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帝国中,既然存在着天子这一个绝对的砝码,就注定了矛盾永远不可能统一。因为天子是人而非神,他的倾向性是无法抹杀的,这个决定一切的力量失去中立之日,便就是新的一轮风波开始之时。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初三,宣仁太皇太后崩逝,此时的哲宗十九岁,亲政已成定局。

十天前,五位执政官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韩忠彦、刘奉世进入崇庆殿后阁,探问病危的太皇太后时,心情都极为沉重,弥留的太后无可奈何的口谕又更使五人忧形于色,隔帘噤默无语。任何一位过去的天子都是祖宗旧法的一部分,全盘否定并没有道义上的理由。整个元祐政治对熙宁、元丰的反正太过激烈了,这是人人心里都十分清楚的事实,因此过去九年的强硬措施随着太后的逝去将面临灰飞烟灭的危险,也是明摆着的事情。国是将变的气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无论是从帝国还是从个人前途着想,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都是他们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同当年的王安石和司马光不同,元祐诸人本就十分心虚,此刻显得尤为慌乱似乎不足为奇。

吕陶、苏辙、范祖禹、吕希哲开始不断上疏,就太后变改政事的做法给年轻的皇上一一解释,异口同声地说太后更张先帝之政,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出于私意;所改之事既是生民所便,所逐之臣亦是天下之恶,社稷因此危而复安,人心因之离而复合,绝不可以为非。他们甚至连将要出现的奸言险语也考虑到了,吕希哲在奏疏中故作轻松地说:游说皇上之言不外乎有三:一是修复神宗法度,二是独揽乾纲,三是复用已往迁谪之人。范祖禹连疏坚请皇上“明析是非,斥远佞人”,要新天子守元祐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四人中,吕陶、苏辙是一系,范祖禹曾是司马光的部属,而吕希哲则与二程交往甚密,意见虽有不同,可在这件事上却是相当的一致。

但任何预防手段看来都将无济于事。当今天子虽是庶出,但却是已故神宗所立的堂堂正正的储嗣,即使他对专横强项的祖母听政九年不存怨望之心,也无法容忍一个时期以来对父皇治绩的污辱和否定。年轻的嗣君已经长成,不可能再安于傀儡而无所事事,天子无上权威的滋味是一个强大的诱惑和推动力。九年来忍辱负重的新派人士自太后仙逝后就已经开始四处活动,两个月的形势变化极快,甚至连重新起用章惇的呼声也通过一定的渠道上达帝听。朝野上下随之而议论纷纷,但大多数人心怀顾望,都在猜测着皇帝的动向,不敢贸然站出来说话。十月份,除丧听政的皇上第一件做的事情是擢升了几位身边的宦官,执政大臣们以为天子亲政之初先擢内臣,纷纷表示不服。范祖禹又上了一道奏表,这封带着强烈个人情绪的奏疏对熙宁、元丰的非难和谩骂达到了极致。元祐诸臣危言耸听而咄咄逼人,反倒促使年少气盛而带有强烈逆反心理的皇帝更快地走向了他们的对立面。

第一个出头的总不免是些风头人物。礼部侍郎杨畏在十二月份首先上疏主张绍述神宗,便成了不少人心目当中又一个恩将仇报的典型。原因是杨畏的升迁得力于首相吕大防,大防是秦人,因独立于洛蜀两党之外,担任了六年的宰相,尽管在某些方面颇招人反感,但也是元祐政治的主力人物之一。杨畏的奏疏声称:神宗变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哲宗接疏立即召见,询以先朝故臣孰可起用,杨畏开列了一长串名单,其中有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追述先朝的第一要务是起用旧人,这几乎成了一条定律,可惜蔡確不幸去世,没有熬到这胜利的一天。新年的二月,李清臣——这位元祐初年因反对尽废新法而被罢职的前执政官——被命为中书侍郎,三月即在进士考试的出题中批判废除新法的不当。苏辙上疏攻击清臣,哲宗龙颜大怒,罢苏辙门下侍郎,出知汝州。此后,吕大防亦被罢相出知永兴军,同时曾布被起用为翰林学士。此时,一位久在朝外而对元祐诸臣切齿痛恨的官员张商英被召为谏职右正言,正是他再次上疏明确建议哲宗重事诛赏,要求皇上尽斥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刘挚、吕大防、梁焘、范祖禹等人,追述神宗盛德大业。

