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的故事可以说从现在才真正开始。

帝国的历史已将近五十年了,即使从帝国平定四境的大业完成之时——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9年)五月北汉被灭——算起,到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澶渊之盟,也有二十五年的光景。帝国廓清四合应付外寇的风云际会,仁明圣德的沐浴教化,已经彻底改变了天下四海的风貌。

窥一斑可知全豹。单以本朝京师而论,除了“四战之地”的无奈外,与旧时相比又有了许多不同。

第一,东京汴梁有内外三层,由外向内,分别是外城、里城、宫城,所谓城垣三道,重重环卫,拥立着巍峨的帝京。当然,这倒也不算是什么特别,不同的是,东京外城的形制并非是方正如矩的旧象,而是顺着地势高低上下,走了一条纡曲蜿蜒的线路。据说,这是太祖皇帝的主意,如此迂回纵斜的城墙蓝图还是艺祖亲笔所绘。当时有许多人不解:缘何本朝京都第一道拱卫之垣,不效仿公正方直、经纬有序的自古京城之相?其实这正是太祖的高明之处。取法天象而建立的城制只是人文的需要而没有防御价值,东京既无天险可恃,就必须赖以城池之固。建城曲宛如蚓而顺地势,正是得朴素坚固之防卫要领。

第二是东京城有四条运河穿城而过,谓:五丈河、金水河、蔡河、汴河。东京一地河渠贯连而四通八达,这来自于历朝历代的不断疏凿,而本朝却终得其利。舳舻绵连千里不绝的好处不仅仅是漕运贡输而已,最重要的是它把帝京和四海九州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可是前无古人的事!难怪太祖把此数河比做圣朝天子腰间的玉带,他的意思很明显:玉带飘扬之间,天下尽在手中。

太宗当政年间的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六月,由于淫雨连绵,汴河发生了一次水灾。十八日,大水坏堤,泛滥民田,一直淹到东京附近的浚仪县。太宗得报,按捺不住,一大早便亲自出城。宰相及枢密使等当朝大员迎谒于路,力谏不必劳动皇驾。太宗的话语发自内心:

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能不顾?!

这就是东京的另外一个特殊之处了。确实,东京的人口之多,是前朝数代所无法比拟的。漕运的重要是因为帝国的中枢承受着沉重的负担,仰给赋税者除了天子和中央政府以外,尚还有着数十万的禁军。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前代的兵员,大都分散在四地,天子辇毂之下,不外乎就是一些承担护卫的禁卫部队而已,一旦有急,则有待于四方勤王之师。本朝却很不同,经过太祖太宗两朝天子的努力,天下精兵都已汇集京师,禁军数量大大增加,已经成为帝国绝对的军事力量。保守估计,本朝京师户籍的数目,已至少是前唐的十倍,这还没算上驻守京城的这若许禁军。天子百官、皇亲国戚乃至天下四方之客,给这座新朝国府,增添了无限的繁荣,也带来了一个无法挣脱的包袱。这就是说,帝国首都之势重,业已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了。

东京不仅是大宋的中心和天下安危的关键,也是帝国风华的象征。

它开始变成一座真正是属于黎民百姓的城市。流水潺潺,长桥卧波,梨白桃红,荷绿杏黄中自然有着无限的秀丽妩媚,而即使在宫城巍峨凝重、金碧辉煌的赫赫皇仪里,仍然不失些许清幽和欢愉之象。宣德门正南大道上馥郁芬芳的如锦繁花,正是把天子的化雨春风,从沉沉如海的宫禁内苑里洒播开来,昭示着“与民同乐”的辉煌仁政。更不用说元宵之夜五彩斑斓、锦绣交辉的上元灯节了。都城的宵禁渐渐开始流于形式,自古而来的坊制也已不像旧时那样谨严;四时不绝的江淮扁舟带来了市的兴旺,柳陌花间里的叫卖吆喝,茶坊酒肆中的丝竹管弦,人声鼎沸中更是一番融融之乐。

东京也是文士们精神的家园。春花烂漫、秋叶静美,小园香径、楼台亭阁,日暮黄昏独自徘徊中,一缕心事岂堪怅惘。同志者于心既有戚戚,以是次韵相酬、唱应赠答,杯酒光景间,清苦幽闲、雕采巧丽,亦常能使人回味无穷。

东京更是才人们的温柔之乡。与位于里城西北部的皇宫相对,外城之内,朱雀门东南、南熏门东北一带位于京城东南角的区域是东京乃至全国最繁华热闹的地方。此地叫做“蔡河湾”,繁华的商业和娱乐场所都集中在这里。妙的是,贡院、太学、国子监与教坊乃至妓馆、瓦舍相近。青衫愁苦,红粉怜才,每邂逅于风尘,必多殷勤之思,依红偎绿浅斟低唱,花衢幽巷中往往不胜沉浮。

