王之都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特别是恳直地指出:假如独怀忠愤、力抗贼锋的两河军民久阙王师之援助,必然怀疑天子和朝廷已置两河于度外,最终因失望而解体。不用说,这是极其危险的事情。

在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的五六月间,宗泽再一次向高宗提出了出师渡河、恢复故地的详细方略,并保证说若能在当前敌势穷蹙的有利条件下乘胜而进,必能缚金人而臣之,使二圣天眷有归,两河故地得复。他在最后一道奏表中无限感慨地说:

臣犬马之齿,今年七十矣。勉竭疲笃,区区愚忠,所见如此。臣愿陛下早降回銮之诏,以系天下之心。臣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若陛下听从臣言,容臣措画,则臣谓我宋中兴之业必可立致;若陛下不以臣言为可用,则愿赐骨放归田里,讴歌击壤,以尽残年。

但这一切已丝毫打动不了我们的天子。悲愤交加的宗泽终于郁郁成疾,六月间疽发于背,不幸病倒。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十二日,这位七十岁的老人在连呼“过河!过河”中病逝于东京。

孤直的宗泽也许不愿意相信,但现实却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那就是京城和两河乃至维系天下安危的中原早就不在高宗的眼里,眼下他最关心的是帝位的安稳。即使宗泽能守住京师,天子也从不认为国家剩余的实力足以抵挡夷狄的猖獗,彼强我弱,又岂能激怒敌夷而再招祸乱?在驾幸扬州之前,高宗业已三令五申地宣敕江南一带增治城隍,治兵完备,并派遣人员营缮金陵,复遣官奉迎太后六宫过江以往,早就有退避三舍的意思。此刻驻跸已定,正在扬州这个繁华之城逍遥自在,又如何能听从宗泽的回銮之请而去冒险?五月份天子倒是下了一诏,信誓旦旦地表明要回师东京恭谒宗庙,但言之凿凿,却始终没有起驾的意思。

原来,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随童贯去大同府谈判的那位马扩在金人首次南下时兵败被俘后,佯示降意,换得金酋宗望的优容,开了间酒店,但私下里一直与敌占区的义军暗中来往。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携亲从数人成功地从敌人眼皮底下逃跑,进入太行山以东的五马山一带。马扩此人很有斗争策略,当有一个人自称是乘敌不备从金地潜回的信王赵榛时,马扩立即就奉其为领袖,并以此号召远近,很快发展了一支近十万人的起义队伍,给金人制造了很大的麻烦。这年四月,马扩带着“信王”的手书秘密渡河请求朝廷给予支援,先是来到东京,然后在月底赶到扬州。

这件事着实让天子震动不小。信王乃今上亲弟,与父兄同时被掳北行。假如他果真从金地逃回并在五马山率众抗御,这必然对北方军民产生强大的号召力,这种影响绝对不能低估。黄潜善、汪伯彦两人始终不相信马扩带来的手书,高宗也一度有点怀疑,然而他认得这位皇弟的手迹,不由得不信。于是发布诏书命信王为“河北兵马都元帅”,迁马扩为“元帅府马步军都总管”,准其过河以后便宜从事。然而黄、汪二人多少做了点手脚,只以一支乌合之军付予马扩,并且还暗中派人侦伺。马扩刚走,五月初一这一天,宗泽请求回驾的奏书又到,高宗犹未加理睬。但第二天,突然传来了信王赵榛有意渡河进入汴梁的消息,这使得天子极为尴尬,为扭转被动局面不能不赶紧表态,所以才有了上面的那道回京之诏。不过,事情来得快也去得急,时局一变化,回归九重的诺言自然随风而去。事实证明,马扩的南来不是一个明智之举,他的求援不仅没能取得效果,相反却使金军加紧了对五马山的围剿。马扩尚未能渡河,五马山寨就被攻破。

宗泽一死,东京义军便十散五六。朝廷没有接受东京士民的请求任用宗泽之子宗颖,却委任了好大喜功、短于谋略、为人残忍好杀的杜充继任开封府尹、东京留守。杜充到任,既无恢复之志,又不能抚御人心,于是众怀疑沮,集于宗泽旗下者散之殆尽,两河山水寨亦不听节制,宗泽的预言不幸成为现实。

一笛西风吹落日,满帆行客背孤城。中原已经无望了。

自从李纲走后,天子行在竟在许多方面保持着十分惊人的一致。这种一致若非来自于君臣之间的同心协力,便是臣子们阿谀曲折、随意所向的结果。很明显,朝廷目前的状况属于后者。两位宰相黄潜善、汪伯彦就可以说是地道的无聊之徒,保宠邀禄专权恣睢之外,略无大志,只知道以蒙蔽欺骗的低劣伎俩来打发时日。要知道,金人的刀枪剑戟可并不理会这些,不会因为我宋君臣的慷慨大度而与人为善。宗泽殁后的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间,金兵再次分道南下。此次进军经过了金廷上下的充分酝酿,明确了两大目标:一是平定陕西五路,一是追击宋帝,而尤以后者为要。西路渡河后连陷丹州、延安府直至鄜、坊二州;东路径袭庆源之五马山,大破其寨后又败马扩援军,再陷濮州、滑州、开德及北京两府,并转而与中路大军会合。宗翰所率中路军本以奔袭为主,因此长驱直入,直指高宗而来。(www.daowen.com)

