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与会学者在发言中都讨论到了美国马克思主义中的正义问题，其中论题尤为集中的是厦门大学宋建丽、重庆大学陈飞、厦门大学韦庭学、中国人民大学张晓萌和华东师范大学谢静等。

宋建丽就美国马克思主义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出现的围绕正义问题的争论，概括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正义之争、“分配正义”与“持有正义”之争、“再分配”还是“承认”的正义之争和差异正义与普遍正义之争为核心的四个层面的争论，旨在凸显重新思考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问题。具体来说，第一个层次是通过揭示应然层面的自由、平等、正义和事实层面的不自由、不平等、不正义之间的张力，强调马克思主义没有否定政治价值和权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积极效应，而且一直在探索实现从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和正义转向实质意义上的自由、平等和正义的根本路径。第二个层次是指出马克思的正义批判强调无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实质性作用，体现为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等制度性前提，同时伴随着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第三个层次由于围绕再分配和承认之间的争论没有探讨所有权问题，所以导致自我实现与社会自由之间关系趋于虚假性的对峙。第四个层次则反映出把视角关注到弱势群体等差异群体会带来一定的价值，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能只局限于对差异的承认或者局部差异，如若一味强调差异则会丧失社会变革的需求和能力。总而言之，面对全球性危机的出现，呼唤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供的价值层面的指引，彰显历史唯物主义在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的正义价值，可以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不断解决这些新议题的过程中展现它的自身魅力和当代意义。

陈飞梳理了美国马克思主义围绕正义问题讨论的四个焦点：一是马克思如何理解正义？二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吗？三是马克思根据什么批判资本主义？四是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吗？具体来说，围绕以上问题形成了反对派和赞同派两部分。针对第一个问题通过比较反思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系统的正义理论，但是马克思反对抽象地谈论正义，他主要促使正义理论从思辨形式转变为社会正义的实现。针对第二个问题，反对派认为资本剥削是正义的：其一，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是正义的和平等自由的；其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带有剥削性质；其三，马克思提出一些剥削性词汇并不等同于马克思认可剥削是不正义的。与此相对，赞同派反驳说：其一，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本质上由于他们经济地位悬殊以及在生产资料结构中获取的利润差异，使得这种交换无法实现正义和平等自由；其二，资本原始积累证明资本是有原罪的，从而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剥削是不正义的；其三，马克思使用批判性词汇并非偶然，而是内生于制度生产的结构性话语。第三个问题，反对派的回答是社会综合理论，而赞同派则提出根据外在的标准即按时法分配和按劳分配来进行审视。第四个问题，反对派和赞同派都基于自身的立场考量共产主义社会的是否具备正义属性。最后陈飞强调，在对上述四个问题争论的过程中，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出现了“马克思反对马克思”的结论，这会导致一定的误解，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立足整体性原则，从科学层面和价值层面形成对马克思的正义理论的合理化解读。

韦庭学主要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三个基本问题。一是关于伦理原则的问题。通过追溯马克思主义和正义的争论，平等概念成了构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核心，其中团结和谐和生活富足等价值准则对构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产生一定的作用。二是关于马克思伦理学的理论渊源的问题。借用麦卡锡的观点，即马克思的思想的主要意图就是要解决自然权利或者是要克服自然权利所留下的这些疑难，进而寻找一种能够代替自由主义的社会正义理论。三是关涉方法论基础的问题，即辩证法所体现出的否定或者批判性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产生的价值。自21世纪以来，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重新阐释，除了具备强烈的现实关怀之外，更多力图从马克思主义当中来寻求思想基础，强调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马克思主义特性，特别是强调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在构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当中的作用。(www.daowen.com)

张晓萌根据伍德和胡萨米之间的争论，探讨了从规范性的角度探索马克思的正义理论。西方学者之间存在“马克思的道德论”和“马克思的非道德论”之间的理论区分，两者都看到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的不同内涵，前者倾向于对意识形态的范围进行界定和区分，后者则存在歪曲意识形态的倾向。尽管道德论和非道德论在一定意义上挖掘出道德的正面效应，但是道德论者过分夸大道德的作用，而非道德论者过于强调道德的依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道德的积极意义。马克思的理论并不是纯粹的“道德主义”，也不是完全的“非道德主义”，而是要借助历史唯物主义中探索历史发展规律和追求人类解放的统一，来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正义理论。

谢静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主要代表人物克劳斯·奥菲的分配正义思想，她借鉴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劳动市场的自由意志理论的质疑，并且通过波兰尼的“嵌入”概念，强调社会上大部分的不平等现象并非由劳动市场所引起的，而主要是受到包括《劳动法》、教育、培训、工资、社会保障以及公司的管理职位和持有人等综合因素在内的劳动市场被嵌入的制度性框架所影响。在此基础上，奥菲提出后期资本主义由于社会政治和经济之间存在着更深层次的紧张关系，导致了资本主义后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危机爆发。谢静首先肯定了奥菲基于批判视域的理论建构是出色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奥菲的理论出发点是以经验分析为主，缺乏一定的规范基础，从而陷入了一种抽象的文化批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