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生命政治”这一概念是谁最早发明的，学界还存在争议，但目前的主流观点都认同是福柯开启了围绕“生命政治”这一主题进行的一系列探讨。据丹尼尔·德菲尔的说法，自1974年起福柯就萌芽了生命权力的思想，在1976年“必须保卫社会”讲座、1977—1978年“领土、安全、人口”系列讲座以及1978—1979“生命政治的诞生”，包括其间的《性史》（第一卷）中，都涉及了生命政治思想。据文本词频统计，“biopolitique”这个术语在《必须保卫社会》中出现最多，为18次，《安全、领土与人口》中17次，《生命政治的诞生》中4次。[8]在1976年的“必须保卫社会”系列演讲末尾，福柯明确了“生命政治学”这一概念，1978—1979年“生命政治的诞生”讲座只是对之前确定的生命政治的一个注脚。

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福柯区分了三个阶段，认为不同于之前的古代机制和现代规训机制，作为安全机制的生命政治是一种新的权力形式，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两方面：身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调节，其突出特点为：权力是离心而非向心的、权力作用对象是整体人口而非个体，以及权力作用形式是消除、控制、调整而非禁止。

总之，福柯第一次真正将自然生命纳入国家权力机制和计算之中，使之成功转化为一种“生命政治”思想，才使得这个术语开始扩散。然而生命政治思想相对于福柯其他思想来说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且研究的断裂性，所以开始处于隐蔽状态中，人们之所以会重新思考福柯思想中的生命政治，主要受到以下文本的影响，首先是《对今日生命权力概念的思考》，这是由福柯研究专家巴罗·拉宾罗和罗斯共同撰写的；其次是奈格里和哈特在《帝国》中对生命权力的研究；最后是阿甘本对福柯思想的重新解读。

总体来看，不管是从广度（如哲学、文学、法律、社会、文化等）还是从深度来看，福柯研究都十分火热。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就出现了对福柯著作的译介和诠释，至今，福柯的绝大多数著作都已被翻译为中文。但是就生命政治这个论域而言，国内是经由阿甘本的中介才开始重视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的，即通过阿甘本才实现了对福柯生命政治思想的发现。

2005年译介的阿甘本的《在人权之外》展示了阿甘本对福柯生命政治的研究成果，随后译介的阿甘本的两篇访谈继续讨论了这个话题，可以说福柯生命政治思想首先是以一种“逆溯”法被挖掘出来的。其中已被翻译为中文的涉及生命政治的文本主要包括：《性经验史》（第一卷）、《必须保卫社会》《安全、领土与人口》《生命政治的诞生》《自我技术：福柯文集》《自我解释学的起源：福柯1980年在达特茅斯学院的演讲》《不正常的人：法兰西学院课程系列》《主体性与真相：法兰西学院课程系列》《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惩罚的社会》《临床医学的诞生》《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福柯读本》《福柯集》等。

在坚实的文本基础上，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也从被发现到被重视再到近五年的热度不减，以关键词“福柯”和“生命政治”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搜索得到的相关论著发文量趋势图显示：2011年之前处于一个被发现的阶段；自2011年到2017年基本上处于不断的上升趋势，直到2017年的小高潮，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得到学界的重视；随后，稍稍下降后继续上升到2020年达到制高点，至今基本维持高数量的刊发趋势。

其中，关于福柯生命政治思想的研究著作，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对福柯整体思想描绘中定位生命政治；[9]另一部分具体针对生命政治思想的研究。[10]截至2021年4月8日在CNKI上以“福柯”和“生命政治”为关键词，共搜索到相关中文文献339篇，2016年之后发文量占绝大多数，为252篇，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的发文量占据81篇。总体来看，对福柯生命政治思想的阐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福柯生命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

