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古老的传说，如今的英格兰和苏格兰在最初有着美丽的名字“绿丘之地”（Vertes collines），后来名为“蜜之岛”（l’île du Miel），第三次更名为“不列颠岛”（Bryt ou de Prydain）。[1]后来的“不列颠尼亚”（Bretagne）似乎也是来源于这个拉丁语化的单词“Prydain”。远古时代开始，凡是到访过“不列颠岛”或者“不列颠尼亚”的人，都会发现这片区域自东向西，以福斯河（Forth）和克莱德河（Clyde）为天然屏障，被分为两片不均等的土地。北部被称为“阿尔本”（Alben[2]），意为“山地”，西部被称为“坎布里亚”（Kymru），而东部和南部则被统称为“利古里亚”（Lloëgr）。[3]“阿尔本”是因为地势而得名，而“坎布里亚”和“利古里亚”则不然，它们来源于共同居住在岛屿南部的不同民族“坎布里亚人”（des Kymrys）和“利古里亚人”（des Lloëgrys[4]），按照拉丁文的写法，分别为“Cambriens”和“Logriens”。
坎布里亚人声称自己是最早到达不列颠岛的人类：他们自欧洲最东边，穿越北海（Océan germanique）[5]而至。其中一些坎布里亚人在法国加莱（Calais）登陆，另外一些则在对岸的多佛尔海峡[6]登陆。根据坎布里亚传说，他们到达时，岛屿上只有熊和牛等野生动物，并不存在其他人类。[7]他们未曾动用武力，更没有引发战争，便在岛屿上安定下来，从而成为第一批人类居住者。[8]然而，坎布里亚人所述并无历史依据，而且据推断，他们极有可能在岛上发现了语言不通的外族人民，并从他们手里夺取了岛屿。在一个不知年代的废墟中，我们发现了狐狸和野猫的雕像[9]，却未曾见到寻常的猎狗雕像，这种习俗来自某个已经没落的狩猎民族，他们很有可能才是最早到达不列颠岛的人类。此外，坎布里亚语中还有不可计数的外文地名。以上种种都足以证明坎布里亚人并非最早到达不列颠岛的人类，他们不断从岛屿东部登陆，原先的土著居民受到侵略和驱逐，不得不往岛屿的西部和北部迁移。
一部分土著居民横渡爱尔兰海，到达了伊林岛（Erin）[10]以及其他西部群岛，岛上居民和不列颠岛的土著居民语言相通，属同一民族。另外一部分人则向北退散，隐居到北部深山中。高山从克莱德河岸绵延至岛屿最北部，他们在这里定居下来，即如今的盖尔人[11]。于是，住在深山的土著居民，和不断从伊林岛移居至此的人，共同构成了不列颠群岛的北部居民。他们与居住在南部平原地区的人水火不容，敌对关系世代相传。不过，上述人类的迁移时间并未得到证实，因此并不精准。根据不列颠编年史，此后，利古里亚人乘船抵达岛屿，并在南部登陆，不过确切的时间依然不得而知。[12]
按照编年史所述，利古里亚人从法国西南海岸迁移至不列颠岛。利古里亚人的先辈应当是坎布里亚人，两族人民语言相通，交流起来全无障碍。[13]先到达岛屿的坎布里亚人，或出于自愿（根据坎布里亚传说所述，但可信度不高），或被武力征服（可信度较高），迁移至西海[14]沿岸，以给新到的利古里亚人让出领地。至此，不列颠岛的中西部被称为“坎布里亚”。与此同时，利古里亚人占领岛屿的东南平原地带及海岸，并将此地命名为“利古里亚”。在那之后，又有第三族人民迁移至此，他们的祖先同样是坎布里亚人，他们或是讲着完全一样的语言，或是讲着鲜有差别的方言。他们原本住在介于塞纳河（Seine）和卢瓦尔河之间的高卢西部区域。与利古里亚人一样，他们未经任何争议，就在不列颠岛定居下来。当时的年鉴和诗歌中，常常用“布列吞人”（Brythons ou Bretons）来笼统地称呼不列颠岛的所有居民，也是因为这第三族移民。他们在坎布里亚和利古里亚北部安定下来，靠近盖尔人的领地，位于福斯海峡（golfe de Forth）和索尔韦海峡（golfe de Solway）的中间，但这仅是推测，具体驻守的地方我们并不确定。
至此，先后有三个民族在不列颠岛定居，他们的祖先同是坎布里亚人。时间流逝，他们有时迎接外族和平友善的造访，有时遭受怀有敌意的侵略。比如，因为遭遇特大洪水，佛拉芒[15]民众不得不离开家乡，来到不列颠岛寻求庇护。他们乘坐无帆小船，在怀特岛（Wight）及其附近海岸登陆。他们原本是不列颠岛友好的客人，后来却逐渐演变为侵略者。[16]根据编年史记载，属于条顿人（Teutone）一支的克里塔尼人（Coraniens）从“沼泽之地”[17]而来，自亨伯河（Humber）入口处形成的峡湾进入，主要在亨伯河流域以及东海岸边定居，并由此将利古里亚人的领土分为两个部分。此外，恺撒大帝（Jules César）带领的罗马军团在岛屿东部的肯特（Kent）登陆。利古里亚人以战车为掩护，对罗马军团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然而由于外族人民（主要是克里塔尼人）的叛变，罗马军团长驱直入岛屿腹地，很快占领坎布里亚和利古里亚。史书记载，罗马军团被称为“恺撒大军”，“罗马要求不列颠岛每年上缴3000磅白银作为贡品。[18] 如此镇压岛屿四百年后，恺撒大军才从岛屿撤离，返回罗马以抵御游牧部族的侵略。他们离开时，仅留下妇女和儿童，这些人后来也成为坎布里亚人。”[19]
在罗马人镇压不列颠岛的四百年间，他们不断扩大侵略范围，掌控岛屿南部。当初，不列颠岛的土著居民为抵御坎布里亚人侵略，逃往北部深山，并以山脉为界，和第三族移民一样，罗马军团未能向北进犯分毫。过去受到坎布里亚人驱逐、如今住在山地的盖尔人在罗马人控制不列颠岛期间始终未受侵犯，而岛屿南部则全部沦陷，过去的侵略者如今也沦为被镇压者。盖尔人不止一次顽抗罗马鹰旗军团的入侵，在此期间，他们对于南部的仇视不断加深。在南部市镇，他们看到恢宏壮观的宫廷庙宇，心生怨念并掠夺抢劫，已然水火不容的南北关系更加恶化。每年春天，阿尔本或者卡里多尼亚[20]的居民用柳枝编织成船，包裹上动物皮革，横渡克莱德河。罗马人对于他们甚是畏惧，迫于他们的威胁，同意在领土分界线上建立坚实的、附有塔楼的长城。长城横跨整个岛屿，连接大西洋和北海。[21]盖尔人的进攻频繁而又野蛮，他们名声在外，拉丁语作家似乎已经忘记他们“盖尔人”的称呼，常常用“斯科特人”（Scots）或者“皮克特人”（Pictes）来称呼他们。
伊林岛在罗曼语中又叫“伊贝尔尼”（Hibernie），我们则用“斯科特人”来称呼伊林岛的居民。不列颠岛北部山地居民和伊林岛居民血脉相连，交往频繁，因此他们被共同称作“斯科特人”也并不奇怪。在不列颠岛，我们将住在西北海岸和群岛的人称为“斯科特人”，而将住在东部，靠近北海的人称为“皮克特人”。斯科特人和皮克特人被看作是同一民族的两个分支，他们的领地被格兰扁山脉（Grampiens）隔开。山脚下，伟大的北部森林[22]领袖卡尔加库斯（Gallawg）曾英勇对抗罗马军团。斯科特人和皮克特人生活习惯迥异：斯科特人作为山地居民，主要以打猎和放牧为生；而皮克特人住在平原，驻地相对稳定，他们建立坚固的房屋并且擅长农耕。至今，一些废墟中还能找到皮克特人生活的痕迹。斯科特领袖驻守泰河（Tay）入口，皮克特人领袖则驻守阿尔盖（Argyle）湖畔，两族人民在不需要结盟对抗南部敌人时，关系也并非无懈可击，但只要需要联合围剿南部敌人，他们定会统一战线，共同进退。这让岛屿南部居民和罗马军团又是恐惧又是懊恼，因为他们始终无法打破斯科特人和皮克特人结成的联盟。[23]
罗马军队撤离不列颠岛，回到罗马以抵御哥特人（Goths）的侵略。布列吞人不再承认外族统治者的职权，各级行政单位也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被罗马人取缔的各个部落的首领再次崛起。[24]由诗人们妥善保管的家谱再次问世，成为选拔家族（famille）或者地区（canton）首领的主要依据。事实上，亲属关系是形成社会结构的基础，因此，在古代语言中，“家族”和“地区”本是近义词。[25]在不列颠岛，即使是最底层的人民，也把自己的出身和血统铭记于心，而在其他民族，只有最富有的、最有地位的人才会如此。[26]每一个布列吞人，无论富贵或是贫穷，都会认真保存自己的族谱，只为在其出生地享有各项公民权利，特别是土地所有权。归根结底，几乎所有部落都由同一个家族发展而来，任何不是此家族后裔的人都无权拥有一分一毫的土地。
各个部落的首领或是通过选举，或是通过世袭而产生，由此，不列颠岛形成同盟。根据编年史所述，布列吞人在摆脱罗马军团的统治之后，首次考虑在诸位部落首领中选举一位德高望重之人，作为整个岛屿的首领。这项改革本可以将布列吞人团结起来，让他们一致对外，然而结果却恰恰相反，新的制度带来的是各个民族的分离和整体实力的削弱。岛屿南部的坎布里亚人和利古里亚人都认为自己的民族才有权利指定首领人选。彼时，行政中心所在地是被称为“伦蒂尼恩”[27]的城市，也被称为“军舰之城”（ville des vaisseaux），位于利古里亚人的领土范围内，这为利古里亚人推选首领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坎布里亚人认为自己的民族是最早来到岛屿的人类，因此最高统治者的人选理应来自他们族内。罗马统治不列颠岛长达四百年，在此之后，坎布里亚人一直觊觎岛屿最高统治者的职位。他们指定了一位名叫“普利登”（Prydain）的人担任首领。按照他们的说法，普利登的父亲奥德（Aodd）曾经统一整个岛屿，建立政府 、发布政令，并明文规定不列颠政府必须由坎布里亚人领导。[28]这样的言辞显然难以服众，住在岛屿东南部的利古里亚人又编纂出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总而言之，两族争端难以缓解，整个岛屿陷入内战。企图进犯不列颠岛的外族军队向来仇视坎布里亚和利古里亚这两大民族，他们在一旁煽风点火，让内战之火始终难以熄灭。不列颠岛的各个民族不断推举首领，但每一位都遭到其他民族的反对。岛屿内部分裂，没有任何一支有力的军队代替罗马军团来守卫边界，抵御北部盖尔人的入侵。
至此，不列颠岛可谓内忧外患。北部的皮克特人和斯科特人突破罗马军队先前修建的长城，来自北海海域的海盗更是猛烈袭击沿海一带。暴风雨来临之际，护卫舰暂时返回港口，海盗们趁机登陆并且突袭岛屿。他们在海上进攻毫无防范的小船，在陆地上更是大肆掠夺，他们的船只满载战利品后方才离开。一些部落积极抵御盖尔人及日耳曼人[29]的进攻，并取得胜利。南部沿海一带的布列吞人与高卢交往甚密，他们求助于外援。罗马军队几次从高卢来到岛屿，修复先前阿德里安（Adrien）和塞维鲁（Sévère）所修建的长城，帮助布列吞人对抗敌人。[30]但是很快，罗马军团在高卢中部、东部和北部受到外敌袭击，另外，西部沿海地区的高卢人起义造反。[31]于是，罗马军团不得不撤出高卢，回到意大利整顿。自那之后，布列吞人再未得到任何来自罗马的援助。[32]
在此期间，利古里亚人沃蒂根（Guorteyrn[33]）成为不列颠岛的首领。他曾几次召集岛屿各部落首领，和他们共同制订抵御北部敌人侵略的方案。然而，在诸次会议中，大家的意见始终难以统一。无论沃蒂根所提议的方案如何，总遭到坎布里亚人的强烈反对。于是，沃蒂根利用其首领特权，忽略坎布里亚人的意见，听从一些部落首领的建议，引进外国军队，给予津贴，授予土地，以此为报酬，让其为不列颠岛效命，抵御皮克特人和斯科特人的进攻。[34]坎布里亚人认为求助外军是懦弱的表现，因此并不赞同这项决策。最终，由亨吉斯特（Henghist）和霍萨（Horsa）[35]带领的日耳曼海盗船队如期抵达岛屿，他们的登陆地点和过去的罗马军团相同，都是在肯特的东边。
亨吉斯特和霍萨所带领的日耳曼海盗属于朱特人[36]，他们此番前来不为烧杀抢掠，只为商谈合作事宜。位于易北河北部的北海沼泽一带形成多族联盟，他们自称是撒克逊人[37]或是“手持长刀之人”（hommes aux longs couteaux），朱特人便是该联盟中的一员。此前，同类型的多族联盟已在条顿人[38]中形成，他们曾联合一致抵抗罗马军团的进攻，其中包括阿勒曼尼人[39]联盟的“杰出军团”（hommes par excellence）和法兰克人联盟的“不败神话”（rudes aux combats）。[40]亨吉斯特和霍萨所率领的三艘船舰到达不列颠岛后，沃蒂根让他们招募将士以培养一支有力的军队。向来骁勇善战的撒克逊人接受此项提议，并希望得到肯特河岸边一座叫作“塔内”（Tanet）的小岛作为回报。塔内岛一侧靠海，另一侧流经的河流分为两条支流。后来，新的移民乘坐17艘船舰从北部而来，他们按照亨吉斯特和霍萨两兄弟的指令，根据本族习俗，将塔内这座小岛的土地进行分配。这些撒克逊人从雇佣他们的布列吞人那儿获得了一切生活必需品，并且多次英勇地击败皮克特人和斯科特人，竖起以白色马匹为标志的战旗。白色战马具有象征意义，和两位领导者的姓名也相得益彰。北部高山部落来袭，人数众多，他们手持长矛，但面对以斧头为武器的撒克逊人时，往往落荒而逃。[41]撒克逊人战功赫赫，布列吞人十分倚重他们。一位诗人这样写道：“我们真心期盼撒克逊人的到来，他们铲除敌人，与我们共庆胜利。”[42]
