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格里和哈特把福柯的生命政治扩展到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背景中，基于资本权力批判，聚焦生命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从福柯消极性的生命政治学建构了一条积极性的解放式生命政治学路径。

针对奈格里、哈特的生命政治思想，目前翻译到国内的书籍主要包括：奈格里和哈特的三部曲《帝国》《诸众》《大同世界》，以及《控诉帝国21世纪世界秩序中的全球化及其抵抗》《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超越帝国》《〈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以及文章：《凯恩斯和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帝国〉出版20周年回顾》《再次从马克思出发、《资本主义统治的多样性与斗争的联合》《马克思的〈大纲〉与当代资本主义——纪念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60周年》《重读黑格尔这个法哲学家》《也论解释世界还是改造世界——对哈维批判的回应》《共产主义：概念与实践之思》《当代意大利激进思想·序言》《帝国与后社会主义政治》《帝国、全球化与后社会主义政治》。

对此研究的专著，主要包括《照亮世界的马克思——张一兵与齐泽克、哈维、奈格里等学者的对话》《内格里的“非物质劳动”理论及其当代意义研究》《政治主体性、绝对内在性和革命政治学：奈格里政治本体论研究》等。截至2021年4月11日在南京大学图书馆资源库以“奈格里”和“生命政治”为关键词，共搜索到125篇文献，从发文量趋势图中可以看出，2012年之前基本处于沉寂状态，2012年开始被重视，2016年之后显著增加，直到2019年达到峰值，2016年至今的发文量为87篇，2020年至今为21篇。

整体来看，除了《当代西方左翼中的生命政治思想》外，鲜有系统性的专著全面地阐述奈格里、哈特的生命政治思想，主要是基于不同视角的问题式研究：依托《帝国》对其生命政治思想整体进行研究；集中于“非物质劳动”“诸众”“共产主义”等关键概念及其关系的探究；依托马克思主义对其革命策略、反抗路径等的诠释和批判。

1．思想全貌及理论逻辑的转变[26]

张一兵、汪行福、陈学明、章国锋、汪明安、许纪霖、周穗明、王刚等立足《帝国》对奈格里、哈特的生命政治思想进行评述。无中心、无边界的帝国取代了传统的民族－国家形式，经济权力基础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权力基础，资本对非物质劳动的统治代替了对物质劳动的支配，以生命权力为核心的权力运作不同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意义上的资本统治。面对帝国新的统治形式，奈格里、哈特指出要通过生命政治生成反抗生命权力治理的革命主体，所以生命政治学在奈格里、哈特这里是不同于生命权力的积极性建构。蓝江、马云志、张同兵、陈培永、丁燃、张兵、吴骏、赵蒙等从整体上解读了奈格里和哈特生命政治的思想来源、逻辑布展，并对其渴望从生命政治的剥削中引发的诸众反抗，发展为有组织的斗争，进而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思路进行评价，认为这本质上是一种乌托邦色彩的伦理革命。闫培宇认为在一系列现实问题对帝国理论冲击的背景下，应该重访奈格里、哈特基于一般智力的解放的“生命政治”学转向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黄立河、龙娜同样在当今资本主义新变化下，探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奈格里生命政治思想的启示，以此透视其价值和局限。

2．革命主体、革命模式与革命策略

学界还对奈格里、哈特二人进行了中心立意的主题式解读，着眼于“非物质劳动”“诸众”“身份和阶级”“共产主义”等。(www.daowen.com)

首先，集中于“非物质劳动”的探究。[27]对此问题关注的学者主要包括：张一兵、唐正东、刘怀玉、陈庆松、李春建、丁瑞兆、周洪军、牛俐智等。张一兵肯定了二人重视非物质劳动问题的重要性意义，同时指出其“物化”和“拜物教”思想的缺失，以及内在的不足。李春建、马丽在对“非物质劳动”进行一般性介绍后，立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把握其学术贡献，并批判了奈格里由“非物质劳动”向“生命政治劳动”的倒转存在的不足。徐宇晓在此问题上认为，奈格里和哈特的生命政治生产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

吉林大学生命政治研究团队主要利用奈格里、哈特的非物质劳动思想来思考现代性问题，认为非物质劳动表征了超越工业文明的新生产力，为欲望冲破资本权力的秩序提供了新的力量，为思考与现代性彻底决裂的另一种现代性方案提供了可能。

唐正东认为“非物质劳动”是个模糊概念，凸显了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范式的转变及其解放潜能，然而由于其解读过度依赖主体逻辑，所以呈现出了对现实历史的简单化理解；孙乐强同样认为“一般智力”“非物质劳动”等过度夸大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维度，滑向一种伦理色彩的主体政治哲学之中；周治健也认为应该返回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向度，深入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寻求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性。

与之相反，户晓坤则认为奈格里、哈特的“非物质劳动”坚持了马克思由政治经济学批判向政治层面的现实革命斗争转化的根本立场，立足时代，开拓了阶级斗争的主体向度，激发了革命潜能。

其次，集中于“诸众”思想的讨论。[28]对此问题关注的学者主要有：张一兵、唐正东、刘怀玉、陈培永、鲁绍臣、张梧、宋晓杰、陆青、任小艳、李胤、符妹等。刘怀玉主要是在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的知识谱系学关系基础上探讨了奈格里、哈特生命政治的大众主体思想，肯定了其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借鉴价值。李爱龙同样指出了奈格里肯定性的生命政治范式转化对阶级逻辑的建构性意义。

宋晓杰在从社会根源、理论背景和核心线索对奈格里进行整体描绘后，着眼于奈格里的政治本体论，从政治性和主体性的理论双重性延伸至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以重绘其诉诸诸众的游牧式战略开辟的革命图景，具体指出了诸众的内在性、个体性的聚合整体和本体性的创构力量，同时，分析其不足之处，即过度简化了政治过程的复杂性，无法充分说明政治逻辑，而只能具有乌托邦情怀。李缙英则从诸众的身体美学特点中指出哈特、奈格里革命主体的政治—美学逻辑。

最后，集中于革命策略和共同性的批判。[29]对此问题关注的学者主要包括：唐正东、张早林、鲁绍臣、莫雷、李胤等。这些学者多集中于对哈特、奈格里组织形式、革命策略、反抗路径、现实有效性的质疑与批判上，指出其解读思路单一、方法论偏向主体主义等缺陷。其中，莫雷从政治人类学的角度审视奈格里和哈特的“爱的政治”的困境。李胤尝试澄清生命政治语境的对抗性前提，即劳动是打破资本主义总体性逻辑的主体性力量所在，并指出了对抗的多元与开放性，以此对资本和劳动对立之关系进行合乎现实的理解。彭小伟同样审视了劳动和资本关系，质疑其劳动主体性对资本超越的可能性。廖梓嘉概略了“共同性”思想并指出其乌托邦色彩。陆茸则从“共同体”视角探讨了哈特和奈格里的价值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