扬州方面居然无动于衷。统领御营军的将帅之一张浚提出早为预备,黄、汪两人竟一笑置之。直到扼守淮阳的大将韩世忠不敌而走,敌军下彭城、淮东直趋泗州后,黄潜善犹认为不足为虑。正所谓栋宇将焚,燕雀在堂,可见黄汪之流不仅庸懦无伦,而且荒唐透顶。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正月底,宗翰攻破楚州后,以主力居后,径遣数百骑往南突击高宗行在。在一片慌乱惊惧中,拥有近万人的天长守军竟不战而遁。初二这天夜里,从天长狼狈奔还的内侍邝询急报金军将至,高宗匆忙爬起被甲乘马,初三黎明时分驰至瓜洲,得一小舟渡江,身边只有亲军数人及王渊、张浚两臣及内侍康履等从行,日暮时分才满身泥泞地赶到镇江府。金兵前锋驰至扬州后,得知宋帝已南走,立即分兵火速追赶。抵达江边的扬子桥时,高宗已经渡江而去,金人一时难觅舟船,再加上其时大雨滂沱、积水盈地,马步不能进,只得望江顿足长叹。

高宗走时,黄潜善、汪伯彦正在共进早餐,听得吏员大呼“驾已行矣”,两人愕然相顾,仓皇失色。心神甫定,首先想到的就是走为上计,两位宰相竟不顾满城士庶,独自跨马而逸。而扬州市民突然见到天子策马出城,宫人也四散而出,晓得情况不妙,登时大乱,争门践踏、奔挤堕江而死者无数。整个扬州乃至对面的镇江,哀号不绝,怨声载道。十万御营大军亦于同时一旦瓦解。最可怜的是司农卿黄谔,逃到江边时,被溃兵误认为是黄潜善,军人因久恨潜善,遂大骂曰:正是尔等误国误民!举刀就砍,黄谔还来不及分辩,就已经身首异处,做了人家的替死鬼。

高宗皇帝虽然又一次幸免于难,但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仅在心理,而且在生理上落下了惨痛的烙印。那是因为邝询闯闱而入时,官家正在新造的宫室里凤鸾颠倒,行云雨之欢,矍然惊惕,遂病熏腐。自此以后,天子后宫便绝少怀孕者。

这一次打击所带来的痛楚很快就被一系列新的创伤所代替,此后两年的颠沛流离使我们的天子犹如鱼游沸鼎,不遑暇处。扬州之变后高宗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逃到杭州,金军虽然没有尾随而至,但御前的禁军却横生哗变,若不是时任宰相的朱胜非机智巧妙地处理,大难不死的天子和帝国刚刚建立起来的政府又要遭受灭顶之灾。如此苦难使天子震悸交集,从内心深处浩荡而出的恐惧和忧虑已经使他无法面对严峻的现实,甚至已完全丧失了作为大宋天子应有的风范。他在扬州溃败几个月后写了封书信转致金帅宗翰。

皇上首先是在信中自称“某”,然后承认金军南来固是“大国之征小邦”,而我们这个小邦绝非对手,“中原全大之时,犹不能守”,更何况“军兵挠败、盗贼交侵、财贿日朘、土疆日蹙”的现在!所以偏师一来,不敢不束手听命,又岂敢言守?信中说:“某”已从汴梁而迁应天,由应天而迁扬州,自扬州而至江宁,三年之间,已过三徙,今已委身于荆蛮之域。高宗在最后甚至十分委屈:“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然而守则无人,奔竟无地,“天网恢恢,将安之焉?”“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无有二上矣。亦何必劳师远涉,然后为快哉?”不能将此视为天子的缓兵之道,因为信中最后表露出的意思已经是彻底的投降。我们这位君主真实的心态是:惹不起总能躲得起。他唯一的希望就是金人能够“存人血脉,全人肝胆”,不要“竭山而畋、竭泽而渔”而已。大宋王朝高宗皇帝此时浑无生人之气的表现,正是我们这个泱泱大邦所有愚蠢、所有懦弱、所有丑陋的集中写照。

短暂的平静后高宗一度北返江宁府,改府名为“建康”,也曾有心在那里布置防卫准备抵御。但随着金军的第三次南下,天子再次惶惶而奔,从金陵退走杭州,再赴越州、明州,最后竟以泛槎入海来逃避金酋宗弼锐不可当的追击。