然而，撒克逊人和布列吞人之间的情谊并未持久。很快，撒克逊人不满现状，打破契约，索要更多的土地、金钱以及生活用品，并且威胁布列吞人，如若此等要求不能得到满足，他们将通过窃取和掠夺来获得。[43]他们从撒克逊联盟中临时调集多名将士，恐吓布列吞人。随着移民不断增加，肯特海岸聚集了大量撒克逊人，先前分配的土地不再能容纳所有人，约定的领土界限也不再作数。布列吞人既畏惧撒克逊人，又需要其军队的援助，对他们一直以礼相待。双方不断签署新的条约，却很快再次打破。[44]这样的联盟自然不堪一击，撒克逊人后来选择与皮克特人结盟。皮克特人武装南下，牵制南部的布列吞人。撒克逊人借此机会从东往西，深入岛屿腹地，驱赶布列吞人，逼迫他们降服。然而，布列吞人不甘示弱，顽强抵抗，有一次，他们反攻，将敌人击退至海岸边，撒克逊人不得不暂时离开岛屿。不过，他们很快卷土重来，并占领泰晤士河（Tamise）右河岸的大量土地，在那里安营扎寨。两位首领中一人战死，[45]另外一人从战争领袖转变成为地方首领。[46]他的“省份”，或者根据惯用语，他的“王国”，被称作“肯特王国”，撒克逊语中写作“Kent-wara-rike”[47]。
在撒克逊人首次登陆不列颠岛22年后，另一位撒克逊首领埃拉（Ælla），带领三艘船舰来到肯特南部，将布列吞人往北和西驱赶，并建立起第二个殖民地，名为“南撒克逊王国”。18年之后，策尔迪克（Kerdic[48]）带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支军队横渡大洋，来到不列颠岛。他们在南部海岸登陆，在南部撒克逊王国西边建立第三个王国，名为“西撒克逊王国”（Saxe occodentale[49]）。策尔迪克之后的首领一步一步地扩大领土范围，逼近坎布里亚人的边境萨维尔纳（Saverne），坎布里亚人面对撒克逊人的侵略，顽强抵抗。与此同时，其他移民在东海岸登陆，夺取泰晤士河东岸以及伦敦，并且把所占领的领土命名为“东撒克逊王国”（Saxe orientale[50]）。不列颠岛所有的殖民地原本都属于利古里亚人，而正是他们当初邀请撒克逊人前来抵御外敌，这可谓引狼入室。
伦敦沦陷，利古里亚落入撒克逊人之手。此时，不列颠岛的首领和各部落首领均为坎布里亚人，他们带领岛屿居民抵抗外敌侵略，其中亚瑟王（Arthur）在多场战役中战胜撒克逊人。然而，纵使多次立下战功，他也和沃蒂根一样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亚瑟王一边抵抗外敌入侵，一边提防内部敌人，最终还是死于他侄子的刀下。亚瑟王受重伤而亡，去世后被运往位于萨维尔纳海湾以南的阿瓦隆[51]，也就是今天的格拉斯顿堡（Glastonbury）。由于阿瓦隆地处“西撒克逊王国”，因此无人知晓亚瑟王去世的真相，更无人知道他被埋葬的具体地点，这为亚瑟王这个历史人物披上了神秘面纱。布列吞人太需要一位像亚瑟王一样，可以带领他们摆脱撒克逊人的英雄人物了。几个世纪以来，那些爱戴着亚瑟王的人们从未放弃，一直等待着他伤愈归来。[52]
住在东部、靠近波罗的海的“盎格鲁人”（Anghels ou Angles），对不列颠岛觊觎已久。先前，住在易北河（Elbe）沼泽地及附近岛屿的居民成功移民至不列颠岛，盎格鲁人从他们那儿成功得知了路线，首先在岛屿的东北海岸进行了几次试探性的小型进攻。随后，在领袖艾达（Ida）和他12个儿子的带领下，盎格鲁人全体加入战争的行列，大举进犯。大批船只在福斯河和特威德河（Tweed）的入海口靠岸。盎格鲁人和皮克特人结为联盟，他们自西向东行进，布列吞人措手不及，难以招架。由此，艾达被称为“烈火般的敌人”（homme de feu）。纵使艾达果敢勇猛、心狠手辣，仍然在克莱德河流经的山脚下遭遇顽强抵抗。一位诗人这样写道：“烈火般的敌人攻打我们，他高声问我们：‘你们准备好做我们的俘虏了吗？’欧文（Owen）挥舞着长矛回答道：‘不，我们绝对不会成为你们的战俘！’而尤里安（Urien）作为布列吞人的首领，喊道：‘同胞们、兄弟们，让我们为保卫家园而奋斗吧！我们向山区行进，我们要占领平原，在这充斥着杀戮的暴行中，我们定要团结起来，打败烈火般的敌人、他的军队和他的将领们！’ ”[53]
尤里安是不列颠岛北部领袖，是高卢阿尔摩里克人（Gaule armoricaine）的后代，他带领布列吞人多次战胜敌人的联盟部队，而盎格鲁领袖艾达死于克莱德河畔的一场重大战役中。此次战役中，布列吞人一面对抗皮克特人和盎格鲁人联盟，一面对抗克莱德河谷居民以及亨伯河北部的山区居民，包括福斯、德伊勒（Deïfr）和布雷肯（Brynich[54]）河畔居民，最终布列吞人战争失利，不少布列吞首领葬身于克莱德河畔，去世时，他们还佩戴着象征指挥权的金项链。[55]当时著名的吟游诗人阿纽林（Aneurin）曾经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战役并且幸存下来，他在诗歌中吟唱此次战役，这些作品一直保留至今。[56]
撒克逊人占领岛屿东部，即福斯河和亨伯河之间的领土。不愿意接受外来军队统治的布列吞人逃至岛屿南部，即坎布里亚人的领地，后来我们也称坎布里亚人为“威尔士人”（Galles）。撒克逊人并没有重新命名他们所占领的北部领土，而是保留了所有原先的地名，并根据他们的所驻地名称来区分各自的殖民地。比如根据所驻地，他们自称“亨伯河以北居民”“德伊勒人”和“布雷肯人”，根据拉丁文的拼写，则分别为“Northumbriens”“Deïriens”和“Berniciens”。盎格鲁人的殖民地局限于东部海岸的小部分土地，在大肆进攻不列颠岛之前，他们在此处已经拥有少量的殖民地。当时，他们因为住在东撒克逊人北部并得益于他们的庇护，才勉强抵抗住当地居民的反抗。
克里塔尼人已在亨伯河南部居住几个世纪之久，却始终和布列吞人水火难容。他们决定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结成联盟，正如他们之前和罗马人联手一般。结成联盟之后，亨伯河和泰晤士河之间的这片土地既没有保留克里塔尼人的名称，也没有更换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名号，而被称为“麦克之地”（pays de Merk[57]）或“麦西亚之地”（Mercie）。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大量沼泽地的存在，又或者是因为此片领土紧挨着散居的布列吞人，也自然成为日耳曼人所谓的“边境”。[58]后来来自德伊勒、布雷肯以及东部海岸的盎格鲁人，以“麦西亚之地”为名，在布列塔尼岛上建立了第八个[59]也是最后一个日耳曼领地。这片“麦西亚之地”上的居民包括克里塔尼人以及盎格鲁人，他们逐步扩大领土范围，逐渐向西进犯坎布里亚，并全然不顾原先与撒克逊人的盟约，向南侵犯其领地。[60]
撒克逊人和盎格鲁人历时一个世纪，在不列颠岛上先后建立八个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也被称为“亲王国”“公国”或者“王国”。然而，除了西撒克逊人（其殖民地处于萨维尔纳海湾以南）以外，没有任何侵略者得以在岛屿西海岸建立殖民地。因此，从克莱德河入海口直至康沃尔（Cornouailles），几乎整个岛屿的西海岸始终掌握在原住民——坎布里亚人的手中。他们居住在萨维尔纳海湾以及索尔韦海湾之间，这片区域由于入海口海拔不同，形成了狭长崎岖的地形，人口十分密集。他们未曾受到外来侵略，由于地域特征，他们和住在萨维尔纳海湾以南以及索尔韦海湾以北的居民几乎完全隔离。虽说这里土地贫瘠，却是安全地带。[61]按照史学家所述，很多人逃亡至此，得到庇护，他们宁愿辛苦劳作过着清贫的生活，也不愿生活富余却受到敌人的压迫。[62]另外一些人越过英吉利海峡，前往高卢寻找他们先祖曾定居的地方：他们的族人仍然生活在那里，仍然保留了和他们一样的语言。[63]
他们陆续乘坐船只，在阿尔摩里克[64]西部登陆，并在一些村镇中安定下来。在罗马统治时期甚至之前，奥西斯米人（Osismiens）、古里奥索立特人（Curiosolites）和维内蒂人（Vénètes）曾居住于此。当地居民和来自不列颠岛的逃亡者本是同族人，因此同意他们在北部海岸安定下来，北至朗塞河（Lance），南至维莱纳河（Vilaine）下游。如此，阿尔摩里克半岛形成一个独立国家，其边境时有变化，到9世纪，其领土始终不包括雷恩城（Rennes）和南特城（Nantes）。凯尔特人[65]在此大量聚集，并且抵抗住当时高卢通用语，即拉丁语的渗入。后来，“布列塔尼”取代原住民对这片区域的多种命名，成为此半岛新的名称。原先的“布列塔尼岛”[66]也被其征服者赋予新的名称——“撒克逊和盎格鲁人的领地”（terre des Saxons et des Angles） ，简称“英格兰”（Angleterre）[67]。
一些布列吞人在受到盎格鲁—撒克逊人侵略之后，逃亡至“高卢之角”（la corne de Gaule）。与此同时，一些撒克逊人从日耳曼尼亚[68]出发，也来到高卢沿海，并在“高卢之角”更北部的岬角，即后来的巴约市（Bayeux）的郊区安定下来。此外，日耳曼联盟先后从莱茵河（Rhin）河口以及默兹河（Meuse）河口南下，来到高卢腹地。两个世纪以来，他们自称“法兰克人”（Franks），取 “英勇无畏”之意。此时，条顿人已占领整个高卢南部，并在此安居乐业。西哥特人（Goths occidentaux ou Visigoths[69]）占领罗纳河的西部区域，勃艮第人（Burgondes）则占据东部区域。[70]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动用武力才得以在高卢南部安定下来，他们几乎窃取了当地每户人家的财产。纵使如此，他们向往和平、秉性公正，这和其他日耳曼人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颁布法律，严明公正地对待原住民，并逐渐成为他们的友邻。哥特人接受当地居民开化的风俗习惯，其颁布的法律法条多选自罗马皇室法典。他们崇尚艺术，追求罗马皇家礼节。[71]
不同于哥特人，法兰克人大肆掠夺，整个高卢北部陷入恐慌中。法兰克人对于高卢的人文风俗不屑一顾，漠然地将其摧毁。[72]法兰克人没有宗教信仰，脾性残暴，行为野蛮，按照史学家所述，他们甚至不放过老弱病残和妇孺儿童，大肆摧毁教堂及房舍。法兰克人不满足于现有殖民地，他们向南进攻，企图拿下整个高卢。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同样觊觎高卢北部领土，并逐步向北行进。不过，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只是偶尔合作，大多时间都处于敌对状态。此时，住在高卢中部的居民可谓“三面楚歌”。另外，他们只是表面上团结在罗马势力下，根据某位高卢诗人所述，“罗马政权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他们对其早已厌恶至极。”[73]因此，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抵抗来自三方的攻击，很快投降了。至此，整个高卢已然沦陷。高卢原住民本是基督教徒，他们更愿意臣服于和他们有着共同宗教信仰的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十分排斥法兰克人的统治。不过，历史对他们的命运却似乎另有安排。
高卢各城市的主教享有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力，主教们利用外族进犯所造成的混乱局面，继续扩大势力范围。无论是对罗马帝国，还是对屡屡进犯的日耳曼人，主教们作为各城市的全权代表有着绝对的发言权。此外，主教们还有制裁和惩戒的权力，并负责各项外交谈判。[74]
根据罗马帝国法令，高卢诸位主教应当遵从罗马教会的指示，将教皇视为其精神领袖。若未能得到教皇首肯，不可擅自采取行动。[75]所有主教必须将教皇的命令视为法令，将其推行的政策视为规范，并以其为榜样，通过宗教的力量共同服务于罗马帝国。后来，一些地区在政治上不再受到罗马帝国的管辖，高卢诸位主教也逐渐脱离罗马教会的统治。不过，主教们或是出于本能，或是出于算计，仍试图通过宗教信仰将这些国家笼络在罗马帝国势力之下。[76]法兰克人野蛮残暴，但在主教们看来，此民族有着信奉基督教（罗马帝国所认可的唯一宗教）的潜力，于是对其友好相待。他们认为，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属分立派教徒，信仰阿里乌斯（Arius）所创立的异端教派，并有意脱离罗马教会。法兰克人没有宗教信仰，被视为更合适的教化对象。一位当代作家这样形容：主教们充满爱意地期待法兰克人的统治。[77]