首先，福柯和马克思的对话。[11]胡大平、郗戈、李乾坤、郭硕博、童晓宇、季勇、潘乐等都看到了福柯生命政治批判思想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对话。胡大平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和福柯的生命政治形式相似而内容异质，《生命政治的诞生》等文本恰构成了《资本论》之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性视域；李乾坤指认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批判并未深入到这一权力现象的根基之处，从而分析了知识权力生产的经济学话语；郭硕博指出福柯在权力结构视野中继承了马克思去“中心化”思想并结合当代特征进行发展；童晓宇则认为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在整体逻辑上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致的；季勇和潘乐则主张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研究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陈龙、邓玲翻译的《马克思与福柯——关于劳动力商品化的生命政治学思考》通过生命政治学具体探讨了福柯的“有阈值的流动人口”和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之间的相关性和启示。徐国超在认同生命政治是福柯和马克思相互借鉴与吸收的平台的基础上，指出与福柯相比，马克思更强调时间和权力的平台。与之相反，蓝江则站在马克思主义视角审视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指出两人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其次，福柯和阿甘本的对话。[12]最早，黄世权与靳琦的《生命权力：福柯与阿甘本》就看到了两人的不同。张一兵从方法论角度指出阿甘本的范式更接近于福柯的知识型。莫伟民、汪民安、吴冠军、蓝江、高奇琦、周治健、高福进、彭树涛、李建强、成红舞、姜凯宜等阐述了福柯和阿甘本生命政治思想不同，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面对当下社会生活复杂事件，阿甘本将生命政治这一术语置于主权领域，继承、发展并转化了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以反抗性的生命形式区别于福柯的对生命的捕获性权力；在起源问题上，福柯认为生命政治诞生于18世纪，阿甘本则认为其贯穿于整个西方思想史；福柯主要理解现代治理术，而阿甘本立足本体论，将例外状态作为最高统治权力的原初结构等。此外，姚云帆还指出了福柯、阿甘本和霍布斯的关系，认为霍布斯第一次以维护生命的名义构造了利维坦，成为现代“生命政治”实际的奠基者，福柯和阿甘本延续了霍布斯的问题意识，但他们仍然沉湎于“造反、秩序”的二元对立中，放弃了柏拉图“对牧羊人的教养”在当代社会的积极意义。

最后，福柯和奈格里、哈特的对话。[13]周洪军、莫伟民等具体比较了奈格里和福柯生命政治思想的不同，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福柯探讨了古典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权力机制的运作和个体反抗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奈格里则致力于揭示西方社会从现代转向后现代之后的帝国生命权力实施与诸众革命之间的关系；福柯分析了具体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奈格里、哈特则聚焦于资本维度；福柯主要分析权力对人口的干预，而奈格里和哈特主要是强调权力对生命本身的生产；福柯认为生命政治是控制性力量，而奈格里则将其看作一种积极的建构性力量等。(www.daowen.com)

2．福柯生命政治思想的整体把握

学界这方面相关研究，涉及福柯生命政治思想的概念、特点、治理模式、运作方式、产生的影响等问题。

首先，对福柯生命政治思想的整体图绘：特点、模式以及运行逻辑。[14]张一兵在《回到福柯》中回到了福柯从青年到晚年的思想历程，在整体思想发展过程中审视了福柯生命政治的出场语境、理论定位和效应，展示了作为现代治理术的生命政治的作用方式，即以一种微观权力的形式在市场和公民社会中运作。艾莉森·利·布朗、汪民安、萨拉·米尔斯、丹纳赫，T．思奇拉托，J．韦伯、Barry Smart、刘北成、陈永国、马海良、路易斯·麦克尼、迪迪埃·埃里蓬等同样在介绍福柯的生平历程、梳理其主要著作及思想中进入“治理术”“权力”“主体”等生命政治话题。狄安娜·泰勒、朱迪特·勒薇尔、樱井哲夫等则直接从福柯的关键概念入手展示其丰富的思想遗产。陈培永在《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图绘》中从对福柯权力理论的方法论前提，即微观视角的阐述，对其权力理论的详细诠释，规训技术的运作方式，到对人口的安全管控、种族战争话语的借用、对性的操控进行狭义分析，再到生命权力的治理术实践，最后到自我的技术，全面、详细地对福柯的生命政治学脉络进行了全景图绘。

