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再阐释始终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内容。李春建简要回顾了“非物质劳动”概念的由来、研究现状和相关争论，指出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高科技和服务业的发展，劳动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物质劳动不再是财富的主要源泉和衡量财富的标准，因而必须定义一种新的价值、一种新的劳动概念和一种新的剥削形式，才能诊断当今资本主义的状况、构建新的政治主体、创建新的社会。“非物质劳动”概念作为用来指称创造知识、信息、交往、关系和情感反应等非物质性产品的劳动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延续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劳动领域中挖掘出了解放的潜能和构建革命的主体，继承了资本主义发展本身是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理论传统。这一概念背后所揭示出的劳动新主体、资本新剥削和国家新角色等问题，不仅对于在当代激活马克思主义，而且对于理解当代的资本主义的实质、劳动的新形式和无产阶级的时代状况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

徐可立足“均衡观”这一新视角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了比较，指出马克思将资本扩张看作是由一系列社会累积作用构成的打破静态均衡的推动力量。基于此，马克思始终坚持以一种动态的“非均衡观”反对西方经济学静态均衡思想，并在《资本论》中以“辩证法”与“总体性”为主要抓手具体分析了资本的推动力与社会经济系统中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均衡与非均衡相互创生的机制，打破了西方经济学的“均衡”发展路径，完成了“非均衡”的经济理论建构。吴猛指出《资本论》研究是中西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交叉领域，中国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应该用世界眼光，加强中西的学术对话，重新阐释《资本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王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四十年的研究历程进行了反思，提出以现代性为根基的西方文明终将导向虚无主义，当下应坚持在中国文明的具象性思维中摆脱虚无主义，走出中国文明的精神之路。

金瑶梅认为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在反思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重构社会主义未来的过程中，围绕“市场、计划与社会主义”“平等与效率”“市场经济与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与社会民主制度”这四大方面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探索。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虽然处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却以社会主义的立场方法批判和反思当代资本主义，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既没有简单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也没有就此放弃社会主义理想，而是更进一步剖析了市场、计划与社会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明确指出市场只是资源的一种配置方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因此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恰当地利用市场来弥补自己的缺陷，更好地实现效率与平等的“双赢”。这些观点为我们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但由于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偏重理论的构建而缺少实践的运用，在学习借鉴的同时也必须时刻警惕其所带有的改良主义倾向和新自由主义倾向。

车玉玲认为，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通常就后现代主义展开对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批判，却很少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后现代文化产生的根源。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弥补了这一缺憾，在他们看来，不仅后现代文化的产生与盛行起源于当代生产方式的变革与时空压缩，而且虚无主义的到来也是现代人对于时空压缩的必然反映。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即由“福特主义”向“灵活积累”的转变，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和对生产过程的最大合理化、效率化的管理得以实现，资本主义摆脱了经济衰退而重新获得了生机。在这一过程中，为实现资本的全球扩张，资本主义借助运输、通信、资金流转的方式的变革，不断压缩产品与资本跨越不同空间障碍所需要的时间，从而造成了“存在”在时空中的崩溃。这不仅摧毁了现代主义对于未来的憧憬与过去的记忆，抛弃了历史的连续性，形成了对于“一系列纯粹的和无关联的现在”的体验，还造成了一切领域的“快节奏”，各种观念和意识形态、价值观呈现出短暂性与易变性的特征，致使“无能为力”的空虚感使厌倦与绝望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时代情绪。为了从根本上克服虚无主义，就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借助资本自身的运行逻辑，最终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www.daowen.com)

孙民认为，对当前文化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批判，不能仅仅针对这种观念本身，而是要对这种观念形成的社会现实基础，也就是要进行实践批判，才能彻底认清这种错误观念的实质并在实践批判中将之克服。马克思的实践批判既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生存论，又是它的方法论，不仅具有现实性维度，还有具有超越性维度。因此，只要当前人类的实践还处于异化状态，只要人类的实践还不是以人类幸福、自由为宗旨的实践，马克思实践批判的现实意义就永远不会过时，马克思实践批判的价值旨趣就会不断彰显。坚持马克思的实践批判精神将为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提供重要的问题视域，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重要的风向标，为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自信提供思想武器，并最终帮助我们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当代人类实践，不断地在批判旧世界中建构新世界。

薛晋锡认为，马克思在对历史辩证法的探索过程中，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展开批判性地实证，发现了诉诸抽象概念的辩证否定的黑格尔辩证法和诉诸思维范畴的逻辑演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都具有的思辨的、想象的意识形态性质，因而无法为资本主义逻辑统治下的社会解放提供历史可能性。而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出发，通过对“实证唯心主义”的批判揭示了社会存在的历史性特征，发现了人类历史上的任何社会形态都具有暂时的性质，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理论旨趣的阐发不仅有助于澄清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特征，而且对于历史研究中的方法论自觉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例如在20世纪的历史研究方法中，以福柯为代表的谱系学方法侧重批判性地实证，由胡塞尔开创的意识现象学方法注重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它们分别对应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意识形态批判的部分理论旨趣，但由于缺乏对社会存在历史性特征的全面把握，这两种方法都不能正确揭示历史的未来方向。因此，当务之急是将两者深入到社会存在历史性的维度，使其具备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科学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