在高卢，法兰克人逐渐占领莱茵河和索姆河（Somme）之间的地区，向西南方向打头阵的是墨洛维后裔（Merowings ou enfants de Merowig）的军队。[78]墨洛维本是法兰克人首领，因为“英勇无比”而闻名，被整个族人视为共同的祖先。[79]这支部队的首领是一位名为“克洛维”（Chlodowig）的年轻人，[80]他不仅像先人一样骁勇善战，并且沉着稳重，善于思考。此时，高卢的主教们虽仍然臣服于罗马教会，但出于对未来的打算 、对阿里乌斯教派的憎恶，他们亲自拜访墨洛维后裔的军队，并对其大肆赞美。其中几位主教甚至拜访了这支军队的露营地，并根据罗马礼节将其称为“王家庭院”（royale cour）。[81]法兰克人首领起先对于这些主教的主动示好、阿谀奉承无动于衷，他们仍然洗劫教堂，抢夺神职人员的财产。后来，法兰克人在兰斯大教堂（la basilique de Reims）抢夺一个圣杯，此事让克洛维与雷米吉乌斯主教（Remigius ou Remi）建立起联系，二者后来成为挚友。在雷米的推动下，高层神职人员的计划水到渠成。主教试图让克洛维归顺罗马教会，而克洛维恰巧迎娶了条顿王族中唯一一位信仰正统派神学的女士。史学家这样描述道：“妻子有着虔诚的信仰，她的爱慢慢融化了丈夫的心。”[82]一些日耳曼人追随法兰克人来到高卢地区并且试图分得土地，克洛维的军队与其开战。克洛维此时向其妻子克罗蒂尔德（Cholothilde）所信仰的神明祈祷，如果上帝赐予他胜利，那么他将以上帝之名受洗。他后来确实取得了胜利，也遵守了自己的诺言。[83]
根据史学家记载，大概有三千名法兰克士兵，在克洛维皈依罗马教会之后，受到触动，追随他信仰基督教，并得到克洛蒂尔德以及各位主教馈赠的礼品。[84]克洛维隆重的洗礼仪式在兰斯大教堂举行：教堂前开阔的广场铺上了地毯，教堂被花环点缀；教堂里，五彩缤纷的玻璃弱化了灼灼日光，金银圣杯中燃烧着各色香料。[85]得益于罗马人的艺术造诣，法国第一位国王的洗礼仪式可谓盛大壮丽，极尽奢靡之能事。然而，讽刺的是，罗马人辉煌的艺术在不久之后就受到法兰克人的野蛮破坏，并在高卢的土地上消失殆尽。兰斯主教身着罗马教会的服饰，缓步迈入洗礼堂，手扶其教子克洛维。克洛维赞叹如此盛况，对主教说：“神父，难道这不正是你允诺带领我去的天堂吗？”[86]
法兰克首领克洛维在兰斯接受洗礼并皈依基督教的消息很快传到罗马。罗马教皇向这位新皈依的教徒表达了真诚的祝贺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克洛维也向西门彼得[87]赠送大量礼品，以表诚意。克洛维接受洗礼，成为罗马教会的一员，从此洗心革面，不再滥杀无辜，所控制的领土范围日益扩大。卢瓦尔河以北，包括布列吞移民所在的西北部城市均对克洛维的军队敞开大门。驻扎在这些城市的部队虽然仍然保留着罗马军队的旗标和武器，但实际上已经归顺法兰克军队。[88]很快，法兰克人的领土范围延伸至东南部。在罗马教会的示意下，克洛维带领法兰克部队全副武装地向勃艮第人的领地进攻。[89]
勃艮第人作为阿里乌斯教徒，在“三位一体”理论上和正统基督教徒有着分歧，他们认为“圣子基督不完全是神，与圣父不同性不同体，由上帝所造，因而次于圣父”。勃艮第人在其所占领的城市，并没有对宣扬正统基督教的神职人员进行任何迫害。然而正统基督教神职人员对勃艮第人的宽容不以为意，更没有对此心怀感激，反而不断与法兰克人通信，劝服其进攻勃艮第人领地，然后又利用法兰克人进犯所造成的恐慌，试图说服勃艮第国王皈依正统基督教，因为“罗马教皇所带领的基督教才是合乎福音的、唯一的正统教会”。勃艮第国王贡都巴德（Gondebald[90]）纵然蛮横，仍然对罗马教会的人宽容，然而后者却往往以威胁、傲慢的口气称他为“丧失理智的、背弃了上帝的人”。[91]贡都巴德有耐心地回应：“并非我要违背上帝的旨意，我只是不愿意像你们一样，信仰三位一体的真神。另外，如果你们的信仰才是合乎福音的，那么你们为何不阻止法兰克国王侵占我们的领土 呢？”[92]
贡都巴德的提问丝毫未能阻挡法兰克人的猛烈进攻，他们大肆烧杀掠夺，连根拔除各类果树，抢劫修道院，掠夺圣杯并毫不迟疑地将其打碎。勃艮第国王无奈只能投降，他们不得不向法兰克人按时纳贡，并且许下成为法兰克人同盟的誓言，法兰克人则携带大量战利品回到卢瓦尔河以北。正统派教士将这次血腥的远征称为“为了真正的信仰而进行的虔诚、卓越、神圣的行动”[93]。勃艮第国王反问道：“觊觎他人的东西并且牺牲众人性命去争抢的行为，真的是所谓的信 仰吗？”[94]
法兰克人战胜勃艮第人，使得罗纳河和索恩河（Saône）流域的所有城市再次受到罗马教会的控制，多件神殿的宝物慢慢汇集于罗马的拉特朗圣若望大殿[95]。六年后，同样在罗马教会的支持下，法兰克人发起对西哥特人的进攻。克洛维召集法兰克战士，对他们说道：“这些哥特人是阿里乌斯教徒，却占领了高卢地区最肥沃的土地，这让我很痛心。那么，让我们顺应上帝的召唤，向他们进攻吧！将他们驱逐并占领他们的土地！”[96]克洛维的决定受到了战士们的大力支持，他们斗志昂扬，大声呼喊着向南进攻。根据史学家记载，法兰克人的进攻造成了恐慌，[97]高卢南部居民闻风丧胆，他们甚至在几处地点看出了血战的前兆，认为这预示着法兰克人侵略所带来的灾难。比如，图卢兹城（Toulouse）中突然涌起一股血泉，并持续流淌了一整天。[98]很多人因为法兰克人的进犯而胆战心惊，魂不守舍；但也有少数人不厌其烦地计算着法兰克军队到来的日子，期待着他们的到来，其中包括罗德兹（Rodez）的正统派主教——昆图斯（Quintianus），他为法兰克人出谋划策，这么做的高级神职人员还不只他一人。[99]
法兰克人越过卢瓦尔河，在距离普瓦提埃（Poitiers）十英里[100]的地方，与高卢南部原住民、阿基坦人、阿维尔尼人（Arvernie）以及西哥特人展开血战，并最终获得胜利。当时西哥特王国国王阿拉里克二世[101]战死沙场。阿维尔尼人也在此次战役中失去诸多领袖人物[102]。高卢南部城市，除了少数被法兰克人攻陷以外，大部分都是因为内部人员背叛而被轻易占领，背叛之人往往已经背弃阿里乌斯教派。
西哥特人无力抵御敌人侵略，不得已放弃阿基坦，逃往西班牙以及地中海附近要塞。法兰克人在克洛维的带领下，和狂热的正统教徒组成联盟，直逼比利牛斯山脚（Pyrénées），掠夺城市，摧毁村庄，并且奴役当地居民。[103]克洛维无论在哪里安营扎寨，正统教士均前仆后继地追随他。图卢兹教士葛米尔（Germerius）在克洛维身边待了20日之久，他们甚至同桌而食。葛米尔收到了诸多礼物，包括金十字架、银圣餐杯、银诏书、金冠以及紫色头纱等，这些物品都是洗劫阿里乌斯教派教堂而得。[104]另外一位未能亲自拜访的主教如此称赞克洛维：“您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您有着无比尊贵的身份，当您凯旋时，胜利同样属于我们！”[105]
法兰克人的势力范围不断壮大，占领了从莱茵河到比利牛斯山的土地，基本从各个方向包围了高卢西部领土，也正是当初布列吞人跨海而至定居的地方，法兰克人的将领驻扎在南特和雷恩这两座城市。已被占领的城市必须向法兰克国王纳贡，然而，布列塔尼人[106]却拒绝纳贡，纵使法兰克人几乎占领了整个高卢，他们仍然期待自己的城市能够躲过被侵占的命运。布列塔尼人信仰基督教已有几个世纪之久，他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虔诚的信徒，由于他们的信仰是从东部教会的传教士处习得，因此和正统基督教在某些教义以及具体实施上存在分歧，这就导致布列塔尼人在对抗法兰克人的时候，处于更加危险的处境。当初他们从不列颠岛逃难到高卢时，也有不少教士和修道士随行。他们所逃到的地方偏远闭塞，当地神职人员往往文化程度不高，于是逃亡至此的传教士在这里宣扬基督教[107]，为当地居民传道，并且坚决不接受任何礼物[108]，他们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雷恩公民选举了一位布列吞移民作为主教，其他几个城市也纷纷效仿。布列吞人在高卢西部（即布列塔尼地区）安居乐业，并且掌控了城市的宗教建设和非宗教建设，而这一切都未曾得到外国势力的允许。[109]
布列塔尼神职人员与法兰克教士没有任何来往，法兰克国王通过法令所召集的主教会议，他们从不出席，这样的行为很快就招致法兰克人的憎恨。[110]图尔（Tours）大主教自称是该教区的宗教领袖，他强迫布列塔尼教士承认其大主教的身份，要求其服从命令。布列塔尼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高卢的行政划分和他们的宗教信仰并无关系，更何况他们本身移民至此，更不可能服从异族人士（法兰克人）的领导。在布列塔尼人看来，大主教这个职位并不意味着宗教的最高权力，主教中最有德行的人才是真正的精神领袖。因此，布列塔尼人的宗教等级兼具“灵活”和“模糊”两个特性，根据人民意志的变化而变，和领地划分没有任何关系，这和罗马帝国利用宗教作为其统治工具的情况完全不同。所以，布列塔尼人对图尔大主教的宣言不以为意，对于被逐出教会一事也没有丝毫遗憾。
在高卢，布列塔尼人在政治和宗教信仰上都相对独立，并因此受到各族人民的排挤。当法兰克国王组织并召开各省的贵族会议时，与布列塔尼领土交界的贵族，总被问及布列塔尼人的宗教信仰问题，他这样回答：“他们不信仰真正的教义，不按照准则行事。”[111]在会议上，大家投票一致决定攻打布列塔尼人。军队在日耳曼尼亚以及高卢北部聚集，南下至卢瓦尔河河口。众教士不再诵书，而是脱下长袍，手握长剑，肩背武器，鼓舞士气，与众战士共同进退。[112]第一场战役胜利之后，法兰克人在埃勒河（Ellé）以及布拉韦河（Blavet）附近的营地发表声明，宣布剃除布列塔尼教士的头发，将一些修道士处以极刑[113]，试图以肉体的惩戒作为威胁，要求他们此后务必遵循罗马教会颁布的各项准则。[114]
无论是布列塔尼人还是留在不列颠岛的布列吞人，在宗教理论和实践中都与正统派神学有着分歧。自然界是否不断退化、未接受洗礼的孩子死后是否入地狱，双方主要在这两个问题上存在分歧。布列塔尼人认为，人类并不需要接受超自然力量的洗礼，而是应该通过顽强的意志力来提高自身修养，从而成为更有德行之人。事实上，很久之前，这样的观点就曾出现在凯尔特人歌颂英雄伟绩的诗歌中。一位在不列颠岛出生的名为“佩拉热”（Pélage）的基督教徒将这一理论传到了东方，他对 “人生下来就是罪人”这样的观点持反对态度，这在当时造成很大的影响。佩拉热成为正统基督教徒的公敌，被告发到罗马皇室，后来被驱逐出罗马帝国[115]，他的门徒同样也遭受了被驱逐的命运。住在不列颠岛的人们不在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内，因此没有遭受迫害，并且一直坚持“人生下来并非罪人”的信念。不过，正统派神学的传教士偶尔会拜访不列颠岛，他们试图通过游说来让布列吞人支持罗马教会的观点。
在撒克逊人入侵的最初阶段，两位高卢传教士来到不列颠岛传道，分别是特鲁瓦（Troyes）的卢普斯主教（Lupus）和欧塞尔（Auxerre）的热尔曼主教（Germain）。他们不是通过逻辑的论述，而是通过《圣经》语录来与佩拉热的门徒抗争。他们说：“你们怎能否认原罪的存在？《圣经》中这样写道：‘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116]”单纯的布列吞人听到这样的论述很受触动[117]，他们十分爱戴热尔曼主教[118]，认为他之所以坚持传道，是因为他有着坚定热忱的宗教信仰和一颗善良的怜悯之心。他对所有传道对象都怀有手足之情，面对撒克逊人的进攻，他挡在最前面，带领整支队伍连续三次高喊“哈利路亚”（alleluia）并成功击退敌人。[119]不过，接受罗马教会任命的诸位传教士来到高卢时，对移民至布列塔尼地区的布列吞人并没有采取同样的态度。
