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形问题”的百年研究。在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转形问题”争论持续逾百年。荣兆梓认为，百年来价值转形问题研究存在对马克思理论逻辑的三大偏误：一是误将全部社会产品划分为三个相互割裂的固定部分，二是误将生产价格与价格混为一谈，三是错把理论手段当作理论目的。[10]李梦凡关注TSSI模型的拓展分析提出，在论战过程中，TSSI模型是“冗余论”中新近出现且影响较大的一种模型，将TSSI两期模型拓展至多期，探索其系统性特征，基于矩阵特征分解和佩隆－弗洛宾尼斯定理发现，若投入矩阵具有生产性，那么按照TSSI多期程序的价值向量、生产价格向量逐渐收敛于常数向量；基期的生产价格设定不会影响收敛存在性，但具体选择会影响收敛值大小，且通过价值－生产价格偏差在时间上的累积效应来表现；确定基期偏差，该累积效应也收敛于常向量。数例研究表明，总生产价格与总价值相等、总利润与总剩余价值相等在所有时期成立；一般利润率动态变化，但随转化过程收敛至稳态，价值向量与生产价格向量也在收敛，偏差向量随之收敛。[11]

关于“转形问题”的新近争论。张忠胜认为，美国学者莫斯利和莱伯曼关于价值转形的新近争论，突出呈现了长期以来学界关于“转形问题”的基本认识分歧，并将两种对立的解释范式与激进经济学家的“前进之路”关联起来。虽然双方的相互批评指出了各自解释的一些缺陷，但仍存在不足，或批评得不彻底。莫斯利的“宏观货币解释”（MMI）既受限于长期均衡假设，又过度依赖抽象方法而缺少必要的中间环节，所以不仅未能真正反驳莱伯曼的批评，也很难被视为价值转形的成功解释。莱伯曼的“理论上的时间／一致结构解释”（TT／CSI）是对马克思价值理论典型的斯拉法主义“替代”解释，承继了“标准解释”的全部误读和错解，由此划定的“前进之路”是向李嘉图主义的复归。与转形解释相关的“前进之路”之争表明，“转形问题”的争论与方法直接相关。21世纪马克思经济学的“前进之路”，应以马克思价值转形的准确解释及其促成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革命为基础。[12](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