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绿色焦虑。张云飞认为，“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西方社会陷入了普遍的绿色焦虑和担忧中。西方通过发展“绿色资本主义”，实现了绿色转型；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和加深，西方“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法西斯主义”沉渣泛起。这种矛盾集中体现着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的绿色困境，集中表现为普遍的绿色焦虑和担忧。若不消灭资本逻辑，即使绿色资本主义再发达、气候资本主义再发展，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法西斯主义都会变本加厉，西方社会的绿色焦虑和担忧都会进一步加剧。这是晚期资本主义生态希望破灭的辩证法。[35]

关于生态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转向。郑吉伟、张真真认为，西方生态帝国主义理论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受到西方学者的普遍关注。其研究多集中于文化视角，并在21世纪逐渐转向政治经济学视角。一些学者围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生态思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以及剩余价值的来源等焦点议题展开激烈的学术论争，明确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剩余价值的掠夺，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出发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成为西方生态帝国主义研究趋势之一。还有一些学者基于生态不平等交换理论，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影响，这成为西方生态帝国主义研究的另一发展趋向。西方生态帝国主义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转向是对资本主义发展最新态势的研判，不仅论证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价值，拓展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也为人们思考生态问题和开展资本主义批判提供了借鉴。[36]

关于大卫·哈维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田小聪、杨慧民认为，“生态”与“空间”是当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研究中的两大主题。大卫·哈维立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把空间嵌入生态批判的场域，开拓了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空间维度。他从全球生态、城市生态、生态美学三重维度揭示了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导致的生态帝国主义问题、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和资本空间生产中的空间均质化问题，试图通过构建“生命之网”、运用“社会—环境变迁辩证法”探索一条以空间、差异和辩证为旨趣的破解路径，将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力求实现生态规划与社会主义的互动耦合。哈维富有特色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思想，弥合了资本主义生态批判和生态建构的“空间失语”，拓宽了生态政治学的研究边界，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时代性。但他出身于地理学专业，而且尝试用地理空间的研究方法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导致其对马克思主义有机自然观的认识存在误区，无法领会历史唯物主义生态维度的魅力，并且未能从资本的反生态本性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对生态社会主义的规划也仅仅停留在一般性的考察上，缺乏具体的实践指向，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37](www.daowen.com)

关于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孙越、刘焕明认为，生态帝国主义体现了资本主义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本性，是资本逻辑全球化扩张的现实表现。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环境的双重压迫，生态帝国主义进一步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从经济上来看，生态帝国主义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尽管从表面上看，生态帝国主义对待生态问题有所反思并付之于行动，但结果却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环境越是发生改善和变化，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态问题就越是严重。从政治上来看，生态帝国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抛弃或者改变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范式，因此也无法从制度上解决生态问题。从文化上来看，生态帝国主义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文化范式，只是为这种范式寻找了一个“合理”的借口。因此，对生态帝国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三重维度进行批判性研究，能够从本质上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证明资本逻辑就是走向死亡的疯狂之舞。生态帝国主义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现有的问题，重建社会主义制度才是唯一出路。[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