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侵占不列颠岛最肥沃的土地时，罗马教皇格里高利[120]（Grégoire）也致力于将宗教等级制度发扬光大，以扩大罗马帝国的版图。他以圣皮埃尔教堂（siège de saint Pierre）为基点，积极宣传基督教教义。此时，虽然法兰克军队中近一半士兵是异教徒[121]，但是他们的首领支持正统神学，而且是格里高利的忠实拥护者，因此法兰克人的军队成为格里高利实施各项制裁的有力依靠。比如，格里高利发布教令，要求高卢主教绝对服从罗马教廷，并听从教廷所任命的神父的安排。他将具体执行的权力交于希尔德贝尔特（Hildebert）、提奥德瑞克（Theoderik）以及提奥德贝尔特（Theodebert）[122]，要求他们利用王室的权力惩罚那些不服从命令的人。[123]对于罗马教皇来说，夸大的奉承、虔诚的颂歌、几个无足轻重的圣物，便可以得到法兰克国王的忠诚和归顺，何乐而不为呢？[124]
此前罗马教廷已经成功获得法兰克人的支持，格里高利为了正统神学的传播以及维护罗马教廷的最高权力，又瞄准了不列颠岛的征服者——盎格鲁—撒克逊人。他计划先让盎格鲁—撒克逊人入教，让他们服从罗马教会，进而通过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控制，让布列吞人接触正统神学，并慢慢接受罗马教会的统治。布列吞人对宗教信仰十分热忱，这本对格里高利开展他的计划颇为有利，但是，他们长期受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攻打和掠夺，心里满是对外族侵略的恐惧、对保卫领地的茫然，没有任何与敌人维系和平关系的意愿，双方根本无法达成协议。对于他们而言，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岛屿的无端侵占始终缺乏合法性。[125]
格里高利为了实施计划，派人到当地奴隶市场寻找十七八岁的盎格鲁—撒克逊裔年轻人。[126]他派人买下这些年轻人，并将其培养为修道士，督促他们深入学习基督教教义，然后再用他们的母语去传道。然而，这些被强制学习的年轻人并不能达到要求，格里高利不得已放弃了这项计划。他决定派一组有坚定信仰、学识渊博的罗马人去对盎格鲁—撒克逊人传道。这群人的领头人叫作奥古斯丁（Augustine），他被预先祝圣并且被任命为英格兰主教。他带领其他成员满怀热情地来到埃克斯—普罗旺斯（Aix-en-Provence），然而到达的同时，他们也对这项任务感到恐惧，甚至决定撤回。奥古斯丁以所有人的名义，请求格里高利让他们从此项危险行动中撤离。奥古斯丁认为这项行动实在难以在语言不通的人中展开，很难取得进展。[127]可是格里高利不同意，他说：“现在放弃已经晚了，你们切莫听信不怀好意之人的言论，事实上，我本人也十分愿意和你们一同进行此项伟大的事业。”[128] 格里高利曾在自己出生的地方修建修道院，这群人里所有的传教士都属于此修道院。他们曾发誓，绝对服从格里高利的命令，并视他为精神领袖。他们继续行动，前往沙隆（Châlons），东法兰克领地的首领希尔德贝尔特的儿子——提奥德瑞克在此驻扎；[129]随后前往梅斯（Metz），当地首领是希尔德贝尔特的另一个儿子——提奥德贝尔特。[130]
奥古斯丁带领着其他人，将格里高利的亲笔信函交给这两位法兰克人首领。信件中充斥着对两位首领的溢美之词，格里高利试图满足其虚荣心以获得他们的帮助。此时，法兰克人正在与日耳曼尼亚的撒克逊人进行战争，因此，格里高利直接在信函中称撒克逊人为法兰克人的“子民”，以讨好两位首领。他这样写道：“我认为您作为撒克逊人的主人，定是热切地希望您的子民能和您信仰同样的宗教吧！正是出于此意，我派了奥古斯丁以及其他上帝的使者，带着本函，听命于您。”[131]
罗马使团同样把格里高利的亲笔信函交给了两位法兰克首领的祖母，即希尔德贝尔特的父亲——西吉贝尔特（Sighebert）的遗孀。这位老妇人野心勃勃、工于心计，以其孙子的名义干预政事。她本是哥特人，她的民族遭到法兰克人的驱逐，被赶到比利牛斯山以北的区域。结婚之前，她的名字为“布鲁内”（Brune），在日耳曼语中意为“绚烂”，后来她嫁给法兰克国王为妻，根据史学家的记载，她的丈夫称她为“布鲁尼尔德”（Brune-hilde），意为“绚烂的女士”。[132]她曾经信奉阿里乌斯教派，后来皈依正统基督教，接受“敷圣油”的仪式，从此对新的信仰十分热忱。各位主教争先恐后地称赞她对于信仰的纯粹之心以及各项虔诚的举措，对于她过于放纵的个人生活以及政治上的诡计多端只字不提。格里高利在信里面这样写道：“您对于宗教信仰如此热忱、如此虔诚，您对于万能上帝的敬畏之心更是坚定了您的信仰，我们衷心请求您帮助我们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英格兰人民向我们表达了信仰基督教的迫切愿望，我们也十分乐意满足他们的愿望。”[133]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否真的想皈依正统基督教呢？他们对于法兰克人的厌恶和憎恨是否可以调和呢？法兰克人的两位首领和他们的祖母拒绝思考这两个问题，他们热情地接待了使团，并且支付了他们继续向西行进的路费。此时，东西法兰克人正处于交锋的状态。然而，和东法兰克人一样，西法兰克首领同样热情地接待了这些罗马传教士，[134]并且允许他们带上一些法兰克人以充当撒克逊人的翻译，因为这两族人民几乎讲着同样的语言。[135]
可谓天助罗马人也！盎格鲁—撒克逊人中一位颇具威望的首领埃特尔伯特[136]恰巧娶了一位信奉正统基督教的法兰克人女子。这则消息鼓舞了奥古斯丁一行人的士气，他们满怀信心地前往塔内岛。这座岛屿因为是过去罗马人登陆的地点而闻名，同时也是亨吉斯特和霍萨两兄弟带领撒克逊人登陆不列颠岛的地方。充当翻译的法兰克人前去拜访埃特尔伯特，并且告诉他：“一些罗马人远道而来，为您带来好消息，只要您接受他们的布道，那么您将会拥有稳定的政权。”[137]埃特尔伯特起初并无明确回应，并且命令罗马人在他慎重考虑并做出决定之前，务必留在塔内岛。他的妻子在此事中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她的劝说让丈夫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埃特尔伯特最终同意与罗马传教士面谈，不过出于慎重，他没有邀请罗马人进城，而是亲自前往塔内岛。为了提防罗马人施诡计，他甚至提出在户外见面的要求。[138]罗马人盛装列队赴约，队伍的最前端是一个巨大的银制十字架以及耶稣的画像。他们告知埃特尔伯特此行的目的，然后开始布道。[139]
埃特尔伯特听完之后如是回答：“你们说的话很动听，你们的允诺也很吸引我，然而，我不能立刻做出放弃我族信仰的决定。不过，你们远道而来，只为与我族人民分享你们认为有用的、真实的信念，那么我定不会亏待你们。我将为你们提供食物和住处，允许你们宣传教义，不会阻拦任何民众皈依基督教。”[140]
于是，罗马使团前往首都肯特城，在撒克逊语中写作“Kentwara-Byrig[141]”。他们一行人列队进入肯特城，展示十字架和大幅耶稣画像，并且吟唱祷文。很快就有几位撒克逊人改宗，开始信奉正统基督教。罗马使团找到一座教堂，并在这里进行弥撒等各项宗教仪式。这教堂本是布列吞人所建，后来撒克逊人入侵后遭到废弃。罗马使团朴实无华，让撒克逊人颇受触动。此外，他们甚至会施展“魔法”，这很快赢得了埃特尔伯特的好感，因为这位撒克逊首领一直对于罗马人的“妖术”十分敬畏。在埃特尔伯特接受洗礼之后，信仰基督教基本上成为获得恩赐的康庄大道。根据史学家记载，埃特尔伯特并没有强迫其子民信仰正统基督教，但是大家还是争先恐后地改宗。[142]为表示虔诚之心，埃特尔伯特赐予罗马使团房舍和土地，这是传教士们接受任务以来得到的第一份酬劳。奥古斯丁对新入教的撒克逊首领说：“我请求您慷慨地赠予我一片土地，并且斗胆要求其收成也归我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耶稣。若您隆重地让与土地，那么作为回报，您将在此世拥有更多的领土，而将来去了天堂，您也必将拥有更多。”埃特尔伯特回答道：“只要在我支配范围内的领地，我将毫无保留地赐予您。如此，这里便是您的祖国，您便是我们的同胞啊！”[143]
奥古斯丁成为肯特城的大主教，由他带领的罗马传教士使团还到肯特城之外传道。埃特尔伯特皈依之后，传教士们在东撒克逊[144]也获得不少成功。东撒克逊的首领塞伯特[145]是埃特尔伯特的亲戚。格里高利得知盎格鲁—撒克逊人纷纷皈依正统基督教，使团成功完成使命，万分欣喜。格里高利是《尼西亚信经》[146]以及圣奥古斯丁[147]教义的支持者，作为正统教派的支持者，他憎恶一切异教徒，他甚至拒绝向异教徒传递福音。奥古斯丁在信中写道：“此次使团收获颇丰，然而似乎人手还有些不足。”[148]如此，第二个使团带上给高卢各位主教以及奥古斯丁的公函从罗马出发。此时，在不列颠岛，奥古斯丁已是罗马教廷的全权代表。第二个使团的领头人是梅利图斯（Mellitus）和洛朗（Laurent），格里高利在公函中这样嘱咐他们：
关于英格兰人民，我经过慎重和成熟的考虑，总结为以下几点，请二位务必向奥古斯丁传达：首先，要毁灭英格兰人民所祭拜的神，但是万万不可摧毁他们的庙宇。准备圣水浇在庙宇上，并且在里面建造祭坛，摆上圣物。这些庙宇结实坚固，过去人们在里面祭拜恶魔，今后他们也将在同样的地方侍奉真神。英格兰人看到熟悉的庙宇，会因为习惯而进入，并开始在那里祭拜上帝。
其次，听闻英格兰人有宰杀动物作为祭品的习俗，那么请务必把握机会，将这项习俗变成基督教的隆重典礼。在将庙宇改造为教堂之日，在需要摆上圣物的众神节日，我们允许英格兰人像过去一样，在教堂周围建造简陋的小屋。大家带上献祭的动物在此聚集。然而，这些动物不再是恶魔的祭品，而是宴席上的食物。人们在饱餐之后，向上帝谢恩祷告。换句话说，人们在享受了身体上的满足之后，就更容易接受我们的引导，去享受精神层面的快乐。[149]
梅利图斯和洛朗把格里高利的指示以及披带[150]一同带给奥古斯丁。授予披带是教会从罗马帝国借鉴而来的礼仪，这条白色的环形羊毛披带象征着大主教在其辖区的绝对权威，是可以命令其他各位主教的官方标志。罗马教廷此前制订了英格兰教会构建的总方案，这次也被一同带给奥古斯丁。如今，英格兰人普遍信奉基督教，这套方案也总算可以派上用场了。按照计划，奥古斯丁作为大主教，统管12位主教，全部定居在伦敦。伦敦成为“基督教之城”后，大主教座堂也定在伦敦，管辖其他12所主教座堂。英格兰北方城市约克（York）皈依正统基督教后，奥古斯丁将选中一位教士，授以神职，赐予披带，并任命其为大主教，由新任大主教管辖其他12位主教。这位未来的大主教在奥古斯丁有生之年服从其管理；奥古斯丁去世后，则直接隶属于罗马教廷。[151]
从以上具体安排可以看出，过去让罗马元老院烦恼不已的教区管辖制度有了革新。但大主教座堂并未按照教皇的指示定在伦敦，奥古斯丁将大主教座堂设在了埃特尔伯特的王宫，位于坎特伯雷（Canterbury）。此举可能是为了讨好新入教的埃特尔伯特，也可能是为了更近地监督他，以防他回归原来的信仰。罗马使团中的一位传教士作为主教，在东撒克逊人的首府——伦敦建立主教座堂；另一位主教则在伦敦和坎特伯雷之间的罗切斯特（Rochester）建立第二座主教座堂。大主教奥古斯丁及其两位副手因为会使用“魔法”，很快闻名高卢。格里高利利用此事去激发各位法兰克首领对罗马教廷的敬慕和畏惧。[152]不过，格里高利一边夸赞奥古斯丁的影响力，一边却陷入不安之中，因为奥古斯丁显然已经成为众使徒争相模仿的对象。[153]他在给奥古斯丁的一封信中，虽然没有直接表明他的怀疑和不安，但是提醒奥古斯丁切不可忘记其地位和职责，令其有度地使用“超能力”。[154]
格里高利在信中写道：“听闻上帝通过你的双手向他所选中的民族展现奇迹，我甚是欣慰，因为通过这样的魔法，撒克逊人得以皈依基督教，获得心灵的慰藉。不过，与此同时，我也提醒你，不要因为这些奇迹而自我膨胀；不要因为他人对你的敬重、别人赋予你的荣誉而变得虚荣，因为这会变成你的心魔，并最终导致你的灵魂堕落。”[155]格里高利的忠告并非没有缘由，奥古斯丁从未掩饰过自己的野心，他并不满足于英格兰大主教的身份，他的理想是成为全世界基督教徒的大主教。他在一封寄往罗马的公函中生硬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究竟应该如何对待高卢主教和英格兰主教呢？”[156]格里高利谨慎地回答：“对于高卢主教，你没有任何权限。我已经将披带交给阿尔勒（Arles）的主教，我断然不会剥夺他的职权，他是高卢人的审判者，而你则无权干涉他人的管辖领域。[157]至于英格兰，我则全权交于你处理，我要求你坚定主教们的信念，并惩戒那些没有信仰之人。”[158]
