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力对日常生活的入侵导致社会关系在经济之外的政治、文化等维度形成更为显著的单向度形态。文化权力与意识形态统治的流行使得话语叙事取代经济支配，而寻求革命或改良的主体也从被经济关系规制的阶级整体变为身处不同霸权系统，并致力于寻求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形形色色的“社群”。毫无疑问，这种多元化的身份政治深受后现代主义解构元叙事、溶解本质主义倾向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难以发生的当下，公众基于特定身份寻求制度与法律的保护也是更为紧迫的政治追求。资本主义权力的分散化、多元化使得克服资本主义霸权的斗争形态也失去整体性的外壳，演变为微观领域或称日常生活领域、社会领域的对话与协商，尤其表现为以性别、生态为主题的新社会运动。这些以种族、性别、性向等因素为依据的社会运动生产出带有显著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差异政治，试图在反抗表征为话语规训的各类霸权体系以及表达理想生活方式的诉求中恢复被现代性压制的主体性，实际上呼应了后现代主义“事件”转向中所阐述的主体参与现有秩序之外的偶然性事件，在既有经验的不断断裂中实现主体性的持续生成。如果说，现代性在理论与实践中都显露为同质性与异质性之间的博弈，生成为世界范围内去中心化权力动态的不平衡图景，那么新社会运动就是新一轮权力角逐最生动的现实镜像。

这种以群体实践和社会行动为基点对当下资本主义现实的捕捉，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视阈下则总结为对生态、女性和空间问题的关注。其中既有现实语境下对学派、人物的关注，如东南大学刘魁提出后疫情时代全球生态政治的“现实主义转向”，认为当前为应对疫情所产生的全球主义生态政治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之间的分歧，其根源在于目前的生态政治忽略了启蒙精神与现实国际政治的巨大影响，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政治冲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生态政治将转向一种基于生命共同体意识与国家主权意识的现实主义生态政治。问题在于，全球目前仍然处于现代性占主导地位的工业文明时代，具有生态启蒙性质的后工业文明或称生态文明难以撼动工业文明的根本。他同时指出，齐泽克等左翼学者所发现与期盼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生态政治，至多只是西方社会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急策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新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生态政治的萌芽。

又如，广西大学胡玲关注克里斯汀·德尔菲的唯物主义女权主义。她对德尔菲本人及其学术地位、德尔菲思想的研究现状和其基本观点进行了简要介绍，进一步指出德尔菲唯物主义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与发展。她强调“女权主义”不能换成“女性主义”。21世纪，后现代主义唯物主义女权主义进一步发展了德尔菲的思想，主张“总体性批判”与“全球性分析”，强调女权主义应该从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剥削的逻辑中找出女性受压迫的物质性结构原因，同时不能忽视妇女对社会再生产的贡献。此外，也有以经典文本的立场对解决社会问题可能路径的挖掘。如厦门大学林密关注城市问题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空间化之间的关联性。他提出，城市问题并非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空场，需要深入到马克思资本主义研究的深层逻辑重新审视都市议题的理论生成与当代延展的可能路径。列斐伏尔等人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改造为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筑起都市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构架；卡斯特则将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空间视域具体化到都市问题研究之中，开启更为具体的都市视角，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进一步空间化与都市化打开了理论空间。(www.daowen.com)

对新社会问题的关注无疑是着眼现代化进程、认识资本主义新动态不可回避的环节。性别问题、城市治理的空间问题、生态问题更是从多维度展陈出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关于资本主义批判主题上的理论特质。但我们也应认识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关注资本主义现实的同时，在理论建构中通常依据自我需求将马克思主义进行阉割、改造。从葛兰西到哈贝马斯，再到空间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尝试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进行扩充和改良，开辟资本主义批判新场域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尤其轻易舍弃物质生产的规定性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