四月十二日这天,雨后初霁的京城上空,白虹贯日。此乃精诚感天之兆,机不可失,曾布再次上疏,请复先帝故事,并乞改元以顺天意。哲宗纳之,改元“绍圣”,天子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接着,章惇被重新诏命入相,又一个乾坤倒转的时代终于来临。

新时代的突出之处倒不在于恢复了一些元祐时被罢废的新法,因为青苗、雇役等法在不久后虽然被重新颁布执行,但多少都作了些修改,已经不再成为核心问题。哲宗的“绍述”主要体现在理论领域,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在一定意义也是这场拨乱反正之所以得以延续一个较长时间的根本原因,而司马光主持的元祐更化正是忽略了这个环节。重修《神宗实录》是其中之一,宰相章惇、翰林学士曾布都参与其事,但承担主要工作的是蔡卞。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兼学生,他把元祐时期史官挟带个人恩怨而篡改的历史进行了修正,为他的恩师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我们的帝国一贯讲究历史的作用,所谓是非必正,褒贬分明,全在于史官的秉笔直书。蔡卞既然能根据安石留下的亲笔记录核对史实,发现了篡改诬陷的成分,原则上的是非定性便应运而生。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七月,朝廷追夺司马光、吕公著等赠谥,贬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等人官职不等;十二月,元祐史臣范祖禹、赵彦、黄庭坚,坐诋污降官,吕大防因领衔监修,责无旁逭,亦再遭迁谪。

也许是在残酷的斗争中得到磨炼而汲取经验教训的缘故,章惇主持下的政治清洗和人身打击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八月,在追贬司马光等后,章惇即有心再将文彦博以下三十人悉贬岭外,仓促未果;此后几年间,章惇不断将反对新法的人贬官罢职,包括对这场过分的政治报复持不同意见的李清臣和曾布。从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二月开始,章惇制裁元祐旧人的行动达到高潮,再追贬司马光、吕公著、王岩叟,夺赵瞻、傅尧俞赠谥,流贬吕大际、刘挚、苏辙、梁焘、范纯仁岭南,谪迁吕陶、朱光庭等近三十余人。最厉害的一招是将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四月至元祐九年亦即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四月十二日十年间之全部章奏汇编成帙,进行严格审查,凡有涉嫌者分别予以处分。特别是辑理了司马光的所有章疏案牍,选官编类置之二府,以为天下后世之戒。最后是在哲宗的第二个年号“元符”年间,先是借口神宗不豫期间的一次谋议废立的旧事,再将文彦博、司马光、刘挚、梁焘等已死之人冠以大逆不道之罪;然后在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的六月,章惇在蔡卞的建议下,以元祐之道还置其身,命蹇序辰、安悖两人审理当年司马光所设“诉理所”的档案,凡参与诉理者一概摘其姓名编入另册,由此而得罪者达到八百余人。

章惇这位为人豪迈而孤傲的新宰相是本朝一位著名象数学者邵雍的学生,与二苏兄弟、曾巩曾布兄弟、吕惠卿、程颐之兄程颢皆为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主持的那次礼部考试的同榜。嘉祐二年这一榜几乎都是四五十年来帝国的风云人物,并在后来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这在本朝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章惇与吕惠卿、曾布略有不同,自为安石所重而进入三司条例司后,虽一直参与了新法的实施,但在熙宁新政中并没有做多少工作。章惇表现出其奇伟绝伦的才华主要是在元丰时期,特别是在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同司马光力辩雇役法不可轻废的那场争论中,显示了强烈的斗争性格。此番作为绍述运动的主力人物登车揽辔,遂不免慨然而有澄清之志。蔡卞则是熙宁年间的进士,他对王安石的感恩戴德促成了对元祐旧党的切齿痛恨。蔡卞为人深谋寡言,富于心计,他能掌握章惇的弱点而要挟利用之,在绍圣党同伐异、陷害异己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话说回来,这也是时势的要求。箭在弦上,不能不发,章惇、蔡卞之流的过激行动既是一个相当长时期以来本朝士人好挟私怨的最终反映,也是哲宗皇帝绍述政策的必然结果。政治从来都是黑白分明的,否定与再否定环环相连无有终日,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严酷,除非矛盾双方在生死相搏中同归于尽,不会有风平浪静的一天。而天地万物生生不已,幻想着这个权与欲的世界有朝一日停止争斗,那实在是痴人说梦。

