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媒介“下沉”的现象分析。杨馨认为，在媒介化社会逐渐成为现实的今天，媒介化理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夏瓦将媒介化视为基于媒介制度的社会结构化转型，库尔德利则将媒介化视为媒介成为人类社会“元资本”的实践化进程，但他们的理论或是面临着坠入结构功能主义窠臼的风险，或是面临着“意识形态批判”的指责。在左翼的传播研究传统中可以窥见“媒介”不断下沉的过程：其物质性早已不局限于媒介的“实体”，而是进入了生产关系的范畴；其生产性也不限于意识形态、文本、意义的再生产，而是经由“生活方式”这一鲜活的经验，对资本主义的整个生产循环发挥着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理解，媒介在今日也随着“数字”一起不断下沉，开始构成当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媒介化”也带来了一种弥散的“普遍剥削”：尽管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正渐渐趋向于弹性与灵活性，但劳动者的工作制度却是“伪弹性”的。[21]

关于全球传播与政治经济学的互构。盛阳认为，全球传播的政治经济学脉络，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全球传播架构是传播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命题。这不仅是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两条思想路径，也是对传播研究的结构性外延、政治经济研究的文化和现象载体这两个传播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回应。全球传播与政治经济学存在着“互构”和“重校”的理论交互关系。传播现象的全球语境和政治经济过程，首先是密切联系、相互建构的一体两面，一方面，传播本身就是全球层面的动态文化交互现象，需要从政治经济和全球史的理论互构层面理解传播现象；另一方面，传播也是一种基于劳动关系和劳动过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传播现象也进一步反映了物质基础层面的全球政治经济整合与互构。全球传播和政治经济学对传播现象的交互诠释，不仅从内部重校了传播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架构，提升了传播理论的现实敏感度和实践回应程度，也在行动主义的意义上，为发展去依附性的传播研究、推动文化“走出去”的现实交融和价值融通提供了历史化、结构化的理论基点。[22]

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反思。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开创者之一。他强调对资本主义基本结构以及当下资本主义现实危机进行批判性反思。首先，传播系统的生态成本已经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与可持续关系。其次，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经历民粹主义的蔓延，新的媒体技术助推了民粹主义面对普通民众的话语体系的传播。再次，媒体的商业运作正在进入“平台经济”，加速了阅听人群体的市场化进程，虽然作为数据来源时阅听人仍然被视为商品，但同时他们自身也具有了自我营销能力。媒体另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是消费主义充斥了所有媒介产品，媒介产品与营销手段相互融合的现状愈演愈烈。最后，数字时代“圈地运动”已经登峰造极，互联网的商业化、科技巨头的智力垄断和知识产权力控制等都令知识的公共传播受阻。[23](www.daowen.com)

关于媒介帝国主义批判。王玉鹏认为，随着媒介技术的创新发展，资本主义推行霸权统治和强权政治的方式不断转换，呈现从政治权力控制到媒介控制的演变规律与趋势，这种转变意在更好地实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与争夺国际话语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对媒介技术的掌控及在媒介传播领域中的垄断地位，推行媒介帝国主义战略，力图在全球发展中构筑资本主义霸权的新形式。媒介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霸权政治的当代产物，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媒介垄断实施文化侵略的新举措，也是当代资本主义建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现实依托。对当代中国而言，要推动互联网技术的创新发展，打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媒介技术的垄断和控制，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格局，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