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与资本的动向分析。赵泽林、张建宇从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原材料、劳动关系和资本积累三个基本切入点出发，认为20世纪中后期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基于电子计算机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通过构建基于电子设备的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平台等基础设施，从对工人劳动的数据化监控管理，发展到对每个人日常生活行为数据的最大化采集，为资本主义生产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提供了新的原材料和生产条件，孕育着新的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这种新生产方式和新动向再次强化了资本家无限占有更多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剥削本质。加快数据资源的确权步伐，建立健全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的生产和分配机制是推进数字经济全球性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25]

关于大数据时代加速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研究。熊亮认为，社会两极分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前提下私有制的直接产物，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意味财富的共享。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两极分化必然产生。从18世纪末至今的每一次科技革命，其结果都是资本扩张与财富积累速度和规模的提升，同时也伴随贫困积累的加剧。当今世界进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物联网为标志的科学技术革命时代，大数据作为一种最新与最为活跃的生产力要素，在生产关系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将进一步加速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大数据具有海量性、全体性、相关性、开放性和共享性的新特点，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这必然要瓦解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使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26]

关于左翼加速主义的理论意义。姜淑娟、关锋认为，当代左翼加速主义以马克思“机器论片段”为主要理论支撑，对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开批判，并以数字技术的解放潜能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的思辨支点。左翼加速主义认为数字技术强化了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催生了平台资本主义的最新形态，仍是旧有生产关系参数框架内的继续。实现社会的后资本主义转向必须加速技术进步并将其重新目的化。左翼加速主义将传统上属于右翼话语体系的加速思想引入左翼框架，丰富了当代左翼理论的最新光谱，具有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面向。[27](www.daowen.com)

关于左翼加速主义的理论局限。吴鑫认为，传统加速理论始终强调技术与资本的联合，近年兴起的左翼加速主义则认为，资本体系无力掌控的技术能够产生破坏与变革的力量，因而技术加速能够成为左翼革命的新路径。然而自2015年以来，左翼加速主义日益陷入衰颓的困境，面临被右翼加速主义吸收、转化的危险。造成上述危机的原因，首先在于左翼加速理论误解了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中不成熟的观点，在技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革命等关键问题上得出错误的结论；此外，左翼加速主义理论深度、创新能力方面的缺失，以及在行动纲领、实践目标方面的弊端，也是造成其困境的重要因素。左翼加速主义夸大了失控技术对资本的反噬作用，并断言技术加速必然带来资本体系危机化的加速与自行崩溃，却忽视了作为革命的基础与主体的劳动者本身，因而未能在根本上触及社会变革的实质。[28]

还有学者认为，当代左翼加速主义从不同于批判现代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路出发，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最新数字经济样态展开考察，开启了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视角。左翼加速主义主张竞争和赢利两大参数是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基本设定，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至数字时代，数据成为核心资本要素并催生平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钳制了技术进步。实现社会转向必须利用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并推动资本主义本身发展速度基础上的再加速，超越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将其导向公共目的。左翼加速主义丰富了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视角，然而其变革路径却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