罗马教皇坚决反对奥古斯丁自命不凡地去教导高卢人，但是却让他随意对待坎布里亚人。不过，坎布里亚人本是分立派教徒，教皇对这两族人民的不同态度并不难理解。坎布里亚人在多民族入侵布列塔尼之后，成为唯一留在岛屿上的土著居民。此时，他们除了保留着姓氏、语言和信仰，几乎一无所有。[159]他们支持“三位一体”的观点，主张“圣父、圣子、圣灵”为同一本体，但属于三个不同位格。和罗马教会观点不同的是，他们认为上帝不会拿父亲的错误去惩罚子女，上帝给予所有正直公正之人以恩赐，不会让那些刚出生、没有犯下任何过错就去世的孩子下地狱。坎布里亚人一直信奉佩拉热派的观点，并且长期受到当地风俗习惯以及东部神学的影响，所以在教义上和罗马教会有诸多分歧。此外，坎布里亚神职人员的着装等都与意大利和高卢有着显著区别，他们庆祝复活节的日期也有别于罗马教皇所规定的日子。事实上，只有极少数的坎布里亚人从事圣职，大部分人都忙于生计，根本没有信仰。[160]坎布里亚主教没有固定的居所，在各个城市之间转移，承担着监督员的职责；大主教时而住在凯尔雷昂（Kerléon），时而住在今天的圣戴维斯（Saint-Davids）。坎布里亚主教独立于所有教会，未曾被授予披带，也未曾向罗马教廷申请披带。在试图操控一切的罗马教廷看来，他的所作所为是不可宽恕的。[161]因此，格里高利不认可任何一位坎布里亚主教，同时也自认为有权派使者干涉，对其进行控制和矫正。
奥古斯丁向坎布里亚人传达命令，要求他们务必承认其为英格兰大主教，否则将会惹怒罗马教廷和盎格鲁—撒克逊的各位首领。为了向坎布里亚的神职人员证明其身份的合法性，他在萨维尔纳河边（坎布里亚人和其征服者领土的边界）的一棵橡树[162]下召开会议。奥古斯丁勒令坎布里亚人根据罗马教廷的要求革新宗教活动，慢慢融入基督教，并在他的指挥下，让全体英格兰百姓皈依基督教。演讲之后，奥古斯丁表演了如何让一位声称自己是盲人的撒克逊人恢复视觉。[163]然而，无论是他的能言善辩还是他的魔术戏法都不足以让坎布里亚人放弃他们自己独立的宗教信仰。不过，奥古斯丁并不气馁，再次召开会议，这一次，与会人员均是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包括英国的7位主教以及其他宗教人士。他们大多来自位于威尔士北部迪河（Dée）沿岸的班戈修道院（monastère de Bangor）。
然而，威尔士教士[164]到达时，奥古斯丁甚至不屑于从座位上起身，这让教士十分挫败。其中一位教士说道：“我们永远都不会承认罗马教廷对我们的统治，也绝不会认可撒克逊人对我们的专制。我们只服从上帝，听从崇高的大主教（住在凯尔雷昂）的命令。罗马人既然指引撒克逊人皈依基督教徒，又为何会任由其侵略我们，对他们的暴行不加以谴责呢？”[165]
后来，奥古斯丁下达最后通牒，坚持让威尔士教士承认自己为大主教，并且协助其将不列颠岛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转变为基督教徒。威尔士人一致反对，表示只要撒克逊人不把非法夺走的东西归还，那么他们坚决不会和这些侵略者结成友好的关系。他们还说 ：“我们千里迢迢来参加会议，而您甚至不愿意起身迎接，我们断然不会听从您的指挥，更不承认您‘大主教’的身份！”[166]奥古斯丁愤怒地威胁道：“那好吧！既然你们不愿意和你们的兄弟结成联盟，那么你们定会和敌人发生战争；既然你们不愿意和我一起向撒克逊人传授神的旨意，那么，在上帝公正的审判下，不久之后，撒克逊人必然成为你们的死亡使者，了断你们的性命。”[167]
不久之后，一位尚未皈依基督教的盎格鲁—撒克逊首领从北部南下，攻打会议召开的地区。迪河的班戈修道院的诸位神职人员回想起奥古斯丁的威胁，在恐慌中纷纷逃离修道院，逃往波伊斯军队所驻扎之地寻求庇护。波伊斯军队被打败后，撒克逊首领看到一些身穿异服之人，他们手无寸铁，跪拜祈求。别人告诉他这些人是威尔士神职人员，他们正在为族人祈祷，请求上帝的庇护。撒克逊首领说道：“如果他们为了我的敌人而祈求上帝，纵使他们没有武器，也是在与我作对！”[168]于是，他下令处死这两百多位神职人员，并摧毁班戈修道院，而该修道院院长正是上文中与奥古斯丁大主教辩论之人。教会作家这样记载：“对奥古斯丁而言，那些蔑视过他的人，如今受到了惩罚，他的预言也因此实现。”[169]威尔士人坚信是奥古斯丁挑动了这次侵略，并且将班戈修道院指派给诺森布里亚（Northumberland）的无信仰之人。他们的想法无法得到验证，但是时间上的吻合实在让奥古斯丁难辞其咎。罗马教廷篡改史学家的手稿来掩盖这一切，声称奥古斯丁在侵略发生以及班戈修道院教士被集体屠杀之时，已经去世。[170]而事实上，奥古斯丁在当时确实已经年迈，但是在其所预言的侵略发生一年之后，他才去世。[171]
奥古斯丁去世之后，洛朗接任成为大主教。梅利图斯和贾斯特斯（Justus）则分别在伦敦和罗切斯特担任主教。梅利图斯成功地让埃特尔伯特的亲戚、东撒克逊人的首领——塞伯特皈依基督教。塞伯特作为一位新入教者，对基督教甚是虔诚，并且赋予各位神职人员以荣誉和权威。然而，这样的状况并没有持久。在塞伯特去世之后，他的两个儿子接任他的位置，但对基督教并不热心。他们不再信奉基督教，并且取缔了一切反对旧信仰的法律。不过，两位王子性格温和，他们对于梅利图斯主教及其坚定的追随者态度宽容，并没有怠慢他们。此外，两位王子虽不再信仰基督教，但出于心里的不安，仍然去基督教教堂祈祷。
一日，梅利图斯和他的门徒们享用圣餐，两位王子问道：“过去你曾经将这白面包给予我们的父亲，为何今日却不给我们呢？为何会有这样的区别对待？”[172]主教回答道：“若你们也像你们的父亲一样受洗，那么你们即可享用这有益于身体健康的白面包。”“我们不想受洗，可是我们想食用这白面包。”[173]两位王子多次提出这样的无理要求，他们认为主教这样执着地拒绝他们，是因为他不怀好意。于是他们说：“既然你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满足我们的要求，那么你必须离开我们的土地。”[174]
梅利图斯和他的同伴被驱逐出伦敦，他们来到肯特，与洛朗大主教、贾斯特斯主教汇合。而埃特尔伯特的儿子艾德伯尔德（Edbald[175]）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同样冷淡，对待他们并不热情，两位主教几乎遭遇了同样的挫折，他们当即决定前往高卢。但是洛朗大主教愿意留在肯特做最后的努力，因为他觉得艾德伯尔德态度模糊，对于回归旧信仰并不坚决。洛朗大主教在英格兰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把床铺摆在了埃特尔伯特在坎特伯雷建造的圣皮埃尔教堂（église de Saint-Pierre）。[176]第二天早晨他从教堂出来时，满身血迹，浑身瘀伤。他去拜见艾德伯尔德，说道：“看看，这就是使徒皮埃尔对我的惩罚，因为我试图离开他的信徒们。”[177] 艾德伯尔德对这样的场景感到震惊，开始担心自己也会遭到这位使徒的报复，于是他请求洛朗大主教留下，并且召回贾斯特斯，允诺会发动自己的力量，协助两位主教让那些和他本人一样的弃教者回归基督教。就这样，在泰晤士河的周围，基督教得到重生，并且再也没有消亡。洛朗去世之后，依次由梅利图斯和贾斯特斯接任大主教之位。过去试图驱逐他们的肯特国王，如今因为他的虔诚以及对基督教事业的支持，屡次受到教皇的 褒奖。[178]
几年之后，艾德伯尔德的一个妹妹艾塞尔伯奇（Ethelberge[179]）嫁给了诺森布里亚[180]的国王——埃德温（Edwin）。艾塞尔伯奇从肯特出嫁时，有一位名叫保林（Paulin）的教士陪同。保林本是罗马人，如今被任命为约克主教，按照格里高利的计划，他将协同艾塞尔伯奇将无信仰的埃德温转变为基督教徒。保林有着黑色的头发，棕色的面庞，身材纤瘦，长相实在是有别于有着棕色头发的当地人。[181]艾塞尔伯奇怀孕之后，保林告诉埃德温，他已经获得了让其妻子无痛分娩的恩赐，但是条件是孩子必须以耶稣之名受洗。初为人父的喜悦让埃德温答应完成妻子的所有愿望，但他本人拒绝接受洗礼。[182]
罗马的教皇卜尼法斯（Boniface）给埃德温寄了一封信，试图通过财物和土地的诱惑来吸引埃德温，让他最终皈依基督教。教皇这样写道：“我向您传递您的保护者圣皮埃尔赐予您的礼物，其中有金绣的亚麻衬衫，以及安科纳（Ancône）细羊毛制成的大衣外套。”埃德温的妻子艾塞尔伯奇也收到了象牙镶金的梳子和一面银制的镜子。[183]埃德温虽然接受了礼物，但是仍然无法下定决心皈依基督教，他的思想坚定顽固，让他改宗换教并非易事。[184]
埃德温年轻时曾有过十分稀奇的遭遇，但他对此守口如瓶，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只是，床笫之欢间，他向妻子吐露了这个秘密。在他年轻时，有一次受到敌人突袭，落入想置他于死地的敌人手中。奄奄一息、了无生望之时，他仿佛看到一个陌生人带着严肃的神情向他走来，说道：“对于救你性命之人，你能给予什么作为回报呢？”埃德温回答道：“一切在我能力范围以内的事情。”陌生人又说 ：“那么，如果这个人只要求你按照他所说的方式去生活，你可愿意呢？”埃德温发誓说可以。这个陌生人展开一只手，放到埃德温的头上，说道：“请你务必记得这个瞬间，务必遵守你许下的誓言。”[185]后来埃德温真的奇迹般地脱离危险，不过这个梦境他始终铭记在心。
一日，埃德温独自一人在房间。门突然打开，“梦中之人”向他缓缓走来，靠近他，一言不发地将手放在他的头上。埃德温甚是惊愕，当场从座位上跌落在地。此时， “梦中之人”轻轻地扶起他，从此成为他的教父。根据教会史学家记载，此人正是保林，他得知这个可以攻破埃德温心理防线的方法，使他心甘情愿地成为基督教徒。[186]于是，埃德温就这样皈依基督教，不过，他仍然坚持让自己的臣民自由选择宗教信仰。[187]保林让埃德温召集“全国议会”，在撒克逊语中为 “Wittena-Ghemote”，意为“有智慧人所参加的会议”。全国议会是日耳曼人在重大事件时所召开的会议，与会人员往往包括大法官、大地主、战功赫赫的大将以及神职人员。埃德温在这次会议中告知大家他改宗的缘由，然后依次询问与会人员对于基督教的想法。
主教首先发言：“在我族人民中，没有人比我更加热忱地信奉诸神，但我既不是最富有的，也不是最受人敬仰的。因此，我们所信奉的众神并没有任何实际能力，更不是万能的。”[188]
然后大将站起来发言 ：“您可还记得发生在冬天的一件小事？当时您和诸位上尉以及各位武官开会商议要事。火烧得很旺，屋里很暖，然而屋外雨雪交加，狂风大作。就在这个时候，一只小鸟突然飞进屋里，它从一扇门飞进来，很快又从另外一扇门飞出去。在屋内飞行的这一小段对它来说应该是温暖而又甜蜜的吧，它不再受到狂风暴雨的摧残，但在屋内的时间何其短暂，它很快飞了出去，继续接受寒冬的洗礼。这就让我想到，人在这世上活着的时间如此短暂，出生之前和死亡之后的路漫长而又黑暗，实在让人心生畏惧。如若基督教可以让我们对此多些确信，那么这个宗教就值得我们去信奉。”[189]
在所有人发言之后，保林介绍了基督教教义，议会投票表决，像是投票通过法律一般，大家慎重宣誓，放弃过去的信仰，不再信奉众神。不过，当保林提出要摧毁众神的画像时，没有任何一人胆敢亵渎圣物，承担这样的风险。此时，他们先前的主教站出来，向武官首领要了一匹公马，这是对旧信仰的公然挑衅，因为按照教义，神职人员不可以身披战袍，而且只可以骑母马。[190]在大家的注视之下，他挥舞着长矛向庙宇飞奔而去，敲打墙壁，毁坏画像，所有目击这一切的人都对其疯狂行为感到震惊。随后，人们建立起一个木头房子，在那里，国王埃德温和其他人接受洗礼。[191]由此，保林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主教，他穿越德伊勒（Deire）和伯尼西亚（Bernicie）等地区，在斯维尔（Swale）和格伦（Glen）两河流域，为那些响应议会决定的人们，举行受洗仪式。[192]
受到诺森布里亚王国的政治影响，住在亨伯河南部、东撒克逊人北部的东盎格利亚人（Est-Angles）皈依了基督教。这个民族早前已接受南部罗马教士的传道，但是他们古老的宗教信仰和基督教竟然共存，以至于他们的首领——雷德沃尔德（Redwald）在同一座庙宇中设立了两个祭坛，一个用来祭拜条顿诸神，另外一个则用来祭拜上帝，而他自己则轮流向两个祭坛祈祷。[193]亨伯河流域的居民皈依基督教30年后，一位东盎格利亚妇女将麦西亚王国的国王转变为基督教徒，此时，麦西亚的势力范围从亨伯河延伸至泰晤士河。仍然保留着原始信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住在南部河域，他们直到7世纪末才皈依基督教。[194]
