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福柯、阿甘本、奈格里、哈特生命政治线索的思想家是埃斯波西托，他回到一种更为常规和实际的社会关系层面，即在社会共同体的公共空间中探讨治安机制的逻辑布展，以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免疫”系统的分析为核心，重新建构了一条以“共同体”和“免疫体”为核心概念的肯定性的生命政治学。埃斯波西托同样从生命政治角度对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了回应，指出当前生命政治出现了三个新变化。首先，政治的作用对象是具体的群体区块而不再是个体，实现了个体和特定人口区块的统一，也就是说疫情防控中，出于国家理由实施的生命政治策略：隔离、封锁等并非针对某个个人，而是为了维护整体空间和人口的安全，这实际上并不是本次疫情带来的新变化，福柯早已对此进行了讨论。隔离就必然产生区分，包括内外区分、区域划分等，而区分带来的就是排他性。其次，疫情带来了政治医学化和医学政治化的双向维度，埃斯波西托认为，这会使国家在疫情中加强其保护性作用，而淡化其意识形态作用。最后，民主的常态程序开始偏移至具有突发事件性质的机制，也就是说，在疫情这种突发的“例外状态”下，常规政治学运作程序被悬置，而必须启动特殊的应对机制。

总体来看，国内对埃斯波西托的研究基本处于起步阶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其著作[30]和代表性的解读文献[31]没有被翻译为中文。目前，国内能看到的埃斯波西托的著作是《生产》[32]第7辑中译介的埃斯波西托的《免疫范式》《免疫与暴力》《免疫式民主》《罗伯特·埃斯波西托访谈录》，第九辑中的《生命政治》《共同体与虚无主义》；2010年发表在《国外理论动态》的《极权主义还是生命政治？——关于20世纪的哲学阐释》，以及相关公众号上零星刊载的文章包括[33]：《欧洲哲学》《政治与人的自然本质》《解药》《党派与病毒：生命政治当权》《医生不可主导政治》《免疫的两面性》。截至2021年4月11日在CNKI上共搜索到9篇相关文献。[34]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在生命政治谱系学中定位埃斯波西托，其生命政治的思想来源、继承与发展；以其核心概念“免疫”为中心对其整体思想的图绘，指出其贡献以及内在缺陷。

蓝江、刘黎主要立足埃斯波西托的“免疫共同体”范畴，指出其在继承福柯－阿甘本生命政治基础上，提出了肯定性的免疫机制，这种建立在共同负债和亏欠基础上的免疫机制成为一种共生的生命政治，彰显了生命本身的内在活力，并为解放的共同体提供了借鉴。姚云帆同样从其核心概念“免疫”切入，梳理了免疫的谱系学发展线索，诠释了埃斯波西托的三种免疫范式，并强调了其中聚合异质生命的政治共同体的生命政治范式，但其停留在自然状态而忽视社会政治权力塑造的维度，使得免疫政治陷入了结构性困境。樊熙奇也以“免疫”入手，在指出其对个体和共同体保护的积极意义后，也阐释了其对生命过度保护而导致的内在危险，最后展示了埃斯波西托转变为移植机制的补救措施。除此之外，在对《人与物：从身体的视点出发》的书评中，樊熙奇还探究了“人格”和“身体”的关系。在系统梳理了本书的核心概念“人格”的罗马法模型和基督教模型之后指出，在埃斯波西托看来，融合了罗马法和基督教两种模式的现代人格装置仍然保持着区分的政治功能，人格装置通过暴力作用于人的身体，将其还原为物，使得现代人游离在人和物的夹缝中。(www.daowen.com)

陈培永在阐释了埃斯波西托免疫政治的基本内涵以及肯定性与否定性的双重维度后，对埃斯波西托消极性否定疫情期间的生命政治态度予以回应，认为疫情催生的生命政治的积极性远超于其否定性，尝试建构一种积极意义的生命政治路径。于水、徐亚清、姜凯宜从国家观的视角出发，对比了福柯以安全为基础的生命政治国家观和埃斯波西托以“免疫”为核心的生命政治国家观，认为两人直面启蒙话语，但在对启蒙话语的问题上显著不同。

译介到国内的两篇关于埃斯波西托的文章主要立足其《生命：生命政治与哲学》这一著作，瓦内萨·列姆、V．莱姆两人分别解析了埃斯波西托对尼采生命政治的解读。其中V．莱姆指出了尼采生命政治学的四种解读方向，在埃斯波西托看来，尼采是免疫范式的真正发现者。从埃斯波西托的解读中可以看出其生命政治的思想来源，反观其思想的本质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