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识化生产带来数字与符号对社会生活的全面侵入，也带来社会权力关系的再造。以权威形式存在的传统权力形象，如宗教仪式、国家权威等，日渐被凸显内在向度的新控制形式所替代。这种新的权力关系诉诸科学技术，以及科学技术基础之上以消费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其运行方式诉诸对主体内在需求的导向，控制的对象不再是主体的实在身体，而是抽象的激情。与日常生活相对立的，以强制性为特征的权威形象不复存在。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涌现和不断发展，新型权力网络以意识形态、消费需求等内在形式对主体进行中介性操控，在鼓励大众参与的氛围中对主体的操控愈来愈成为多样化、隐形化的合法形式。在科学技术的冲击下，科学知识的民主化和现代社会权力的去中心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科技精英取代官僚精英对整个社会施行统治，但也为权力结构注入更多不稳定因素。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碰撞带来更为复杂多元的现实环境，如社群流动性增大、阶级身份碎片化，理论与实践的微观转向在政治上则带来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精英主义与民主主义相互交织的杂乱空间。

本次年会上的许多学者都关注了有效性共同体的建立，如南开大学莫雷从共同体的生产和创造对哈特、奈格里和朗西埃的政治共同体理论进行了比较。她提出，虽然三者对共同体的理解在侧重点和角度上有所不同（哈特和奈格里：批判财产共和国而形成的大同世界；朗西埃：基于平等而展开争议的共同体），但他们都认为共同体是对共在的结构的重新安排或配置，体现了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思想家对虚幻的共同体的批判和对真实共同体的追求。同时指出三者理论的局限性，认为他们的批判仅停留于对共同性的份额的争夺和平等的感性分配，无法为真实的共同体的建构提供现实的道路。

还有部分学者致力于展陈西方左翼权力批判的路径转向以及转向下全新的政治诉求。安徽大学祁程关注西方左翼思想家的反偶像批判传统及其重建问题。他提出美国左翼思想家雅各比通过对犹太传统乌托邦思想中弥赛亚情结的创造性改造，形成了一种具有革命维度的当代弥赛亚版本。通过挖掘犹太文化中的反偶像崇拜传统，用西方左翼文化批判的声音清除意识形态偶像，使得犹太偶像批判传统与当代乌托邦思想之间，形成双向融合与互动的过程，进而对当代乌托邦转向与重建的具体内容加以阐释，提供了处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新的思考方式。(www.daowen.com)

而浙江师范大学李西祥关注拉克劳的建构人民、民粹主义及相关问题。他从拉克劳民粹主义的内涵、人民再生产以及与中国相关的问题阐述了拉克劳的思想，他指出，拉克劳认为由于社会的异质性的存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历史必然性就被偶然性的霸权逻辑所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同质性被异质性所打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历史主体也不是传统的阶级，而是人民，这对当代中国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该批判借鉴其民粹主义的理论遗产和拉克劳建构人民的理论。

不管研究的路径有何差异，学界都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全面检讨的氛围中尝试提出更好的变革模式。自为的经济发展不会带来变革，反之经济不断变幻的形态带来的是霸权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全面弥散。新治理体系的探索中我们既要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支援，又要立足鲜活的现实经验，更要使甚至与历史中的主体把握自身所处的政治关系与权力关系，在压迫处境的透视中发展出对抗性关系，但这种关系的形成显然不是得益于左翼中意援引的话语条件。语用学的外在构成或抽象激情的浪漫主义概念都不能取代马克思生产关系的内部规定。随着资本的积累与扩张，作为经济因素诸多变量的其他权力关系都取得各自的新形式，尤其形成了无中心的权力网络，但正是这种多元对抗的社会空间使得各个社群在自我和自我代理人的找寻中释放自己的革命潜能。关键在于如何在马克思生产规定性发挥基础作用的前提下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关系及无法自洽的内部危机，如何推动对抗性关系产生的外部条件（生产条件、制度条件）与内部条件（阶级意识）的发展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