诸王毕,四海一,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汴。然而他们与古时降王降臣的命运却不可同日而语了,湖南周保权、荆南高继冲、南汉刘、南唐李煜、西蜀孟昶、漳泉陈洪进、吴越钱俶、北汉刘继元等一方霸主,纳土受降后,无不保全首领,封爵赏官之外,又皆于京师颁赐甲第。其子弟臣僚,或居肘腋之地,或职州郡兵民,从未有因猜防疑忌而至于杀戮者。虽然后蜀孟昶来京后不多时即暴卒而亡,南唐李煜最后亦郁郁而终,但有关两人不幸遭遇的故事都是出于野史的传说,可信程度不大。至少,其辈子弟臣僚大都平安地入仕新朝并终其天年,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惟有宽容,才能兼收并蓄。四海之大,无所不有,没有超凡胸怀,又如何能并包天下?可见,这一现实虽然是出于五代丧乱之后人道斯文重归环宇的一种必然,但更主要的是我朝君臣的恢弘气量之所致。世事轮回中,本朝的开国天子终于认识到仁德往往是真正的神威,这是所有人都应该额手加庆的事情。

西蜀和江南自古是富贵之乡,几代以来又殊少战乱,人们赖其地利,子孙相乐,歌诗之风昌盛。自从前唐以来,民间又流行一种叫“曲子词”的歌行,渐渐成为新制。文人士大夫进而厕身其中,更予发扬光大,于是倚声填词之文学形式由此而生,与诗对称,名之为“词”。较之于格律谨饬、端庄持重的五七言诗而言,词之一体以其声词结合、结构松散而独树一帜,它的形式似乎更适于表达儿女情感和幽怨心绪,更能抒写活泼性灵的情感流露。职是之故,词人既层出不穷,词作亦愈做愈工。在词的创作方面,即以西蜀、南唐独领风骚,从人主至大臣,每每乐此不疲。其中南唐后主李煜最擅胜场,西蜀人韦庄、南唐人冯延巳等紧踵其后,并由此而集开了一代新风。

天下复归于一统,车船舟马带着亡国君臣、后宫嫔妃、词士乐工辇来新朝,也把伴随着悠扬声调的清词丽句带到了东京。东京的繁华和温柔,既是一帖醇厚的催化剂,把望乡的哀怨、失意的惆怅、闲适的心绪和得意的放浪统统融入了词的声声舒缓里;同时它也像一乘奇妙的仙槎,把那柔婉美丽、缠绵悱恻的词境带到了现实生活当中。文学从庙堂重回人间,这是世事沧桑中可歌可泣的进步。

照理,天下武以靖之,文以持之,两者不可或缺。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本朝从立国之始一直到当今时代,却都侧重于文治。即使太祖的所谓以武定邦,也只不过是表面的内容而已,本朝的皇帝们从根子里始终将道德人文的基本准则放在了第一位。尽管他们的初衷和目的并非是完完全全的纯洁无私,但在客观上却符合着古代先王——或者说是上天——的垂范。在这里我们也许要再次感谢五代那并不算太短的战火丧乱和斯文扫地了,正是这惨痛的代价换来了天下人的觉醒。

澶渊之盟九个月后,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九月二十二日,真宗皇帝下诏,令资政殿学士王钦若、知制诰杨亿纂修历代君臣事迹。这是本朝第二次修纂大部头的典籍了。盛世修书,是历来文治昌隆的必然产物,也是时代的一种象征。前一次是在太宗皇帝陛下主持下进行的,时间大致从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至雍熙四年(公元987年),修成的结果共有三部,后来分别题作《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和《太平广记》,总数量在二千五百卷左右,天地万物之理、政教法度之原、理乱废兴之由、道德性命之奥,无不包罗其中,真可谓洋洋大观。但真宗此次修书,资治备鉴的目的似乎更为明确,单从“历代君臣事迹”这一内容界定上也可看出。所以,官家亲自删定义例,给予了极高的重视。王钦若等受命后自不敢怠慢,遂请以直秘阁钱惟演等十人同修。诏从之。

王钦若此人的品德和学问并不怎么样,但杨亿和钱惟演却算得上是忠清鲠良的才学之士。杨亿七岁时即为太宗赏识,后赐进士及第,时任翰林学士、户部郎中并知制诰。钱惟演更有来历,他是五代时吴越王钱俶之子,时授为太仆少卿。参与者还有一位叫刘筠的,进士出身,精工诗文,与杨亿并号“杨刘”,才思不让人后。其他编纂人员也都是一时之选。

