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琴教授以文本（“巴黎手稿”的解读与异化逻辑的确立及其反驳）和主题（现代性的“辩证理性”救赎）两个角度，贯穿性、系统性地梳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特别是对其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范式的分野局面的形成与演变进行了研究。

张秀琴教授认为，首先正是基于对“巴黎手稿”的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找到了另一个在文献学基础上不同于第二、三国际所描绘的马克思形象，并引发了至今仍然在中文语境中无法停息的诸多新议题，特别是如下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异化（特别是异化劳动）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理论地位问题；第二，以“巴黎手稿”为代表的青年马克思，是否能代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正统？这两个核心问题实际构成了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30—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发展与演化线索。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两大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分野局势日益明显，并最终围绕着上述两大核心问题展开了对理性和意识形态问题的不同探讨。(www.daowen.com)

其次，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演化期（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构成其主要内容的是对“巴黎手稿”中的异化批判逻辑的理论实践运用，即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各自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了黑格尔等“前”马克思思想之源，致力于重建一种符合辩证理性原则的“新”历史唯物主义。相较而言，人本主义更加坚持强调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之源，并在此基础上强调理性的属人性和这种人性的社会—历史维度（以辩证法作为中介），进而基于此反思现代性和主体性原则的异化逻辑。与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程度上对于黑格尔的借鉴态度不同，在重建辩证理性也即“新”历史唯物主义时，科学主义一派更愿意从费尔巴哈、卢梭、康德、费希特或斯宾诺莎等人那里获取“资源”。为此，即使不否认黑格尔的贡献，但对于黑格尔及其思想继承人的判定也是十分不同于人本主义者的，虽然至少在形式上二者都是反对经验主义的庸俗唯物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