完颜宗弼的名字常又被中原人译为“兀朮”,此人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第四个儿子,早年参与了追击辽天祚帝的战斗,此后又随宗望攻宋。宗望死后,又出任宗辅副帅,率军东入山东,西击汴梁,是金廷强硬的主战派人物。金军此次渡江南下,宗弼是除宗翰之外的主要统帅,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俘获宋帝高宗。当时,宋廷守建康者是杜充,守镇江的是韩世忠,守九江的是刘光世,并以杜充节制诸将。

杜充的昏庸无能已见前述。金兵入侵后,杜充竟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七月放弃职守而归于行在。因为他的举动而使东京留守司名存实亡,是造成帝都东京在七个月后终于沦陷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杜充仍得到天子的充分信赖,命他为江淮宣抚使,抚循诸将力守江浙。可杜充在建康的处事与当年在东京一样,酷而乏谋,御敌无方,深为诸将不服。所以他既调不动远在上游的刘光世,也无法指挥近在咫尺的韩世忠,只有靠手下的几位统制,如声名甚著的岳飞等人领兵抵挡。但金兵来势凶猛,根本无法取胜,建安三年(公元1129年)十一月,杜充率步骑六万人在建康向金军投降。

诸将浑无斗志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但这也与朝廷缺乏抗敌信念和一味逃避的基本政策是不可分割的。整个江南防线既已崩溃,宋军遂成为一盘散沙,虽然岳飞率领部下士兵沿途缠斗,也无法扭转败局。金军得胜后兵分二路,一路追击南走江西的隆裕太后等皇眷,一路向高宗所在挺进。此刻御前大将只有张俊,只能护着王驾且战且走,最后不得已从明州人海。

无疑,我们的天子是第一次见到汹涌澎湃的大海,正如他第一次走进金人的军帐一样,他的感触之深是无法言喻的。高宗在明州至温州一带的海上几乎漂泊了一个多月,当驾乘之舟在蓝色波涛中上下起伏之时,也就是帝国的第十位天子最后确立其“过江而避”之王道大计的关口。可以肯定的是,从今以后他将不再改变,也无法改变这个既定方针。

宗弼孤军深入尚能取得如此辉煌之绩,怕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正月,惯于骑战的金人竟不畏艰险,乘舟入海追击宋帝御乘达三百余里,其骄狂正与宋军的颓丧形成鲜明对照。幸运的是,金人毕竟不习水战,加上畏惧酷热,遂不得不于暑期到来前撤兵,三月份宗弼先退,紧接着进犯江西的一路也从荆门北返。镇江守将韩世忠以逸待劳,正率水师在镇江严阵以待,结果以成功的战略阻击了宗弼之军,将其十万大军困在长江沿线达四十八天之久。若非宗弼得到高人指点,根本就过不了江。这是自靖康以来,劲马硬弓所向披靡的女直军队第一次惨痛的失败。宗弼北返后,犹为这一次差点葬身鱼腹的遭遇连呼侥幸。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他自此以后不敢轻言过江的主要原因。

高宗也许更值得庆幸,算起来这也是他第四次大难不死。不过,在浙江一带奔走逃窜确实也有一个收获。天子发现,以淮甸为屏障,以江表为缓冲,襟带荆楚,背海而立的浙西之地是一个理想的居处。这一想法肇始于他第一次走进杭州府治临安城门的瞬间,后来在两浙不断的辗转使他越发相信自己的判断不误。从天子的逻辑上讲这很自然:金陵离金人锋镝太近,单凭一条长江天险,绝非轻易能守;武昌、长沙则正面受敌而两侧有隙,背无倚仗;巴蜀太远,陕西又太孤立;再往南走进入两广腹地,显得过分偏于一隅,政治、经济基础不够,必将无以自处。从眼前的战略上考虑,背海面陆的杭州虽不是恢复中原的最佳基地,但也不失为一个易退易守的首选,单凭这一点就足以吸引高宗属意有加了。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九月,天子路过杭州时,便升其为“临安府”。虽然自古以来的王朝都耻于渡江而都,但这一点显然不在高宗的考虑范围之内。从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四月起,天子在越州停留了一段时间,在那里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军事整顿。新年的元旦,高宗改元“绍兴”,这是取“绍奕世之闳休,兴百年之丕绪”之意。在越州又待了一年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正月,高宗回銮临安。从此,帝国的行在就再也没有迁徙过。

宗弼在镇江惨败后,一年前被宋廷派去经营陕西的张浚受命对西北金军发动攻势,迫使金廷调命宗弼增援。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七月,宗弼主力近两万人终于离开了两淮一带而西入陕西富平,这使多灾多难的帝国朝廷终于喘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