众人在秘阁里工作,有时难免枯燥寂寞,一时兴来,便免不了做些诗歌消遣。杨亿出了个主意:既如此,何不彼此唱和一番,以作同值秘阁的纪念?这个倡议得到众人赞同。于是大家或就同韵,或拟一题,相互酬唱起来,日子倒也过得自如潇洒。三年后,杨亿把这些作品汇编成册,题作《西昆酬唱集》,刊布流行,一时反响颇巨,“西昆体”竟也蔚为风尚。

真宗一朝大致就是在这种轻松的气氛中度过的。在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九月,天子甚至下诏:由于稼穑屡登,机务多暇,自今群臣不妨职事,并听游宴,御史勿得纠察;上巳、二社、端午、重阳并旬时休务一日,初寒、盛暑、大雨雪议放朝,并著于令式。确实,澶渊之盟以后,平和清静的形势持续了有近十几年的时间。造成这种祥和局面的原因很多,但有几点很明显:一是澶渊之盟后宋辽战争基本消歇;二是几年来各地风调雨顺,岁致丰稔;此外就是自今上登基以来,朝中的人事相对简单,这似乎是任何一种政治平稳所最最需要的东西。(www.daowen.com)

自景德年间起,朝中宰执大臣先后主要有李至、李沆、曹彬、周莹、张齐贤、吕蒙正、向敏中、寇准、毕士安、陈尧叟、王钦若、冯拯、李迪、王旦和丁谓出任,他们在某些事务上虽然存在着不少矛盾,但总的说来还算相安无事。明显的例子就要算与辽国的和战一事,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但最后毕竟达成了一个结果,也就是“澶渊之盟”的签订。能够产生实效,就表明政治处于良性运转当中。可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这种实效不属于合理的范畴,和谐的结果便往往是暂时的。所以,十几年的太平无事,也并不能保证真宗皇帝在后期就不做出一些不伦不类的事。

真宗皇帝一度常常援以自豪的就是与辽国的媾和,但这件事情不久却又使他心绪不宁,原因是王钦若对他说,寇准主持签订与辽国的所谓和约,在实质上是个“城下之盟”。

这话把事情的性质整个就颠倒过去了。“城下之盟”是指敌军兵临城下,被迫与其签订的休战条约,是以丧权辱国为代价的。古有明训:易子而食,折骸以爨,城下之盟,不能从也!

王钦若为人倾巧矫诞,其人的劣迹早在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兵入侵时就已暴露无遗。此刻,他说这番话完全是出于对寇准的嫉妒。钦若和后来的一位宰执丁谓一样,是真宗在位期间汲汲于排挤他人的典型代表,在当时即被视为奸佞之辈,他们与刚直者寇准的矛盾也是相对平和的朝廷人事中的一个不和谐音符。政治环境中的丑恶行径往往来自于两端:一是出于个人私利,一是出于妒贤嫉能,这两者也是人性中所有缺陷的根源。当然,德行不正者如钦若之辈所以能站住脚,是因为他们还有一套取媚于皇帝的妙法,以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在人下。

有一次,官家做了首《喜雪诗》,赐予几个宰臣,其中有处韵脚用错了一个字。宰相王旦看了出来,想说与皇上知道。君臣切磋诗艺,本来是件普通的事情,但钦若却故作危辞:天子之诗岂是礼部所定诗律所能校正的?大家一听此话,不由得不作罢。岂料钦若私下里却自己去告诉皇上,说某某字错了。不久真宗在朝会上笑对宰相、枢密道:前番所赐一诗,若不是钦若指正,怕要为众人所笑了。王旦听了,真是哭笑不得。

错误的根子总是出在天子本身,然而灾难的产生却一定是奸佞之臣诱导的结果。自从钦若讲了“城下之盟”一番话后,皇上心里一直都排之不去。作为太祖太宗的继任者和帝国的圣明天子,他不能容忍费尽心机所造就的和平现实却是出自于一个与夷狄的“城下之盟”。若此,大宋皇帝的颜面将置于何处?有损王霸大业倒还在其次,如果因此而遗臭万年,那就是非同儿戏了。于是,他开始想要补救,可一时又没有什么办法。大约是在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下半年的某个时间,皇上召来钦若问计:“今将奈何?”

“陛下发兵取幽蓟,可洗刷此辱。”钦若知道真宗一向是讨厌兴兵的,所以先故意说得一本正经。

果然,皇上道:“河朔生灵,始得休息,吾不忍复驱之死地。贤卿再思其次。”

钦若答:“陛下苟不用兵,那就必须做一件大功业。如此才可以镇服四海,夸示戎狄。”这就是引入正题了。

不出钦若所料,天子十分好奇:“何谓大功业?”