在君门九重、坟墓万里的元祐人士看来,这无疑是一个阴翳横天、层冰塞川的世界。党祸烈于火,苛政猛于虎,眼前的处境就是最好的说明。恓恓惶惶而奔避不暇中,即使能耳冷心灰百不闻,也无法每屈心情入酒杯。在惨淡的人生中,一切失意的哀叹和惆怅都显得无足轻重,虽然苦涩的忧怨境遇能使后人一洒同情之泪,可也不过就是如此而已。严峻的现实已带来一个迫切要求,呼唤着我们这个泱泱帝国的智识之臣抛弃私怨而精诚团结。可贪于安逸、固执己见的作风业已养成,轻易又怎能一旦割舍!

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尽管所有的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都肇自于王安石的变法,但在实质上,从元祐时起一直到今天,如此风云激荡的政治斗争根本就与王安石无关。王安石的晚年虽然在沉默中度过,但当他在定林寺与人谈经论禅时,对世事沧桑之慨也偶有流露。在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雄杰看来,围绕着新法的斗争,实际上大多出自好于争胜的意气用事,绝大部分人都不免投机取巧、闻风转舵,以至于前叛后附,或出或入。

安石认为,自议新法以来,始终言不可行者,只有司马光一人;始终言可行者,也只有曾布。这后一句颇耐人寻味。

曾布虽也是新法的主要起草人,但至少在敌对方来看,吕惠卿、曾布两人同为王安石的心腹,却有明显的主次差别。实事求是地说,两人在对变法的态度和贡献上,也确实有强弱大小的不同,吕惠卿所起的作用也要超过曾布。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曾布接受神宗皇帝的密令而调查“免行钱”实施情况,进而参劾吕嘉问的事情,安石是十分清楚的。正是因为曾布的轻率而导致了曾布、吕惠卿两位变法中坚的进一步交恶,这也是新法阵营中人人皆知的事实。可尽管如此,安石在心目中仍把曾布摆在了很高的位置上,这看起来似乎有些评价不公,其实内里却自有奥妙,至少从反面证明安石对另一位主要帮手吕惠卿的行为作风确有不满意的地方。在意见冲突、矛盾重重的曾、吕两人中,安石在感情上最终站在了曾布一方,甚至不惜原谅曾布由于冲动而做出的不明智行为。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王安石在最后要把吕惠卿排斥在外,为什么反对派在后来能不断制造出王、吕不和的种种谣言的渊源所在。

曾布由于熙宁末期曾遭到吕惠卿的迫害,因而在元祐时期并未受到严重的冲击,出外不久后还京为翰林学士,一直做到知枢密院事。不过,他对司马光废除新法尤其是雇役法还是持反对态度,他曾对司马光道:

“雇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吾手。若令自作改易,义不能为!”

在绍圣年间,曾布对章惇的复辟举动无疑是大力支持的,但对章惇起复吕惠卿却坚决反对。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十月,曾布就与韩琦的儿子韩忠彦联袂向哲宗进言攻击吕惠卿,不同意吕惠卿入朝,从而迫使惠卿一直在外任职。他与章惇的最大分歧点在于对元祐诸元老大臣的政治评价上,曾布认为追夺赠谥乃至于毁墓仆碑,纯属徒劳无益之举,进而对章惇的专权亦有所不满,这导致了他最后与章惇、蔡卞的决裂。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二月,曾布在一次廷对中向哲宗道:

“章惇、蔡卞施行于元祐之人,众论皆谓过当。两人所作所为,分明是报私怨!”

政治家若空有原则而没有手腕,便不可能久在其位,因而所做的事情往往半途而废。曾布在几十年走的是一条相对折中的路线,从而保证了他在政治风波中的稳定,这一点他自己也不否认。曾布的处事方针虽然在客观上可以起到诸如王安石、吕惠卿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但一味务实,却无疑要犯原则上的错误。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的正月十二日,年轻的哲宗不幸突患急病,不治身亡。皇太后向氏突遭变故,急得对宰臣大哭:

“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嗣,事须早定!”哲宗享年仅二十四岁,唯一的一位皇子又不幸早夭。(www.daowen.com)