八位罗马修道士陆续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之后，这个职位才最终由撒克逊人接手。奥古斯丁之后所有的主教都从未放弃让坎布里亚神职人员归顺罗马教廷的希望，他们常常向威尔士教士发布限令和警告，对他们施加各种压力。罗马教廷在控制了整个不列颠岛后，野心甚至已经延伸到爱尔兰岛，不过，和不列颠岛一样，爱尔兰岛完全独立于外国势力，甚至被称为“神的岛屿”，岛屿居民对基督教十分虔诚，但是他们拒绝归顺罗马教廷。因此，罗马教廷常常指责爱尔兰人，在发往爱尔兰的信件中，他们语气尖酸刻薄：“我们作为西部区域的教廷代表，此前完全相信你们对基督教的虔诚，可如今我们对此产生怀疑。[195]高隆邦（Columban）到访高卢、达喀曼（Dagamman）到访不列颠岛时的种种表现都坚定了我们这一信念。这位达喀曼经过我们居住的地方却不愿意造访，更别说和我们同桌进餐了。”[196]
高隆邦拜访高卢，常常被用来证明爱尔兰基督教徒的堕落。高隆邦本是爱尔兰人，受到神灵感应而成为传教士，他愿意为信仰而冒险，于是选择12位同伴，准备航行。他先到达不列颠岛，然后抵达高卢，并最终来到高卢东部边境。在那里，人们信仰的仍然是日耳曼异教，于是高隆邦下定决心在此地建立一个祈祷和布教的场地。[197]他穿越孚日山脉（Vosges）茂密的森林，来到一处罗马要塞的废墟，也就是今天的吕克塞（Luxeuil）。废墟中央流淌着温泉水，装饰有雕像，甚至还有大理石水槽。高隆邦如获至宝，对于他和同伴们来说，这可是建造房屋和祈祷室的最佳素材，而他们最终建成的修道院完全符合爱尔兰修道院的各项要求。[198]爱尔兰教士名声在外，很快吸引了很多慕名而来的学徒以及有权之士。这片领地的首领提奥德瑞克也亲自拜访，并表示愿意参加他们的祈祷。
高隆邦比任何一位法兰克神职人员都更有勇气，他严厉批评了到访的提奥德瑞克，批评他没有合法妻子，却有不少情人。[199]这样的指责不仅激怒了提奥德瑞克本人，更让他的祖母十分生气，也就是那位格里高利大肆赞扬过的布鲁尼尔德。她为了完全控制自己的孙子，处心积虑地让他远离，甚至厌恶婚姻。[200]在这位充满野心、颇有心计的老妇人的挑唆下，诸位贵族以及各位主教通过恶意进谏让提奥德瑞克厌恶高隆邦。他们指控高隆邦的信仰并不正统，指责他在高卢教堂散播教会分立的言论，诬陷他禁止无信仰之人进入修道院内部。[201]最后，提奥德瑞克来到吕克塞，冲进修道院的餐厅，命令高隆邦离开高卢。[202]一行士兵护送高隆邦先到达贝藏松（Besançon）和欧坦（Autun），然后到了纳维尔（Nevers），在那里沿着卢瓦尔河到了南特，然后乘船回到爱尔兰。[203]由于高隆邦对基督教无比虔诚并且有冒险精神，因此，他再次回到高卢。他先抵达赫尔维西亚的阿尔卑斯山山区（Alpes），然后从那里前往意大利，并在那里去世。高隆邦的失败经历让撒克逊主教们断言，爱尔兰人所信仰的基督教不纯粹，他们有资格去改变其信仰，让其更纯粹。[204]
那些将高隆邦一行人赶出高卢的各位主教，将被祝圣过的十字架赠予盎格鲁—撒克逊各位首领，命令他们以此为战旗，去剿灭不列颠岛残留的旧基督教徒。[205]根据记载，这些基督教徒控诉外族的阴谋和品行不端的神职人员是导致整个民族不幸的根源。他们确信罗马教廷对不列颠岛不怀好意，于是更加坚定地抵制罗马教廷颁布的教条，顽强地抵抗罗马帝国的统治，此外，他们先后多次向君士坦丁堡教会讨教神学的一些疑难问题。其中最受人尊重的一位基督教教士，同时也是吟游诗人，他在自己所创作的诗歌中写道：“因为一位牧羊人粗枝大叶，上帝的羊群受到了罗马狼群的迫害。”[206]
盎格鲁—撒克逊的多位首领听命于罗马教廷，教皇派来的各位使节以此为契机，打算利用他们进一步摧毁不列颠岛的古老信仰。8世纪，威尔士北部的一位主教在宗教评议会所规定的日期庆祝复活节，使得其他主教群起而攻之。得知这个内讧的消息之后，盎格鲁—撒克逊人趁机进攻南部地区。[207]为了避免外族的侵略和掠夺，一位威尔士首领试图严惩这位篡改原本宗教习俗的主教。不过，为时已晚，民愤早已无法平息，这位首领后来在一次动乱中身亡。威尔士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对旧信仰的坚持逐渐消退，他们厌倦了源源不断的战争，很大一部分威尔士神职人员皈依正统基督教。就这样，这片土地的宗教信仰慢慢地统一，不过此时离整个英格兰的宗教统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8]
盎格鲁—撒克逊首领为表示对罗马教廷以及圣彼得教堂的崇敬之意，提供了大量丰厚的礼物，并且每年按时纳贡。过去的勇士如亨吉斯特、霍萨、策尔迪克、埃拉和艾达的后继者们，受到罗马教士的教导，把原来的斧头标志替换为绣有金制花饰的棍棒，以此作为王权的象征，并且不再把战争作为第一事业。[209]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以训练出最勇猛的军队为目的，而是按照教皇们所提倡的圣本笃会规[210]建立了多座修道院。很多首领剪去长发，遁世隐居。如若他们仍有具体职务在身，无法隐居，那么会将一座修道院的祝圣仪式看作头等大事。修道院的启用仪式往往极其隆重[211]，出席的人包括各位首领、主教、将领以及智者，国王和其他王室成员则坐在各位宾客中间。主教用圣水浇灌新建的墙壁，并以圣彼得和圣保罗两位忠实使徒之名，宣布将这座修道院献给上帝，国王站起来，大声说道[212]：
多亏上帝的恩赐，我才能够以耶稣和其他使徒之名，有所作为。我将赐予各位神职人员土地、沼泽、池塘和河流，在座的各位都是见证者。我希望他们能够拥有我所赐之物的全部使用权，并且不用纳税。修道院只服从罗马教廷的统治，因为我等无缘前往罗马朝拜的人，正是在这里祈祷并接触到使徒圣皮埃尔的。我的后继者，我的儿子、兄弟或者其他任何人，只要他们想要永生，想要从永恒的火焰中得救，就不得违背我今天的承诺。任何试图减少教士财产之人，日后在天堂的财产同样会被削减；努力扩充教士财产之人，将来在天堂也会得到同样的回馈。
然后国王拿起写有馈赠契约的羊皮纸，在上面画上十字架。随后，他的所有亲眷、各位主教、各方官员以及其他所有身份尊贵之人都在契约上画上十字架，并纷纷说道：“我以耶稣之名发誓。”[213]
对于罗马教廷，盎格鲁—撒克逊人从宗教上的服从逐渐转变为政治上的顺从，但是随着隶属关系的凸显，双方的联系再也不像过去那样稳固。一些罗马使徒自称可以开启或是关闭上帝之门，在这些使徒面前，部分英格兰首领言听计从，[214]但是另外一部分首领识破他们利用宗教蛊惑人心的诡计，公然摒弃罗马教廷以基督教之名颁布的法令。[215]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英格兰神职人员一开始仍然支持罗马教廷，维护其权威，[216]但很快，他们自己被卷入国内舆论的漩涡，只向罗马教廷履行他们曾经允诺的义务，教皇对此甚是不悦。此时，对于罗马教廷而言，英格兰人与当时主张教会分立的坎布里亚人无异，于是出于宗教目的，更是出于政治目的，他们选择和英格兰人的敌人联手，全力支持其野心勃勃的进攻事业，正如当时他们自己侵略不列颠岛的原住民一样。他们向进攻英格兰的人允诺土地和财物，并答应赦免他们的罪过。英格兰人先前心甘情愿纳贡，后来对宗教的热忱慢慢消退，再加上有必要节约国家资金，他们开始拒绝向罗马纳贡，罗马也因此打算奴役这个国家。
故事的后续就是大篇幅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没落史，不过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坎布里亚人对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战争。盎格鲁—撒克逊人取得胜利，他们的白色军旗一步一步地将坎布里亚人的红色军旗击退至西部。[217]于是，在已经占领了福斯河和克莱德河以北区域之后，他们的领土继续向西扩大，不过在7世纪末，领土边境一直固定在西部的这个地方。皮克特人和斯科特人受到诺森布里亚国王——艾格佛里斯（Egfrith[218]）的伏击，但是巧妙地将其引入峡谷，最终击败他。取得胜利之后，皮克特人和斯科特人继续向福斯河南部进犯，直至特威德河，并在那里设立了边境。这条边境线设立之后，南部居民一直未能进犯分毫，并且将不列颠岛分为两个部分。[219]住在福斯河和特威德河之间平原地区的盎格鲁人被皮克特人和斯科特人接纳，并且被统称为“苏格兰人”（Ecossais），这个国家的现代用名也由此而来。
在岛屿的另外一端，也就是康沃尔，那里的居民一直为了获得独立而奋斗，他们偶尔会得到阿尔摩里克的布列塔尼人的支援。[220]后来，康沃尔的居民向西撒克逊人纳贡，但坎布里亚人则一直拒绝屈服于西撒克逊人。他们的诗人这样说道 ：“我们坎布里亚人绝对不会向任何人纳贡，我们会为得到威河（Wye）流域的土地奋战到底。”[221]事实上确实如此，撒克逊人的领土范围到威河为止，试图打破此界线的是一位麦西亚国王——奥法（Offa[222]）。他跨越了萨维尔纳河以及不列颠岛南部的亚平宁山脉（Apennins），这可谓是最后一道防线。越过这些山脉向西大概50英里的位置，为替代这些自然屏障，奥法从南到北，建立了城墙和沟壑，从威河流域一直到迪河的山谷。就这样这城墙将不列颠岛的南部（从特威德河一直到康沃尔）一分为二，两边居民人数不均等，但互不干涉。
在迪河的入海港湾的北部，在山脉和海之间，有一处隐蔽的土地。半个世纪以来，此地受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控制，不列颠岛的原住民越来越少，他们或是逃往威尔士，或是逃往索尔韦海峡的山区。在这最后的避难所，他们得以保留原始的自由，在他们的民族语言中，自称“坎布里亚人”，以便与“英格兰人”区分开来，而这个名称也和他们所逃难的地方结合了起来。[223]少数的布列吞人居住在加洛韦（Galloway）平原以外，克莱德河流域的幽深的山谷里，他们因为地形优势，未曾受过侵扰。后来斯科特人和皮克特人攻占了苏格兰的洼地，直到安南山谷和特威德河，他们作为最后的不列颠岛的原住民，以坐落在岩石上的敦巴顿（Dumbarton）为要塞和首都。一直到10世纪，这些原住民一直作为独立的民族生活在这片区域。自那以后，他们的民族称谓逐渐消失，可能是在某次战争中被灭族，也可能是已经融入周围的其他民族。
除了威尔士人所占领的狭小贫瘠的土地之外，坎布里亚的凯尔特人、利比里亚人以及其他岛屿原住民都从不列颠岛消失了：他们中一些人是从东欧移民至此，一些人在高卢的西海岸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来到不列颠岛。这个伟大的民族仅剩的少部分人仍然倾尽全力保卫自己的最后一方家园，勇敢地对抗无论从数量还是财富都远远超过他们的敌人。他们也许会打败仗，但是从未被征服。多个世纪以来，他们始终坚信他们的民族和语言一定可以永存。在他们第一次遭遇溃败的时候，威尔士的诗人就这般预测过。[224]后来，每当有敌人越过坎布里亚的山区，并获得战争的胜利之后，他们就会听到威尔士人这样的言辞：“你们白白打了胜仗，你们既不可能摧毁我们的姓氏，更不能毁灭我们的语言。”[225]岛屿的命运、人民的无畏，以及这片由岩石、湖泊和沙土构成的广阔的土地，都见证了威尔士诗人当初大胆的预言。而这诗歌的推测更是鼓舞了这个民族的爱国情怀，成为他们勇气和力量的源泉。
坎布里亚人以诗歌为生，此言不假，在保存至今的政治诏书中，他们把诗人和音乐家放在和农民以及手工艺者同样重要的位置，这三个职业是整个社会的三个支柱。[226]诗人创作的主题很固定，比如国家的命运、不幸和希望。坎布里亚人往往赋予最简单的语句一些奇妙的遐想：吟游诗人的愿望被看作承诺，他们的期待被当成预言。他们之所以没有吟唱亚瑟王的死亡，那是因为他们默认亚瑟王还活着。当竖琴的演奏家无意识地演奏出悲伤的音乐时，听众也会觉得这暗示着英格兰某座城市正浴血奋战，抵御外敌的侵略。[227]这种充满回忆和希望的生活，对于坎布里亚人来说，无疑是美化了这个布满岩石和沼泽的国度。他们虽然贫穷，但是乐观开朗，他们认为困难痛苦只是暂时的，他们不知疲倦地等待着某次政治变革。按照某位吟游诗人的说法，变革之后，他们终将找回那些他们曾经拥有的，他们终将拿回属于他们的不列颠岛的王冠。[228]
几个世纪之后，不列颠岛仍然没有回到岛屿原住民的手里，这似乎和诗人们的预言背道而驰。虽然外国侵略者后来被打败，但击败他们的并非威尔士人，外国侵略者的战败也并没有给威尔士人带来任何益处。盎格鲁—撒克逊人也即将被来自海外的敌人侵略和征服，这些故事我将在后面的章节向大家娓娓道来。盎格鲁—撒克逊人曾经征服了所有先于他们到达不列颠岛的人，他们此后将作为受苦难和被压迫的民族而反抗。时间的流逝让我们忘却了那些古人的不幸，遗忘并淡化了已去之人的苦难。但是过去的史料对此有着详尽的记载，朴实的语言让另一个时代的人类复活，我们既对历史人物感到惋惜怜悯，又对史学家的刚正不阿感到敬佩。他们既要做到绝对公正，又要赋予故事人性化的色彩。
【注释】
[1]Trioedd ynys Prydain， n.I； Myvyrian archailology of Wales， vol.II， p.57.