张凯全面细致地展示了福柯对权力谱系的梳理以及作为现代国家治理术的生命政治的运作逻辑。权力在当下的表现形式就是“治理”，通过“治理”造就了现代的政治主体。而这种现代国家的治理术，即生命政治不同于17世纪国家理性时期的治安机制，也不同于基督教会时期的牧师制度，这正是福柯认为自己应该做的工作：一方面描述现代权力的样态、作用机制和方式，另一方面梳理权力的谱系，即权力的来源和转化形态。作为现代社会特有的权力装置的生命政治更为复杂和精密，它是一种日常化和社会化的机制，作用于生物学意义上的，所谓的自由的人口。高麒麟同样梳理了晚期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的整体脉络，并且还探讨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对福柯生命政治思想的影响。

李嘉弘在立足福柯晚年的整体逻辑基础上，认为经过“治理”的过渡，福柯从权力－抵抗时期平稳转向了自我治理和主体塑造，两个时期并不存在断裂。刘黎指出了福柯生命政治理论的三维度：医学话语、权力逻辑与治理机制，不仅揭秘了政治和生命的内在关系，而且体现了医学、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在当下的有机结合。程远航指出了福柯生命权力的双重治理模式，即微观层面的对肉体的规范以及宏观维度的对人口的调节，以实现对主体生命的隐形统治。汤明洁在指出福柯的生命政治易沦为生命和政治的二元困境的问题后，尝试提供一个三重空间，即在对动物政治批判过程中把握政治的运作机制，正视异托邦对现实冲击的必要性，揭示治理术中的受动者运动策略开拓新的权力关系的潜能，以期为生命政治提供更为多元的可能。

其次，聚焦于福柯生命政治的具体问题。[15]安婕指出治理术是福柯后期转向主体伦理学的关键概念，认为福柯在广义治理术框架下挖掘了生命权力。皮埃尔·马舍雷认为康吉莱姆和福柯在规范问题上相遇了，因为规范是一种以自身为绝对基础的权力，自己规范自己、生产自己，规范的内在性正是生命政治的自我生产的逻辑。同时也说明了两人在思考对象上的差异，康吉莱姆的思考中心是生物内容，而福柯的重点则在于文化和社会。蓝江、王鸿宇以疾病为切入视角，指出从康吉莱姆肯定疾病为新的生命维度到福柯时代的排除疾病，体现了政治治理技术的演变，直到今天的数字技术和生命政治治理的结合，将生命政治治理升级到更高版本。刘永谋、莫伟民从主体的维度对福柯哲学进行了整体性阐释。

最后，对福柯书籍的解读。[16]布里甘蒂、马克·G．E．凯利对蕴含福柯生命政治思想的《性史（第一卷）：求知意志》进行了深入解读。安妮·施沃恩、史蒂芬·夏皮罗深入探究了《规训与惩罚》。弗雷德里克·格霍则在系统考察了《古典时代的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等作品后，刻画了“说真话”的福柯的形象。

3．福柯生命政治思想的切入视角[17]

安婕主要以历史叙事的方式，从福柯生命政治的治理术维度，深入思考权力关系中主体的建构和生命的可能性问题。夏立安、孙祥则主要探讨了福柯的生命政治法律观，方旭同样从法权视角引出生命政治。在对“例外状态”的双重叙事，即将“例外状态”纳入法律体系或者是依靠诸众反抗资产阶级的法权压制中，引向了对“例外状态”的载体“主权者”的考察，进而阐明“权力”如何塑造“生命政治”，在和本雅明对比中，指出福柯开出了对主权者治理技术的另一种思考范式。王丰龙、刘云刚、杰里米·克莱普顿、张丽屏则从地理学角度的族群和生命政治话题探讨福柯的治理术的应用。林青、高天驹立足“空间理论”探索福柯的生命政治，具体集中于“城市空间”视角，由此开启福柯现代性批判的城市空间向度。刘小枫、方旭、赵萱则从地缘政治学视角审视生命政治。高宣扬、张弓、张玉能主要立足生存美学，将福柯的生命政治和其生存美学融会贯通，指出福柯以“关怀自身“为核心的自由生活方式融合了生命政治的研究成果。阿德里娜·S．尚邦、阿兰·欧文从社会学视角解读福柯的权力和主体。莫伟民梳理了福柯政治哲学的思想史脉络、思想来源和现实环境，胡颖峰、赵福生同样从福柯的政治哲学探讨身体、权力、性和规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