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德国传统的现代性理论的研究基础上，汪行福教授对后现代、当代各种现代性理论也有广泛的研究。汪行福教授指出，现代性理论在今天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战场，各种思想家对现代性的复杂思考不胜枚举，但现代性的关键不是其历史起源，而是其历史效果。

在《复杂现代性论纲》《复杂现代性与拉图尔理论批判》等关于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的论文中，汪行福教授梳理了后现代、当代各种现代性理论思潮，包括利奥塔、哈贝马斯、吉登斯、乌尔里希·贝克、艾森斯塔特、T．H．马歇尔、卡尔·波兰尼、布鲁诺·拉图尔等思想家的现代性理论。针对已有的多元现代性、反思现代性、第二现代性等观念，汪行福教授指出，这些理论都有其理论的盲点，其本质上仍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概念。“多元现代性”实际强调的是“多种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而不仅仅是“现代性的多样性”（varieties of modernity），按此理论，现代性事业很容易等同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特殊故事，而不再具有普遍的规范内涵和意义的现代性的多元表现。同样，“第二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抓住了现代性在西方历史中的变化，但没有关注不同现代性方案在全球范围的竞争和相互影响。[8]“反思现代性”“高度现代性”或“第二现代性”等概念所关注的只是西方社会技术、文化和人的心理态度的变化。“多元现代性”理论和“第二现代性理论”都试图超越传统的单一的线性进化的现代性理论，为我们把握现代性的非连续性、多样性提供了思想资源，但这些理论都只把握了现代性复杂性的某些方面，未能对现代性的当代格局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www.daowen.com)

站在现代性理论的这一角斗场之外，汪行福教授提出，现代性本身需要再启蒙、需要自我批判，这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历史问题。现代性理论需要突破已有的各种理论的限制，吸收各种有益观点，重绘现代性地图。“复杂现代性”理论正是这样一种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