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意味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走过百年之途，同时，自《历史与阶级意识》发表起算，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可谓是历经百年之征。那么，二者在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主题与问题上交织的“珠联璧合”与“分道扬镳”，形成了何种世纪对话？碰撞出何种思想火花“又将意味着什么样的人类文明出路？前面两个问题已经在前文叙述中以平等积极的对话氛围、中西互释的理论范式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解答。而最后一个问题，则依然需要在世界与中国的辩证视野下探索答案。放眼近现代发展的进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与冲突成为历史洪流的主要内容。在以“多元”为主题的全球化浪潮下，是否有文明交融的可能性进路成为新文明形态的理论前设。毫无疑问，中国以独树一帜的现代性模式为这种可能性作出了肯定而有力的回答。这种独树一帜的现代性模式亦可以理解为中国道路对资本逻辑所表征的现代性模式的超越。

中国道路的超越性，一是来自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社会主义基础与规范。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未来国家、社会做出科学预测，同时将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道路的物质承担者，将无产阶级政党作为革命的先锋队。在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尤其是生产力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进行以人的普遍解放为指向的社会形态、社会关系建构。物质生产为统一标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统一导向，为无产阶级国家规避资本、控制资本提供理论维度的合理性与可能性。二是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提供的生动实践。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基本国情，提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既尊重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顺应现代化进程的基本逻辑，利用资本与市场使技术与财富充分涌流，为新的历史背景下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又以“引导”代替“取缔”，突破苏联僵化模式，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崭新模式规避资本的支配原则，以及资本支配下人与人关系的全面物化，将资本、市场还以工具性的中间效能。以社会主义高效、高能的组织性，将资本圈定于经济领域，将物权还原以人权，将个体整合以集体。

本次年会上，学者们从中西对话、世界性关联、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等角度，对中西文明的根本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越性作出阐释。复旦大学吴晓明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为题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意义。他指出，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是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进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关联，是因为这一现代化事业必须经由一场社会革命来为之奠基，而这场革命历史地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建立起本质联系的，是在这一历史性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当今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展现出一种世界历史意义，是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在于中国将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而且还在于它在完成其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积极地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可能性。

复旦大学张双利聚焦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与当代世界的关联性。内容主要聚焦两个主题：一是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与当代世界的关联性，二是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更新与发展。她指出，其中的线索就是如何从市民社会理论出发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向，理解西方的问题意识。当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激进左翼向温和左翼的转向。她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西方左右放弃对激进路向，投向对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坚守？针对这一问题，张双利教授通过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转化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三个阶段的发展做出回答。他提出，马克思以现实追问、历史考察为底色，将黑格尔描述的对理性限定的外部国家还原为资产者统摄的资产阶级社会，指明资本主义必然陷入自我瓦解的逻辑。如今，资本与技术的合谋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少数人的民主转变为以形式民主为外壳的大众民主。总的来说，西方左翼对民主政治抱有高度期待，希望以此限定资本逻辑与跨国家野蛮机制。但实际上这只是左翼社会运动的直接表达，新自由主义与左翼运动的合流为之后自由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方向。(www.daowen.com)

陕西师范大学程晓辰分析了金融危机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未进入高潮的根源。他指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在走出低潮，并转向长周期的上升通道，但从整体上看仍没有出现热切期待中的高潮，仅是在局部出现亮点。这是因为各国共产党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没有作出充分准备，难以有效利用“机遇期”带来期望的变革与发展。因此，各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在革命形势到来之前作好长期准备，并通过制定灵活的战略策略，促进社会主义革命主客观条件的不断成熟，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低潮走向高潮，并在资本主义总危机临近时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当今中国发展已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彰显出其世界意义，这无疑确证着中国理论、中国模式、中国方案的超越性意涵。如果说，资本－现代性始终展开为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自我悖论，那么中国所开启的社会主义定向下对资本的驾驭与规制无疑突破了现代性未来之路的悲观论调。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社会主义的规定性下，在展开为空间的时间维度继续推进中国与西方，历史、当下与未来的“扬”与“弃”。中国与世界的交互中，彰显世界性意义的中国模式势必将以具体实存、现实实践的形式展开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并随着现代化道路的推进得到世界肯认下自我生存与发展的更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