章惇大权在握,说话也一向严厉:“当立母弟简王。”简王赵似是神宗第十三子,元符元年(1098年)封简王,与哲宗为同母所生。

太后感叹:“老身无子,诸王皆神宗庶子。”言下之意,立谁都是一样。

章惇道:“以长幼论,则申王当立;以礼律论,则大行皇帝同母弟简王当立。”申王赵佖是神宗第九子,因年长的诸王皆早薨,因此在剩下的五位皇子中年纪最大。

太后其实意有所属:“皆神宗子,何必强作区分!以次序论,端王亦可立。”端王赵佶是神宗第十一子。

这下激起了章惇的强烈反对:“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章惇说出这样胆大的话来,曾布当然更为不满,于是大声叱断他的话:“章惇听太后处分!”一下说得章惇默然。太后最后下结论道:

“申王有病,不可立。先帝曾说过,端王有福寿,而且有仁孝之德,当立为嗣君。”事情就这样定下了,端王赵佶入继大宝,后来的庙号为“徽宗”。

章惇虽然有种种不是,但他此刻却说了一句大有见地的话,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新帝即位后就被贬谪,辗转飘零,最后死于睦州。而曾布坚持了自己游刃有余的原则,顺理成章地一跃而为时代的新宠,但却为我们的帝国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历史虽然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但个人却足以能改变它的方向,这在曾布如此,在帝国的第八位天子徽宗则更是如此。

新帝仍然尚未成年,皇太后向氏又得以像早先的宣仁太后一样垂帘听政。奇妙的是,两位太后在对待熙丰政治的态度上惊人地一致,所采取的做法也十分相像:大权在握,立即就进行翻案。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二月,元祐时曾任知枢密院事的韩忠彦被起用为相,他既是元祐老臣韩琦的儿子,也是曾布和李清臣的好友,作为一位相对超然而出于两党之外的人,主持了对章惇绍圣政治的全盘清理。太后听政虽只有七个月,但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元祐旧臣再一次卷土重来,一时间充斥朝廷甚嚣尘上,宣泄着他们久积的怨恨。其结果是为司马光等人全部平反,由此相及,一大批对“绍述神宗”持不同政见的人被陆续提拔,而章惇、蔡卞及其兄蔡京等则被清除出朝。

当然,这是与曾布这位新朝辅命大臣的倾向分不开的。此时的曾布,已经完全转向于折中调和的路线。徽宗亲政后,他向新帝建议:既然元祐、绍圣均有所失,何妨以大公至正态度,调和两党?新帝此时十八岁,龙銮宝座的新鲜感自然也使他产生一些革新的精神,于是诏命明年将改元曰“建中靖国”。“建中”,执两端之中也。这个本意当然不坏,但曾布与新天子都没有想到的是,两极混斗怨怨相报,又如何能轻易调停而做到不偏不倚?曾布使元祐党人重新登台,但彼辈却不会因为他的善良动机而抛弃宿怨。侍御史陈升次第一个把矛头指向曾布,上疏指责他“独擅国权,进用匪人;轻视同僚,威福由己;子弟招权,交通宾客”。一位半年之内先后曾上一百多封抗论奏疏的强硬人物任伯雨,进而反对他的息事宁人方针:“自古未有君子小人杂然并进者,欲二者并用,只能使君子去而小人留。”任伯雨甚至反对更改年号,他认为“建中靖国”用了唐德宗的年号“建中”,而唐德宗正是因为君子小人不分才导致銮驾播迁之灾,因此“不可以不诫”。在这种情况下,曾布不得不展开反击,于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三月将任伯雨调为度支员外郎,同时又采取了一个巧妙手法将另一位元祐分子陈瓘请出了朝外。陈瓘是弹劾章惇、蔡卞最起劲的人,也是提议再次重修《神宗实录》的始作俑者,章惇、曾布都有意招抚他附己,但被陈瓘拒绝。

过了不久,我们年轻的天子就意识到,再坚持曾布所谓调停的方针,将会是一个两面都不讨好的事情。十一月,起居郎邓洵武入对,对皇上说了一番话:

“陛下今以韩忠彦为相,忠彦乃韩琦之子,韩琦尝论神宗新法之非,于是忠彦更变神宗之法。忠彦为人臣,尚能绍述其父,陛下为天子,如何反不能绍述先帝?”

