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步是现代性的核心概念。汪行福教授站在复杂现代性的视野下，延续了他对启蒙以来人类进步规范与历史性实践之间复杂辩证关系的思考，指出在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受错误的思想方法和有害的权力意志影响，进步观念已经从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现实的政治信念变成了历史必然性和目的论的形而上学信念。历史进步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沦为了意识形态，对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应该成为时代重大课题，进步概念的重建应该成为马克思哲学的重要问题。

汪行福教授首先指出，在现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中，对进步意识形态进行彻底和系统批判的思想家是本雅明和阿多诺。他们对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哲学前提和政治后果作了深刻的批判，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起点。但是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进步主义意识形态批判问题上的一个致命缺陷是缺乏积极的立场，很容易从进步主义的批判走向对进步的否定和拒绝。在马克思那里，历史的进步是辩证的过程；在哈贝马斯那里，进步是一个有着积极潜能的可以重构的概念。汪行福教授认为，在后形而上学时代要谈论“进步”概念必须满足两个理论要件：把进步理解为一个有方向性的改善过程，但又不能把它绝对化为历史本身的客观目的；承认现代社会的不同领域的变化有相对独立性，但又不割裂它们之间的关系，否则我们就无法谈论社会的进步或人类的进步。在哈贝马斯对“进步”概念的重构中，我们可以看到沿着这两个方面所作的理论努力。在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中，传统意义上的抽象的、总体的社会进步概念就被转化为实践与技术、规范结构与生产力发展的双重过程，它们之间存在着经验和历史的联系。在哈贝马斯看来，真正的历史进步必须是全面的，既包括技术进步，也包括社会进步。

在对思想史进行理论梳理的基础上，汪行福教授力图结合历史唯物主义与哈贝马斯理论的启示，改写进步概念：不是把进步理解为历史本身的命运，也不是把它视为康德意义上的道德实践命令，而是把它理解为人类实现历史本身的合理性潜能和实现个人或集体更高程度上的自主性的“历史筹划”。[11]在对进步概念的重建中，汪行福教授延续了按马克思的思路，把“进步”理解为人们“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在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努力实现人类解放目的的积极努力。真正的历史进步理论是一种实践逻辑，而不是自然逻辑。历史的进步不是自然的恩赐，而是社会成员自己斗争的结果。(www.daowen.com)

汪行福教授指出，把“进步”视为历史的筹划，首先，意味着它不是对历史过程本身特征的描述，而是对人类积极努力及其结果的评价。其次，意味着“进步”不是抽象的理想，而是实践的意愿和事业。最后，还意味着进步是一种可取的值得为之努力的更好状态，在这里筹划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计划，而是规范指导下的计划。真正的历史进步总是历史行动者把主观规范因素与客体物质因素结合起来以实现人类最大程度上的人性化状态的努力，不论进步是表现为善的目标的实现，还是表现为对恶的趋势的抑制。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进步是人类的实践—历史筹划，而不是超人类的历史客观规律。因此，在后形而上学时代，作为历史的实践的筹划的进步概念既是历史性的，也是实践性和规范性的。作为历史筹划的进步观念归根到底是一种实践观念，它要求我们超越现实秩序的限制，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合理化的潜能，改善人类生活的处境。由此汪行福教授指出，历史进步不再是宗教式的形而上学信仰，而是在脆弱和偶然条件下追求民主和自由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