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行福教授重视对自黑格尔以来的经典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研究。汪行福教授认同哈贝马斯的看法，即黑格尔是最早意识到现代性复杂性并系统阐述现代性的矛盾和张力的辩证法的思想家。黑格尔法哲学思考的不只是现代世界中自由理念和实现条件问题，也是对现代性视域中由主观自由引发的生存论和社会学困境的诊断。汪行福教授重视把马克思放在对个人自由与全面发展的现代性规范理想的继承这一思想史的视野中去看待。在论文《从黑格尔到哈贝马斯——现代性哲学话语内在轨迹的叙事重构》中他就指出，从黑格尔到哈贝马斯，德国传统的现代性话语贯穿的核心主题是“和解”问题。“和解”问题是理解黑格尔－马克思关系，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线索。

汪行福教授对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有相当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可以归结为两大问题：现代性的理性基础，即合理性问题；和现代性的实现形式，即合理化问题。[5]哈贝马斯引入交往理性概念，使人类解放的现代性理想非乌托邦化，其以建构“后革命时代”的政治哲学为抱负，通过语言的相互理解建构个人自由和无强制集体生活的激进民主制理想。[6]但是汪行福教授指出，哈贝马斯理论的问题在于，它不是把自己的理论视为在新的条件下对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的补充和发展，而是视为对它的替代。[7]虽然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批判部分地涵盖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和卢卡奇物化批判理论的成果，但是从生活世界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取代不了从生产关系的阶级视角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所有内涵，用交往乌托邦完全取代劳动乌托邦还为时尚早。哈贝马斯和韦尔默的现代性理论虽然都有积极建构意义，都是考虑通过加强公共政治领域的力量克服资产阶级宪法民主国家的局限性，但都低估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在现代性理论中的意义。(www.daowen.com)

汪行福教授指出，通过问题史的方式把握现代性话语从黑格尔到哈贝马斯的演变，不仅能帮助我们形成对现代性的清醒的问题意识，而且能了解前人有关解决现代性困境的各种方案和设想。我们生活在一个后乌托邦时代，现代性矛盾和复杂性已经充分暴露，任何简单化和绝对化的意识形态都会堵塞现代性的自我更新和改善，重思从黑格尔到哈贝马斯对现代性问题的复杂讨论对我们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