这无疑触到了徽宗的痛处,说得天子默然无语。邓洵武趁热打铁,又进了一道《爱莫助之图》,将元祐、绍圣两方面目前在朝的人列成图表,按官职大小分成宰相、执政、侍从等七类,结果绍圣一方执政官中只有一人,其余每类亦不过三四人;而元祐一方则包括了剩下的所有朝廷官员,达到百余位之多。邓洵武在表中总结道:陛下有绍述先帝之志,然群臣无能助之者,必欲继志述事,则非用蔡京不可。先不论蔡京何许人,值得邓洵武这样推崇,反正从此天子开始有了新的想法已经毫无疑问。第二年,改元“崇宁”,不用说,这是“崇尚熙宁”的意思。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三月十九日,蔡卞的胞兄蔡京被诏命回朝,出任翰林学士承旨、监修国史。

蔡京字元长,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进士,在其弟蔡卞之后进入中央政府,官拜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兄弟二人同掌书命,一时朝廷荣之。蔡京早年参与新法很积极,但元祐初司马光秉政后,蔡京却立即卖身投靠。当时,司马光废除新法心情峻急,要求在五天之内将雇役法复为差役,众人无一不认为时间紧迫,可独有蔡京于治下畿县如期完成,博得司马光的由衷赞叹。可这种阴邪无端的投机嘴脸连元祐人士都甚为不齿,台谏纷纷弹劾,结果使他落职出外。绍圣时期章惇复新法,蔡京摇身一变,又成了绍述的急先锋。十年之间玩弄黑白于股掌,使蔡京成了人们心目中见利忘义的典型。徽宗即位,谏官陈瓘就指责他交通内侍,使蔡京罢翰林学士出知江宁府。这给蔡京的打击很大,心中怏怏,迁延而不上路。最后御史们又交章论劾,于是朝廷下诏夺其职,仅以祠职“提举洞宵宫”居于杭州。本朝大臣罢职之后,朝廷常授予此类以道教宫观为名的祠职,但无职事,仅借以食禄。

然而一个反复无常的人并非没有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不惜一切手段。蔡京是个有极大野心的人,他是不可能甘于退隐林下而逍遥余生的,他还没有达到目标,所以仍必须寻找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幸运的是,蔡京有一些特长,他对绘画和书法造诣极高,特别是写得一手好字,深得王羲之笔意,算得上本朝有史以来数一数二的书法大家。这在一般人看来当然算不了什么,但要紧的是,当今官家却是个富于才学的皇帝,他对书画之道同样十分爱好并且精通。蔡京与天子竟存在这样一个共同点,后来发生的一切就不是偶然的了。

机会来得十分自然。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左右,宦侍童贯以供奉官的身份来到三吴地区为皇上访求古玩字画,在杭州停留了一个月。蔡京是个深知宦官重要性的人,为此他并不顾忌本朝一贯禁止交通内侍的政治准则,抓住这个机会,与童贯结成了深交。所作书画屏障扇带之属,也由童贯源源不断地送入皇宫。徽宗本就欣赏蔡京的字画,再加上童贯的吹捧和朝中某些蔡京好友如起居郎邓洵武、太学博士范致虚的怂恿,天子逐渐有了非相蔡京不足以有为的想法。于是,一年之内就把他提到翰林学士承旨的位置。不久,升任右仆射。

制下之日,徽宗赐坐延和殿,曰:

“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至今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以何教之?”

蔡京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他立即避席顿首而言:“臣愿尽死效忠!”

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正月,蔡京进位左仆射成为首相。从此,蔡京先后四次拜相,成为徽宗在位二十四年的象征。蔡京的成功在于彻底掌握了天子这一神圣的武器,因而屡罢屡起,始终不倒。无智不足以御人,蔡京的天资绝高,他懂得任何一种可以为自己谋利益的手段。在蔡京来说,只要做到两点也就足够,一是铲除异己,一是邀宠固位。他在入相两个月后就奏请徽宗立“元祐党籍碑”,将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刘挚、韩忠彦、曾布等原宰执、待制以上一百二十人定为奸党属于前者;而借熙丰新法为名加重税收,为天子享乐不惜竭泽而渔则属于后者。奸臣一旦能表现出其“奸”,那就是客观的必然恶果,无论元祐还是绍圣之党,抑或是夹缝中求生存的曾布之流,都无法改变这个既成的事实。

假如没有几十年的党派混斗,帝国的政治决不会堕落到这样一个地步。这实在是令人英雄气短。人们常说,灭唐祚者非黄巢朱温,亦非藩镇宦竖,实乃牛李朋党之弊。看来,这个悲剧不幸又在本朝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