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1919—1949年的早期阶段、1949—1979年的第二阶段，以及1979年以来的第三阶段。其间，主要传播与接受方式包括：“教材体”（或称“教科书体”，即以教科书为主要载体）、“编译体”（即以译著为主要传播载体）和“领袖体”（即以政治领袖的著述为载体）三大主要方式。张秀琴教授认为，这三大传播与接受方式在上述三个传播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如领袖体在1949年以后发挥的作用就要大于前1949年时期。此外，尽管有些传播载体在三个阶段都发挥作用，但其主要内容或承担主体却在发生变化，如教材体在三个阶段的演变就是明显例子，编译体在这三个阶段的变化也可为证。

总体来看，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主要特点包括：①编译体，特别是借助于编译体而呈现的唯物史观的最初传入，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最初进入中国的契机，并在日后以中文版经典著作集发行出版的形式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传播平台；②教科书体则是它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最重要的载体；③领袖体对这一传播与接受过程影响深远；④学界的贡献尽管一直伴随着三个阶段，但却在各个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种作用的独特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明显起来，尤其是在第三阶段，由于苏联教科书影响日益式微，特别是伴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思潮的涌入所引发的哲学视角和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融合趋势，为这一时期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历程增添了新的理论生长点，而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需求则为相关理论论争提供了源泉和动力。(www.daowen.com)

作为上述研究之集中成果体现的专著《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理解史》一经出版，就得到了多位学界专家的热情推荐，例如陈先达教授评论说：“我们需要一本专题史来系统梳理意识形态概念从一国、多国到全球以及历史到现实的不断演变及其所折射和所裹挟的问题域”；大卫·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也说：“毫无疑问，意识形态概念及其理论变迁，是社会科学中最难以把握的重要的领域之一，而张教授却令人钦佩地对此作了全景式探讨。”诚如推荐人所言，意识形态概念是一个具有丰富理论内涵和实践向度的范畴，而意识形态问题，实际上也构成了当今学界众多学派和学者探讨的共同对象。因此，在张秀琴教授和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意识形态论研究因其敏感性和复杂性，已经从学术话语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中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学人进入该领域，从科技异化、文化符号、空间消费、景观设置、生命政治和数字资本等诸多话题切入更新的内容和维度。但无论如何，意识形态论的异化和基于异化的拜物教逻辑都是核心议题。因此，不仅意识形态论专题研究本身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问题，而且其所包含的诸多话题也莫不是具有时代特色和前沿性的问题域。对意识形态一般和意识形态具体的结合研究必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化和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