那就是封禅,钦若为皇上道破玄机。封禅之事天子当然省得,此乃告祭天地的圣典,在东岳泰山筑坛祭天称“封”,在泰山之南梁父山辟场祭地称“禅”,自秦汉以降,一直是国家的大典。一般来说,这种圣德之事非有德之君不能为,也就是说,天地所能接受的祭祀,必须来自于圣明天子之所为,并不是随便哪个称孤道寡者都可以做的。所以,封禅尚必须有天瑞昭示,方能进行。但是,钦若说得好:天瑞虽不能必得,但也可以人力为之!

这分明就是要皇上做伪了,亏他也能说得出口。但是真宗目前急需摆脱内心的苦恼,恢复失去的自信,动机既出于私意,是非的概念自然便就趋于模糊。其实,自古而来的封禅大典倒也并不一定都是天地圣灵所同意的,王钦若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在理论上讲这毕竟是个原则问题,古代先王们对此就特别谨慎从事,没有十足的自信,谁也不敢遽行这一大典。因此,真宗确是犹豫了很久,他怕大臣们有意见,特别是宰相王旦。王旦此人是个持重之士,办事尚还有自己的原则,天子对他是否能赞成这样一个师出无名之举,心里实在没有把握。

钦若不以为然。他认为天子若以圣意宣谕王旦,王旦不敢不答应,并且为此还去做了王旦的工作。可即使这样,真宗还是犹豫不决。最后,是一个偶然促使皇上下了决心,这是有一天晚上皇上心绪不定,亲自来到秘阁征询意见。当晚值日的是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杜镐,皇帝骤然问他:卿博通典籍,知道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是怎么一回事吗?杜镐是个老实的儒士,不测天子此问何意,就事论事地答道:此也不过就是古代圣人以神妙之道垂示教化而已。这话的意思是,所谓河图洛书等天示祥瑞,实乃圣人借造化神妙弄出来的东西,目的不外乎是以此教化天下。杜镐的话恰好与王钦若的意思不谋而合。真宗听后龙颜大悦,主意遂定。接着,天子在一天晚上召来王旦欢宴,并颁赐了一尊佳酿嘱王旦带回。王旦回宅打开,里面竟藏了一颗价值连城的明珠,这下王旦还有什么话说!

这件事情究竟是何人具体经办并不太清楚,准备工作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中进行的。但殿中侍御史赵湘明显参与了真宗的“做伪”,因为是他首先在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十一月十七日上言请天子封禅。赵湘是宗姓大臣,一直得到皇帝的信任,而其人虽然此时代理三司的部分工作,但还算不上是宰执大员,由他先倡议封禅,确是十分恰当,看来皇上真为此下了番苦心。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初三,真宗正式开始了这场“大功业”行动。

皇上先是对宰执大臣们说,自己早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就做了一个梦,梦中有神人告日下月三日,也就是十二月初三,当降天书三篇,名为《大中祥符》,因此宜于正殿建道场一月。皇上说:目前道场已建好了,虽已过了整整一个月,但仍不敢罢去。刚才恰好看到皇城司有奏,说左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帛曳于鸱吻之上,朕细细想来,怕就是神人所谓天降之书了。

于是王旦、王钦若皆山呼万岁,敬贺灵文果降。随后真宗亲自步至承天门,焚香受书,命陈尧叟读之。结果这封“天书”的文辞与《尚书·洪范》及老子《道德经》很类似,内容也不外乎就是始述当今皇帝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谕以清净简俭,终述以世祚永久之意。看来作书者也并不十分高明,最后还是模仿了一下现有的成例,而《尚书·洪范》和《道德经》实在也是最普通的两部古代典籍。

天降祥瑞的事情一解决,下面便就是封禅。真宗当然还要推辞一番,最后自然也是耐不住天下所请,宣布十月有事于泰山。在此之前,已大赦天下,加恩百官,改元为“大中祥符”。这件事情最后弄得轰轰烈烈,成为帝国的头等大事,一直到十一月二十日皇上从泰山还京,始告结束。这次东封泰山直接耗资达八百余万贯,其他用度还不算在内。若从这个角度说来,确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帝王盛事了。

后来的人们曾煞费苦心地猜测真宗和满朝文武汲汲于做这件奇怪事情的真正目的,但始终是不得要领。因为像真宗这样一个尚算不上是昏昧的皇帝,恐怕还不至于愚蠢到自己欺骗自己的程度。唯一一个勉强说得通的假设是:当时的敌对方契丹人特别敬畏天地神灵,真宗君臣乃是希望以此神道之言动敌听闻,而潜消其觊觎之心,所谓“假鬼神以雪前耻”者。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真是令人要长叹一声“呜呼哀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