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理论与思想史的背景下，汪行福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复杂现代性”理论新范式。“复杂现代性”概念意在强调，现代性的规范价值，如个人自由、社会平等、政治民主、文化自觉等规范价值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现代性的社会历史条件，如全球化、技术变迁和不同社会制度竞争等因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复杂现代性不是与其他现代性并列的一种特殊类型，而是基于历史经验和当代生活的复杂性提出的关于现代性的新视角。[9]汪行福教授指出，复杂现代性渗透于现代性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加以把握：

首先，现代性诸规范及其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复杂性。现代思想史就是现代性观念冲突和斗争的历史。“复杂现代性”概念要求对现代性的反思需要一种规范复杂性的敏感性意识，一方面，我们不能把对现代性规范和价值简单地理解为意识形态面具或政治权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浪漫化地相信，现代性诸规范和价值自在地具有自洽性，避免在规范层面和理念上陷入绝对主义教条和乌托邦幻想。

其次，现代性在制度或事实层面具有复杂性。任何社会制度都只能在其正当范围内起作用，因而在空间和领域上总是受限制的。“复杂现代性”概念意指人类生活依赖的制度本身就是矛盾的集合体，自身包含着规范性与事实性的张力。对待任何制度，我们要兼顾它们在规范和经验意义上的效果，用复杂、批判的眼光审视现代性制度和客观条件。

最后，现代性中存在着规范与事实相互作用的辩证法。现代性作为人类与环境、主体与客体、规范与事实、个人与他者之间相互作用，本身就蕴含着矛盾，蕴含着自我否定的辩证法。“复杂现代性”理论要求有对现代性过程的复杂性的敏感性意识。意识到现代性的复杂性，破除固定的、封闭的、线性的思维，保持一种偶然性和可错性的意识，才能使现代社会健康发展。(www.daowen.com)

总而言之，现代性不仅是复杂的，而且必然是非完满的，因此需要不断地反思、批判和加以修正。“复杂现代性”理论有以下三点特征：首先，它是一种后形而上学理论；其次，复杂现代性范式拒绝把现代性规范和价值理解为绝对统一的整体；最后，复杂现代性理论包含对现代性自反性的自觉意识。现代性没有绝对的基础和终极目标。现代性是脆弱的、开放的、未完成的、可错的事业，我们既不能对它作历史决定论的辩护，也不能为它作历史目的论的辩护。现代性合法性的基础是现代性成就本身，同样，现代性的问题也缘于它自己的局限性。我们只能既置身于现代性湍流之中，通过自觉地反思和批判，尽量把握它的发展方向；不能幻想一个完美的现代性计划，必须承认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和世界的非完美与非统一性；必须抛弃线性、简单化的进步观念，但也不要走向历史的灾难论。

“复杂现代性”理论新范式也为思考中国社会提供了理论坐标。汪行福教授指出，在复杂现代性视野下看待中国，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面临的是在复杂现代性条件下，合理社会秩序的建构和完善问题。复杂现代性范式意在强化这样的意识：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必须是对规范敏感的，即合于人类文明大道，符合现代性的规范与价值；也必须是对现实敏感的，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符合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和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我们不能把复杂现代性理论直接地“转译”为中国发展道路理论，相反，我们应该把中国的现代化放在现代性这个大问题中来考虑，把中国的发展作为一个既受现代性约束又改变现代性构成的现实过程。中国不论在改革的目标设定上还是制度的改革上，都需要有复杂现代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