[2]也可称为“Alban”或者“Albyn”；拉丁文为“Albania， Albanie”。
[3]“坎布里亚”和“利古里亚”的拉丁文分别为“Cambrie”和“Logrie”。（译者注）
[4]更准确的写法为“Lloëgrwys”。
[5]今天的北海，法文为“mer du nord”。（译者注）
[6]拉丁文为“fretum gallicum”或者“fretum morinorum”，法文为“Pas-de-Calais”，英文为“Strait of Dover”。
[7]Trioedd ynys Prydain， n.I； Myvyrian archailology of Wales， vol.II， p.57.
[8]Trioedd ynys Prydain， n.I； Myvyrian archailology of Wales， vol.II， p.58.
[9]Horæ Britannicæ， t.II， p.31 et p.327. 这些废墟一般被称为“Cyttiau y Gwyddelad”，也就是“盖尔人之屋”。参见Edward Lhuyd， Archæologia Britannica。
[10]指现在的爱尔兰。（译者注）
[11]盖尔人（Gaëls ou Galls），又称戈伊德人。盖尔人的族源与苏格兰人相同，主要由皮克特人与斯科特人结合而成。（译者注）
[12]Horæ Britannicæ， t.II， p.292-300. Trioedd ynys Prydain， n.5； Myvyrian archailology of Wales， vol.II， p.58.
[13]Horæ Britannicæ， t.II， p.292-300. Trioedd ynys Prydain， n.5； Myvyrian archailology of Wales， vol.II， p.58.
[14]此处应指“爱尔兰海”。（译者注）
[15]佛拉芒（Flandre）是比利时西部的一个地区，又译为“佛兰德”人口主要是佛拉芒人，说荷兰语。（译者注）
[16]Trioedd ynys Prydain， n.6； Archailology of Wales， vol.II， p.58.
[17]Trioedd ynys Prydain， n.7； Ibid.
[18]Trioedd ynys Prydain， n.8； Ibid.
[19]Trioedd ynys Prydain， n.8； Ibid.
[20]卡里多尼亚（Calédonie 或Caledonia），布列塔尼语为“Calyddon”，意为“森林之地”。
[21]分别名为“安东尼长城”（vallum Antonini）和“哈德亚尼长城”（vallum Hadriani），后者之后更名为“塞韦里长城”（Severi）。
[22]即为“卡里多尼亚”。
[23]Gildas， de Excidio Britanniæ， passim.
[24]Zosimus， apud Script.rer.gallic. et francic.， t.I， p.586.
[25]Laws of Hywel Dda； Cambro-briton， vol.II， p.298.
[26]Giraldi Cambrensis Cambriæ description， cap.XVII； Camden， Anglica， Hihernica， etc.， p.890.
[27]伦蒂尼恩（Lon-din），又称罗马伦敦，约公元43年建于今伦敦城一带的居民地。有赖泰晤士河上的桥梁，伦蒂尼恩发展为道路枢纽和主港口，是罗马帝国布列颠尼亚行省的重要商业中心，及至5世纪衰亡。（译者注）
[28]Trioedd ynys Prydain， n.2； Archailology of Wales， vol.II， p.57.
[29]此处“日耳曼人”主要指代北欧的海盗。（译者注）
[30]Gildæ Hist.， cap.XII， apud rer. anglic. Script.， t； I， p.4， ed. Gale.
[31]Zosimus. Apud Script.rer.gallic. et francic.， t.I， p.587.
[32]Gildæ Hist.， cap.XVII， apud rer. anglic. Script.， t； I， p.6， ed. Gale.
[33]坎布里亚人的写法为“Gwrthevyrn”。盎格鲁—撒克逊史学家则写作“Wyrtegern”或者是“Wortigern”，两种写法发音一致。
[34]Trioedd ynys Prydain， n.9； Myvyrian archailology of Wales， vol.II， p.59.
[35]Chronicon saxonicum， ed. Gibson， p.12. 根据撒克逊语，拼写为“Hengist”。“Hengist” 意为公马，而“hors”也可写作“hros”，也是马匹的意思。一般来说，撒克逊语中，源自日耳曼语的专有名词中的“gh”往往被“g”取代。
[36]朱特人（Jutes ou Iutes），日耳曼人的一支，和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是当时最强大的三个日耳曼分支。（译者注）
[37]撒克逊人（Saxons），日耳曼人的一支，早年分布在德国境内的下萨克森一带， 5世纪入侵不列颠岛。（译者注）
[38]条顿人，日耳曼人的一支，前4世纪时大致分布在易北河下游的沿海地带，后来逐步和日耳曼其他部落融合。（译者注）
[39]阿勒曼尼人（Alamans），日耳曼人的一支。最初是由几支零星的日耳曼部落组成。213年罗马人进攻阿勒曼尼人的记载中，最早提到此名。其后数十年中，他们对罗马诸行省的威胁日趋严重。496年被克洛维征服，并入法兰克王国。法语与西班牙语中“德国”（Allemagne， Alemania）一词即衍生于这一支人的名称。（译者注）
[40]Lettre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letter VI.
[41]Henrici Huntindoniensis Hist.， lib.II， apud rer.anglic. Script.， p.309， ed. Savile.
[42]当时不列颠的国歌。Arymes Prydein vawr； Cambrian register， for 1796， p.554 et suiv.
[43]Gildæ Hist.， cap.XXIII， apud rer. anglic. Script.， t； I， p.8， ed. Gale.
[44]Arymes Prydein vawr； Cambrian register， for 1796， p.554 et suiv.
[45]Nennii Hist. Birton， cap.XLVI， apud rer. anglic. Script.， t.I， p.110， ed. Gale.
[46]Le glossaire saxon d’Edward Lye.
[47]在撒克逊编年史中，则将其中的“k”写作“c”，即“Cant-wara-rice”。Henrici Huntind. Hist.， lib.II， apud rer. anglic. Script.， p.310 et 311， ed. Savile. Bedæ presbyteri Historia ecclesiastica， lib.II， cap.XV.
[48]在所有的日耳曼语的专有名词中，为了保持原有的发音，总是需要把字母“k”换成字母“c”。
[49]West-seaxna-rice；更简短地写作“West-seax”。（Chron.saxon.， ed.Gibson， p.18 à 30.）
[50]East-seaxna-rice， East-seax.（Ibid. p.12 à 30.）
[51]阿瓦隆（Avalon）是亚瑟王传说中的重要岛屿，凯尔特神话的圣地。阿瓦隆是威尔士极乐世界的别称，另外被称之为“赐福岛”或“天佑之岛”。一般认为它就是现今位于英格兰西南的格拉斯顿堡。（译者注）
[52]Guillielmi Neubrigensis Hist. proem.， p.13， ed. Hearne. Willelmi Malmesburiensis de Gest. reg.angl.， lib.I， cap.I， apud rer. anglic. Script.， p.9， ed.Savile. Joannis de Fordun Scotichronicon， lib， III， cap.XXV， p.219， ed. Hearne. Nennii Hist.Briton.， cap.LXII et LXIII， apud rer. anglic. Script.， t.I， p.114， ed. Gale. Sketch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ymry， by Roberts， p.141 et suiv.
[53]Archaiology of Wales， vol.I， p.57.
[54]又称“Bryneich”或者“Deywr， Dewyr”。
[55]Archaiology of Wales， vol.I， p.4.
[56]Archaiology of Wales， vol.I， p.4-13.
[57]Chron. Saxon.， ed. Gibson. passim.
[58]Les glossaires de Wachter， d’Ihre et d’Edward Lye.
[59]一般来讲日耳曼殖民地有七个；不过原先有八个，然后七个、六个，然后因为种种抵御反抗，再次变为八个。
[60]Horæ Britannicæ， t.II， p.222.
[61]Gwylt Wallia.（Taliesin； Archaiology of Wales， vol.I， p.95.）
[62]Johan. de Fordun Scotichrenicon， lib.II， cap.XIII， p.252， ed. Hearne.
[63]Gildæ Hist.， cap.XXV， apud rer. anglic. Script.， t.I， p.8， ed. Gale.
[64]阿尔摩里克（Armorique），法国滨海区域，位于波尔尼克（Pornic）以及第厄普（Dieppe）之间。（译者注）
[65]凯尔特人，拉丁文写作“Celtæ， Galatæ”， 罗马人和希腊人都以此称呼高卢人。另外，在没有更合适称呼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如此称呼坎布里亚人的后裔。（凯尔特人是欧洲最古老的土著民族之一，在罗马帝国时代，与日耳曼人、斯拉夫人被称为“三大蛮族”。［译者注］）
[66]原先的“布列塔尼岛”即不列颠岛。（译者注）
[67]Engel-seaxna land， Engla-land； 发音按照Engleland； 后来慢慢演变为England。
[68]日耳曼尼亚（Germania）是古代欧洲的一处地名，位于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同时也包括被古罗马控制的莱茵河以西地区。地名来自高卢语，由罗马共和国统帅恺撒最先使用，以指代莱茵河以东的居民，意为“邻居”。
[69]西哥特人，West-Gothen； 拉丁语为“Wisigothi”。（西哥特人属于哥特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哥特人从2世纪起就定居在欧洲东部乌克兰一带，其中居住在德涅斯特河西的就被称作西哥特人。［译者注］）
[70]Lettre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lettre VI.
[71]Paulus Orosius，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I， p.597.
[72]Lettre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lettre VI.
[73]Sidon. Appollinar. Carmina， apud Script. rer.gallic et francic.， t.I， p.810.(www.daowen.com)
[74]Sidon. Appollinar. Epist.，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I， p.798.
[75]Lex Theodosli et Valentinini， apud Scrpit. rer. gallic et francic.， sub anno 445， t.I， p.768.
[76]Sidon. Appollinar. Epist.，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sub anno 474， t.I， p.798.
[77]Gregorii Turonensis Hist. France.， lib， II， cap. XXIII， apud Script. rer.gallic et francic.， t.II， p.173.
[78]Lettre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Appendice.
[79]Roriconis Get. Frac.， apud Script. rer.gallic. et francic.， t.III， p.4. Hariulfi Chronicon centulense， ibid.， p.349. 法兰克语中，后缀“ing”指“后代、后裔”。（墨洛维［约415—457年］，法兰克萨利安（Salian）部落的首领，墨洛温王朝建立者克洛维的祖父，墨洛温王朝即以墨洛维的名字命名。［译者注］）
[80]Lettre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Appendice.（克洛维一世［466—511年］，法兰克王国奠基人、国王。［译者注］）
[81]Vita S. Vedasti，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III， p.372.
[82]Aimonii Chronicon， lib.XIV，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III， p.38.
[83]Greg. Turon. Hist. Franc. Epitome.，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II， p.400. Vita S. Remigii， ibid， t.III， p.375.
[84]Greg. Turon. Hist. Franc.， ibid.t.II， p.178.
[85]Greg. Turon. Hist. Franc.， ibid.t.II， p.177.
[86]Vita S. Vedasti，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III， p.377.
[87]西门彼得（apôtre Pierre），原名西门巴约拿，耶稣十二使徒之一。基督教早期教会领袖之一。西门彼得被倒钉十字架而死。死后被罗马天主教追认为第一任教皇。（译者注）
[88]Sidon. Appollinar. Carmina，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I， p.507. Procopius de Francis， ibid. t.II， p.31.
[89]Vita S. Vedasti，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III， p.378.
