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物化理论的诞生奠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兼具自我否定的超越性与立足当下的现实性的资本主义批判路径，而这一路径在法兰克福学派中以社会批判的主题正式确立“揭开了以启蒙逻辑为依据的批判时代”[2]。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资本主义批判为筹码试图将西方哲学的思辨与马克思的激进政治相融合，保留作为主体的人的理论与现实双重维度指向未来的能动性与开放性。我们依然处于马克思所指明的时代，现代性的悖反依然以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市场机制运行的具体系统诠释着形式自由与实际不自由之间的张力。资本主义依然致力于将自身诠释为普世性尺度，在当下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博弈中展现出跨阶级、跨民族的霸权形式，技术、意识形态相结合的霸权手段。新的历史背景下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方兴未艾，既在物质生产转向智识生产的基础上显现出批判对象、批判视野的多元化态势，又在普遍主义不可逆转与民族主义回潮的斗争下纳入伦理、政治、技术等因素重构宏观情境下的批判理路。从宏观与微观的层面上呼应着时间与空间维度永无止境的现代性的过程。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孙海洋、中国传媒大学王锦刚从宏观层面对批判理论进行整体把握，明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与当下西方批判理论在内在逻辑、理论范式、价值取向上的承继关系。探索围绕现代性事业的反思修正而从未停止的现代与后现代思潮的碰撞，以及碰撞导致的现代批判理论取径的整合与分化。耶吉和罗萨的批判理论揭示资本主义批判取径的分化与整合。孙海洋指出，面对后现代主义导致的批判取径的分化，以耶吉和罗萨为代表的新一代批判家试图通过复兴跨学科研究计划回到马克思式的“宏大理论”思考传统。这种总体性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尚未深入到资本逻辑批判的层面，但他们对社会异化之痛苦的敏感，对人类解放之图景的追求，对内在批判之方法的自觉，都引领了第四代批判理论发展的新方向，也为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中国传媒大学王锦刚则阐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批判的理论进路。他指出，马克思正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生活的拜物教性质而展开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而卢卡奇受到这一逻辑的启发，把马克思的“拜物教”合理性批判转化为“物化”批判，从劳动的目的性假设出发，论证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合理性。法兰克福学派则把卢卡奇的批判逻辑转化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从马克思到卢卡奇再到法兰克福学派，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之间的内在逻辑进路。但他同时指出，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合理性批判发展成对工具理性的合理化批判是批判理论的误读和歧路。随着生产的智识转向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以主体体验为介质的碎片化的日常生活，逐渐代替纯粹的物质生产理论成为资本主义批判的“异化”指向：劳动剥削统摄为隐含霸权的工具理性；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泛滥为消费喧嚣下的大众文化；“日常生活殖民化”遮蔽了具有革命性与根本性的阶级分野以及分野下暴露在生存困境中的被统治人群。唯有基于现实的认识，方能解除作为虚假进步性、普遍性的繁杂技术的遮蔽。(www.daowen.com)

东北师范大学刘伟斌以图像对生活的重塑的微观视角，提出对日常生活图像化的现代性批判。他指出，面对不断被图像重塑乃至异化的日常生活，我们应从现代性的维度对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予以批判，揭示其内在逻辑。从读图时代与日常生活的图像转向、被商品符号规训的身体、现代城市和旅游的景观化生产、日常消费的视觉化四重维度，对日常生活领域内的图像化转向予以批判，理清其背后的深层逻辑，以期恢复图像中本有的否定性向度，达到对我们生存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澄明。当下现代性所无法自洽是生活世界的丰富性与资本逻辑的单向性，克服这一悖反所进行的资本主义批判或称现代性批判，在马克思那里刻画为人作为物质承担者的社会实践，尤其彰显为劳动生产与社会革命对资本主义规定性的反叛与废除；在西方，尤其在哈贝马斯之后则显现为主体间性的重建，即以伦理、商谈为核心的交往行为以及交往行为基础上跨越民主与共和的第三条道路。

从学者们的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日常生活作为当下理论生成与运行的实际语境是当下进行资本主义批判不可脱离的现实土壤，但更重要的是看到西方批判理论一味将自身视为手握“多元性”武器的破坏者、拒斥“宏大叙事”的不可能性。现代性批判的基本立场不应是对启蒙的简单肯定或否定，而是以辩证的视野审视尚在运行中的现代性，将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置于历史发展、社会沿革的整体脉络之中，释放其与当下、未来交相辉映的形而上的应有之义，进行对批判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