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转向。周嘉昕认为，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期，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经历了从跨学科唯物主义研究到批判理论建构和工具理性批判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于批判理论范式建构的意义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原则中抽象统治的批判以及大危机之后“国家资本主义”的分析。然而由于二者之间存在理论“短路”，或者说霍克海默和波洛克未能提供从抽象的价值理论到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批判的辩证分析，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呈现出所谓的“悲观论转向”。[13]

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现实的抽象”批判。黄玮杰认为，经济结构与主体结构间的关系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持续展开研究的问题式。在此语境下，实体、主体、客体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相互作用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维度。对此，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现实的抽象”（realabstraction）机制的阐发，回应了资本主义下“抽象成为统治”的时代特质。当代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的精致化，加深了问题的复杂程度。马克思所指认的“现实的抽象”在当代格局下愈发成为社会构建的核心机制，并借助当代数字技术以及抽象化机构（如金融），将“抽象”本身以对象性的方式直接呈现出来。在此背景下，齐泽克延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思路，通过发展批判理论所强调的价值“形式规定性”，在象征秩序批判的范式下，重新探讨了被知识资本主义形式所深化的问题，从阿多诺“对象优先性”的理论空间中引申出“无产阶级化”的主体革命立场。[14](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