[90]拉丁文写作“Gundobaldus”。Gond， gund， guth， 意为“战士”； bald， bold，意为“勇敢”。
[91]Collatio episcoporum coram Gundebaldo rege，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IV， p.99， 100 et 101.
[92]Collatio episcoporum coram Gundebaldo rege，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IV， p.100.
[93]Vita. S. Dalmatii，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III， p.420.
[94]Collat.episc. coram Gundebaldo rege， loc. supr. cit.
[95]拉特朗圣若望大殿（palais de Saint-Jean-de-Latran），是天主教罗马教区的主教座堂，罗马总主教（教宗）的正式主教座堂。（译者注）
[96]Gesta reg. Franc.， apud Script. rer.gallic. et francic.， t.II， p.553.
[97]Greg. Turon.， Hist. Franc.， lib.II， cap.XXIII， ibid.， t.II， p.173.
[98]Idatii Chron.， apud Script. rer.gallic. et francic.， t.II， p.463.
[99]Vita. S.Quintiani， ibid.， t.III， p.408. Vid. Greg. Turon. De Apruneulo， Theodoro， Proculo， Dyonisio， Volusiano et Vero， episcopis.
[100]1英里约等于1.6千米。（译者注）
[101]阿拉里克二世（Alarik II，484—507年在位），阿拉里克二世被法兰克的克洛维一世处死，西哥特王国失去南高卢，成为纯粹的西班牙国家。（译者注）
[102]按照罗马的习俗，这些领袖被称为“参议员”（sénateur）。（译者注）
[103]Vita. S. Eptadii，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III， p.381. Vita S. Eusicii， ibid.， t.III， p.429.
[104]Vita. S. Germerii， episcopi tolosani， ibid.， t.III， p.386.
[105]Epistola Aviti， viennensis episcopi，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 cic.， t.IV， p.50.
[106]此处的“布列塔尼人”正是当初从大不列颠岛逃亡到高卢的布列吞人。
[107]Dom Lobineau， Histoire de Bretagne， t.I， liv.I， p.7-13.
[108]Cambrian biography， p.86. Sketch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Gymry by Roberts， p.129.
[109]Dom Lobineau， Histoire de Bretagne， t.I， liv.I， p.7 et 8.
[110]所有不列颠主教拒绝参加公元566年于图尔举行的主教会议。Dom Lobineau， Histoire de Bretagne， t.I， liv.I， p.8-13.
[111]Ermoldi Nigelli Carmen de Hludovico imp.， lib.III，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VI， p.40.
[112]Ermoldi Nigelli Carmen de Hludovico imp.， lib.III，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VI， p.53.
[113]Diploma Hludovici Pii imp.， ibid.， t.VI， p.514.
[114]Diploma Hludovici Pii imp； Dom Lobineau， Histoire de Bretagne， pièces justificatives， t.II， p.26.
[115]Theodosii et Valentiniani rescript.， sub anno 425，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I， p.768. Chronicon Prosperi Tyronis， de Hæreticis arianis； ibid， p.637.
[116]出自《圣经·诗篇》51：5。（译者注）
[117]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 I， cap.XVII. Henrici Huntind. Hist.， lib.II， apud rer. anglic. Script.， p.329， ed. Savile.
[118]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oc.， supr. cit.
[119]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 I， cap.XX. Henrici Huntind. Hist.， lib.II， apud rer. anglic. Script.， p.311， ed. Savile.
[120]指格里高利一世（590—604年在位），他是中世纪教皇之父，致力于政教合一的统治。（译者注）
[121]Procopius， sub anno 539，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II， p.38. Lettres sur l’histoir de France， lettre VI.
[122]Lettres sur l’histoir de France， Appendice.
[123]Epistolæ Gregorii papæ ad episcopos Galliæ et Chlidebertum regem，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IV， p.14 et 15.
[124]Epistolæ Gregorii papæ ad episcopos Galliæ et Chlidebertum regem，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IV， p.17.
[125]Epistolæ Gregorii papæ， passim.
[126]Gregorii papæ epistola ad Candidum presbyterum，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IV， p.17.
[127]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I， cap.XXIII.
[128]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I， cap.XXIII.
[129]Lettre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letter X.
[130]Epistolæ Gregorii papæ， passim，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IV.
[131]Opera Gregorii papæ， t.IV， p.189.
[132]Greg. Turon. Hist. Franc. epitom.，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II， p.405.
[133]Opera Gregorii papæ， t.IV， p.189. Epis. Gregor. pap.， apud Script. rer.gallic. et francic.， t.IV； p.21.
[134]Lettre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lettre X.
[135]Willelm Malmesb. De Gest.reg.angl.， lib.I， apud rer. anglic. Script.， p.25， ed. Savile. 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II， cap. XXIII， XXIV et XXV.
[136]埃特尔伯特（Ethelbert），英国七国时代（5—9世纪）中肯特王国的国王，在其治下，肯特王国称霸英格兰。（译者注）
[137]Henrici Huntind. Hist.， lib.II， apud rer. anglic. Script.， p.321， ed. Savile.
[138]Henrici Huntind. Hist.， lib.II， apud rer. anglic. Script.， p.321， ed. Savile.
[139]Henrici Huntind. Hist.， lib.II， apud rer. anglic. Script.， p.321， ed. Savile.
[140]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 I， cap.XXV. Henrici Huntind. Hist.， lib.II， apud rer. anglic. Script.， p.321， ed. Savile.
[141]后来写作“Cant-ware-byrig”，最终变为今天的“Canterbury”（坎特伯雷）。
[142]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 I， cap.XXVI. Henrici Huntind. Hist.， lib.II， apud rer. anglic. Script.， p.321， ed. Savile.
[143]Vita S.Marculfi abbatis，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III， p.425. Diploma in append.ad Greg. Turon.， col. 1328， ed. Ruinart.
[144]东撒克逊，即埃塞克斯王国（Essex），英国七国时代的七大王国之一，其余国家为肯特萨塞克斯（南撒克逊）、韦塞克斯（西撒克逊）、诺森布里亚、东盎格利亚和麦西亚。（译者注）
[145]塞伯特（Saberht），埃塞克斯王国的国王，是埃特尔伯特的侄子。（译者注）
[146]《尼西亚信经》（le symbole de Nicée）是传统基督教三大信经之一。尼西亚信经是大公会议有关基督教信仰的一项基本议决，议决确定了圣父、圣子、圣神为三位一体的天主，地位平等。接受并且信奉此信经的有罗马天主教会、东正教会，以及新教的主要教会等。（译者注）
[147]圣奥古斯丁，即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古罗马帝国时期天主教思想家，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教父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译者注）
[148]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 I， cap.XXIX.
[149]Henrici Huntind. Hist.， lib.II， apud rer. anglic. Script.， p.322， ed. Savile.
[150]披带（pallium或pall）是罗马天主教教会法衣的一条环形白羊毛带，上有6个十字图案，用来代表总主教在其所辖教省内的权威。教宗以及大主教方有资格佩戴。（译者注）
[151]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 I， cap.XXIX. Henrici Huntind. Hist.， lib.II， apud rer. anglic. Script.， p.322， ed. Savile. Opera Gregorii papæ， t.IV， p.387. Horæ Britannicæ， t.II， p.259.
[152]Epistolæ Gregor. papæ ad Brunichildem， ad Theudericum， ad Chlotarium，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IV， p.30-33.
[153]Epist. Gregor. papæ.
[154]Opera Gregor. papæ， t.IV， p.379.
[155]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 I， cap.XXXI.
[156]Opera Gregorii papæ， t.IV， p.466.
[157]Opera Gregorii papæ， t.IV， p.466.
[158]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 I， cap.XXVII.
[159]Taliesin， Archaiology of Wales， vol.I， p.95.
[160]Monast. anglic.， t.I， p.190. Dom Lobineau， Hist. de Bretagne， t.II， Preuves， p.25. Horæ Britannicæ， t.II， p.225.
[161]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 I， cap.XVII. Trioedd ynys Prydain； Cambro-Briton.， vol.I， p.170. Horæ Britannicæ， t.II， p.223 à 232.
[162]这棵树一直被称为是“奥古斯丁之树”。Vid. 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 II， cap.II.
[163]Vid. 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 II， cap.II.
[164]即坎布里亚教士。（译者注）
[165]Manuscrits Bretons， cites dans le t.II des Horœ Britannicœ， pag. 267-268.
[166]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 II， cpa.II.
[167]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 II， cpa.II.
[168]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 II， cap.II.
[169]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 II， cap.II.
[170]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 II， cap.II.根据著名神学家古德温（Goodwin）和哈蒙德（Hammond）所述，这句话是后添加的。Horæ Britannicæ， t.II， p.271.
[171]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 II， cap.II.
[172]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 II， cap.V.
[173]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 II， cap.V.
[174]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 II， cap.V.
[175]Gloss. d’Edward Lye.
[176]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 II， cap.V.
[177]Chron. saxon. ed. Gibson， p.26.
[178]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 I， cap.VI. Henrici Huntind. Hist.， lib.III， apud rer. anglic. Script.， p.326， ed. Savile.
[179]“Ehtel”意为“尊贵”；“berg”意为“安全，保护者”。
[180]诺森布里亚，指代亨伯河以北的地区。
[181]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 II， cap.XVI.
[182]Henrici Huntind. Hist.， lib.III， apud rer. anglic. Script.， p.327， ed. Savile.
[183]Henrici Huntind. Hist.， lib.III， apud rer. anglic. Script.， p.327， ed. Savile.
[184]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 II， cap.II.
[185]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 II， cap.XII. Henrici Huntind. Hist.， lib.III， apud rer. anglic. Script.， p.327， ed. Savile.
[186]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 II， cap.XII.
[187]Ibid.， cap.XIII.
[188]Henrici Huntind. Hist.， lib.III， apud rer. anglic. Script.， p.328， ed. Savile. 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 II， cap.XIII.
[189]Henrici Huntind. Hist.， lib.III， apud rer. anglic. Script.， p.328， ed. Savile.
[190]Henrici Huntind. Hist.， lib.III， apud rer. anglic. Script.， p.328， ed. Savile.
[191]Act. pontific. Cantuar.， apud rer. anglic. Script.， t.II， col.1634， ed. Selden.
[192]Henrici Huntind. Hist.， lib.III， apud rer. anglic. Script.， p.328， ed. Savile.
[193]Henrici Huntind. Hist.， lib.III， apud rer. anglic. Script.， p.329， ed. Savile. 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 II， cap.XV.
[194]Henrici Huntind. Hist.， lib.III， apud rer. anglic. Script.， p.328， ed. Savile. Act. pontific. cantuar.， auclore Gervas. Dorobern.， apud hist. anglic. Script.， t.II， col.1635 et seq.， ed. Selden.
[195]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 II， cap.IV.
[196]Bedæ presbyt. Hist. ecclesiast.， lib II， cap.IV.
[197]Vita S. Columbani，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III， p.476.
[198]Vita S. Columbani，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III， p.477.
[199]Vita S. Columbani，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III， p.478.
[200]Vita S. Columbani，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III， p.478. Vita S. Columbani，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IV， p.20-34.
[201]Vita S. Columbani，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III， p.479.
[202]Vita S. Columbani，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III， p.480.
[203]Vita S. Columbani，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III， p.479.
[204]Fredegarii chron.， apud Script. rer. gallic.， et francic.， t.II， p.425 à 427. Dom Lobineau， Hist. de Bretagne， t.I， liv.I， p.22.
[205]Horæ Britannicæ， t.II， p.290.
[206]Horæ Britannicæ， t.II， p.290.
[207]Extrait de Caradoc de Llancarvan， historien gallois； Horæ Britannicæ， t.II， p.367.
[208]Horæ Britannicæ， t.II， p.317-320.
[209]Willelm Malmesb. De Gest.reg.angl.， lib.III， apud rer. anglic. Script.， p.101， ed. Savile.
[210]圣本笃会规（la règle de Saint-Benoit）为西方隐修之父圣本笃所拟定之规则，注重自给自足，共度团体献身生活，会规要求严格、培养团队精神，强调中庸之道。（译者注）
[211]Chron.saxon.， ed.Gibson， p.35.
[212]Chron.saxon.， ed.Gibson， p.35.
[213]Chron. saxon.， ed.Gibson， p.35-38.
[214]Chron. saxon.， ed.Gibson， p.38.
[215]Eddii vita S. Wilfridi， apud. rer.anglic. Script.， t.III， p.61， ed. Gale.
[216]Horæ Britannicæ， t.II， p.329-347.
[217]坎布里亚诗歌中，常常把这敌对的两支军队称为“红龙队”和“白龙队”。
[218]“Eg”意为“锋利的”；“firth”则意为“和平的”。
[219]Henrici Huntind. Hist.， lib.III， apud rer. anglic. Script.， p.336， ed. Savile.
[220]Extrait de Caradoc de Llancarvan； Horæ Britannicæ， t.II， p.161.
[221]Arymes Prydain vawr； Cambrian register for 1796， p.554 et suiv.
[222]“Offa”意为“宽厚的，温和的”。
[223]如今我们称之为“坎伯兰”（Cumberland），古撒克逊语中，被称为“Cumbraland”。
[224]Taliesin； Archaiology of Wales， vol.I， p.95.
[225]请参考本书第六章。
[226]Trioedd beirdd ynys Prydain， see. XXI， n.I； Archaiology of Wales， vol.III， p.283.
[227]请参考本书第四章。
[228]Taliesin； Archaiology of Wales， vol.I， p.95. Arymes Prydain； ibid.， p.156 à 159. Afallenan myrddin； ibid.， p.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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