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空间思想的政治经济学发现。鲁宝认为，随着当代世界全球化的空间生产以及飞速发展的城市化社会运动，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空间的维度上被全面刷新。资本主义依赖于从空间中的商品生产转变为对空间本身的生产从而得以持续幸存，空间成为社会财富的新形式，亦成为理解当代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要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遭遇了空前的普遍性危机。20世纪70年代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正是试图从理论上回应上述状况带来的新问题，而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便是此种回应产生的重要理论成果，它为解答商品生产之外的社会空间叙事以及无产阶级解放策略等难题打开了新的空间。某种程度而言，它也为我们开启了“后财富”批判的新视野。[15]李欣燕认为，马克思的空间思想蕴含在其对工业城市、土地及地租等具体空间形式的论述之中。不同于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看，空间既可作为产品被生产出来，也可作为生产资料和生产力进入生产过程，且当空间进入商品范畴时，便具有商品的诸多特征并衍生出“空间拜物教”。应客观认识当代空间及空间生产的具体形式，并运用马克思的空间思想解析相关空间问题，与时俱进地认识空间新的表达形式，重视新空间在生产中的作用。[16]

关于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意义和限度。李晓乐、王志刚认为，生发于哲学社会科学“空间转向”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有着自身的思想逻辑与积极的学理贡献，但也存在独特的理论与实践困境，其内蕴的空间本体论诉求与替代阶级政治的差异政治策略造就的事实上的“不革命”，构成其总体上的理论界限。基于此，理论工作者需要继承经典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及其方法论遗产，借鉴西方空间政治经济学经验和教训，从空间视角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的理论创新，引导人们以空间为落脚点分析当代社会变迁过程，揭示其中“使用”与“交换”的权益斗争以及改善现状的可能空间。[17]

关于都市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空间批判思想的生成与论域。孙炳炎提出，在都市马克思主义看来，不平衡地理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必要和本质特征。作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制造出的最小空间规模，城市空间依然难逃其本质特征的束缚。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范围内，不平衡地理发展使得城市内部空间碎片化、区隔化，建构出一个差异明显、等级鲜明的空间序列。城市内部的空间秩序和空间差异是被资产阶级刻意生产出来的，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是社会分化和阶级差异的重要标志。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直接结果便是在城市中为资产阶级生产出一个排他性、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和充分体现阶级意志的“特权空间”。[18]温权认为，该思潮大致涵盖三个基本论域：其一，通过分析为货币权力操纵的抽象空间之于城市生产或消费态势的隐秘干预，而在资本空间生产和再生产的内在机理中探究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幸存的原因；其二，通过刻画以财富选择性集中、劳动地理性分工和资本逐利性区位更迭为特征的城市变迁轨迹，而在资本地理性不均衡发展的消极后果中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遭遇的危机；其三，通过展现由价值剥削机制及其连带的非正义政治秩序对以阶级冲突为主线的社会多元矛盾的激化作用，而在城市日常生活的拓扑式图景中重构瓦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策略。[19](www.daowen.com)

关于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正义理论的脉络。袁超认为，空间正义作为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开始被学术界重视，空间正义理论源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兴起，空间正义研究的问题谱系出现重大转变。从马克思到列斐伏尔、哈维、福柯，学者开始以空间的思维重新审视城市的发展，对资本、权力和空间的互动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为城市空间理论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然而忽视空间价值性的研究，就极有可能走向空间决定论，因此要结合城市发展的现实，重视作为主体的“人”对城市空间正义理论展开重新思考。[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