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琴教授还以福柯及其支持者和反对者为人物抓手，探讨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法国马克思主义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激进融合”。张秀琴教授认为，这一时期的法国思想界主要都是在萨特（Jean－Paul Sartre）和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等为代表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力图寻求一条突破二者之局限性的学术努力。因此，这依然属于一种介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之间的“论争”。这批研究者以后结构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语用学和后现代精神分析学为方法论武器，以多元链接和差异化生成等机制为认识论框架，力图重构权力理论和主体理论，开启了一种“话语－权力”和“身体－主体”理论，以及围绕这个核心议题所展开的更为丰富的生命政治学议题。

其主要观点有：第一，相对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权力”和“身体－主体”论，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将其转换为“书写－权力”论，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则主张打碎福柯“话语－权力”之镜的“拟像”原则，德勒兹（Gilles Deleuze）延伸出了“事件－权力”论和“无器官身体”；第二，权力辩证法是“话语－权力”和“身体－主体”论的逻辑关联点。在这个辩证法的螺旋体中，话语是权力的呈现载体，身体是权力的作用对象，主体则是权力生产的效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权力本身也是辩证法螺旋体的化合效应，所以它才会如同恩格斯所说的“力的平行四边形”那样，不会是任何一个唯一者的所有物，也因此呈现为一种非本质主义或反形而上学的、流动的、不稳定的辩证法系统；第三，在这种理论框架下，“主体”（身体）既是对象又是结果。作为（必然的和唯一的）对象，它就丧失了在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那里的“自足性”（凭借其反思性而自持，并获得了某种事实上的“第一性”或首要性地位）。作为结果（或效果），它又在“对象化”的过程中收获（或复兴）了（至少是部分的）“自为性”（也即主动性），并以（但不限于）“抵抗”的形式表现出来。(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