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重要性。许光伟认为，一般而言，政治经济学理论范畴的形成来自三方面：社会劳动过程、阶级斗争以及以“秩序”为中心的物象均衡。经由“拜物教意识”批判，“仿市场”范畴的根基被瓦解，阶级斗争被“事格化”，并置身于劳动过程文明规划。这表明基于通史考察，《资本论》中的“拜物教理论”和“劳动过程批判”是同步的过程，目的是求取“人本身的解放”“所有制解放”。[1]李弦认为，“拜物教批判”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一大显性逻辑。细致考察马克思对于“拜物教”这个概念的使用，可以发现它实际上包含了两个重要维度：一是观念学或意识形态的维度，马克思主要对其进行了社会认识论的批判；二是社会性质或行为方式的维度，马克思主要对其进行了社会存在论的批判。而马克思对于“拜物教”的这种双重批判也明显具有当代之维，马克思开辟了哲学批判之外的另一条道路，即对于“拜物教”的“爆破”必须从其背后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着手，也正是通过这种当代视野的融入和对比，我们发现了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具有了极强的当代性。[2]

关于商品拜物教批判的理论定位。吴猛认为，西方左翼思想家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释”，往往从商品拜物教批判出发，但所获得的理论成果却普遍背离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而未能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化。要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化，就要重新理解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批判中把握现实运动的基本方式。作为马克思形式分析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商品拜物教批判呈现了以历史性的普遍交换为核心的资本主义表现机制在生产者拜物教和政治经济学拜物教的建构中所起的作用，为更进一步深入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内部揭示资本主义现实运动的自否性的形式分析设置了路标。[3](www.daowen.com)

关于马克思技术二重性批判。卢江从马克思技术二重性批判理论出发，认为技术能够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区别于以前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指标。正是得益于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共产党宣言》给予了资产阶级统治极高的评价。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当它被应用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它就带有了显著的价值取向和特殊属性，《资本论》及相关手稿用了大量篇幅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技术问题，特别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马克思从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两个方面对技术范畴进行了二重性批判，不仅指出了技术对于商品生产积极性与消极性的统一，同时详细揭示了技术发展表面上有利于劳动力自由解放、实则不利于劳动力再生产的矛盾作用。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沉迷于技术拜物教，只有正视技术被谁所控、为谁所用，才能科学驾驭技术并推动社会进步。[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