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研究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在中国的时空变换维度上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化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资源的一个有效途径。仰海峰认为，当前我国学术界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逐渐走向成熟，因此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参照系、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逻辑、流派与重要人物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本土学术话语建构四个方面重新勾勒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图景就成了当下推进国外马克思主义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只有在思想探讨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的互动中，建构起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些基本坐标并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参照系，才能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静态考察和外部描述真正进入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进程中去，进而更好地从细节上准确定位和深度理解具体人物与流派的思想，帮助中国更加深入地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进展，并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发展提供一种批判和审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中合理成分和错误之处的参照性视野，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真正成为中国学术话语当代建构的理论资源。

李佃来回溯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指出过去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往往在“内在”视域中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是发生在中国特殊语境中的孤立文化现象和单一输入过程，从而忽视了在“外在”视域中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共时性结构关系，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之世界视野与比较方法的重要缺环。他强调，我们既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历时性结构中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发生，又应当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苏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形态的共时性结构中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生成，才能正确厘定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打破不“宽容”的学术氛围，拓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视野，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能够在横向对照的框架下展开平行的比较、对话和部分融合，并最终革命性地催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问题域和新研究范式。

罗骞在实践和理论的双重维度上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产生的不可替代的积极影响：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契合我国思想解放的现实需要，成了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支援；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影响了整个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促进了国内哲学学科论域的根本转向、后形而上学的哲学世界观的形成、批判性哲学思维方式的塑造，并为当代中国提供了新兴的哲学论题。在充分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他也指出要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所存在的不足和局限，以及我国学术界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错误理解和机械照搬等问题，要尽量避免这些问题对我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要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以及人类文明的演进史中进行，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基础和建构21世纪新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

竭长光从当前中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的基本格局出发，分别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中的“物质－矛盾”范式辩证法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中的“主客体相互作用”范式辩证法进行了阐述与比较。概括地说，“物质－矛盾”范式的特点有：第一，强调“唯物主义”性质；第二，坚持“物质”本体论；第三，认为事物本身所固有的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泉源；第四，主张把事物放在它所依赖的条件中、放在同他事物的相互联系中来考察，第五，承认辩证法的规律的“普遍性”，肯定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主客体相互作用”范式的特点有：第一，否认“唯物主义”性质；第二，坚持“实践”本体论；第三，强调主体能动性；第四，强调辩证法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尽管“物质－矛盾”范式与“主客体相互作用”范式的区别非常明显，但他认为在这两种范式中并不存在着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由于这两种范式都不能独立、完整地表达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真精神，因此必须从世界现实语境出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性质的前提下，坚持内因论和能动论，反对外因论和被动论，并在发展的时代和变化的现实中不断更新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认识。(www.daowen.com)

董新春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形成了多个同源异流的解释路径，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其中延续至今、影响最大的两个分支，它们在各自的文化语境和现实背景下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现实展开，作为我国指导思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逐渐完成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徒式“跟跑”，进入平行式“并跑”，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领跑”的迹象。她指出，构成这一跨越式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个人与社会关系这一基本理论问题上所秉持的不同理解，具体表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以“人民”还是以“个人”为历史主体与逻辑起点、以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的群众观点还是以精英意识形态批判为思维路线、以群众实践创造历史还是以抽象预设裁剪历史为看待历史的方式三方面所存在的根本分歧。而正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准确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将个人与社会融合为一体的“人民”概念，并且始终坚持人民导向、人民立场，真正把群众路线落到实处，从而超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抽象而孤立的个人为核心的个人本体论。

彭召昌讨论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评价的总体倾向和现存问题，认为中国学者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为原则，积极构建沟通与对话。崔赞梅从生态文明思想渊源、思想旨趣、解决生态文明的途径和对生态文明的态度四个方面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国逻辑”展开比较视域的探讨，她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丰厚的哲学意蕴，在秉承“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的同时，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是对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环境需求的回应和解答，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化的当代展现，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分析方法的综合运用。在此基础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着高瞻远瞩的世界视野和胸怀天下的广阔情怀，积极倡导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构筑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