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中定位生命政治[6]

蓝江、吴冠军、郝志昌立足数字时代技术的发展，指出今日的智能化使得福柯的安全机制呈现出新形态，即数字——生命政治范式，主要依托数据收集和算法分析，这种大数据时代看似放任的治理模式实则强化了控制，王鸿宇同样立足数字资本主义，以情感为切入点，认为权力治理技术已经深入到情感控制层面，即从生命政治转向精神政治。与之相对，李爱龙则在智能时代的生命政治中，探寻实现生命这种术语革命的逻辑转折，并立足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探索现实道路。

2．从生命政治视角审视新冠肺炎[7]

吴冠军从疫情带来的一系列哲人们的争论入手，重新思考生命政治应何为，他引入“幸存者偏差”和“议程设置”框架，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恰恰改变了生命政治的“议程设置”，即生命政治学必须面对之前其研究范围之外的“无生命者”，而这种生物性的“最底层平等”正是生命政治的前提。此外，他还以生命政治学的结构性矛盾，即关注点的底层生命和进入者的高标准来回应为何政治哲人在疫情状态下走向神坛、集体失语。陈培永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呼唤着生命政治的出场，但其通过打破“主权者是恶的”“精神性生命才高贵”“必然走向死亡政治”以及“威权政治”这四条设定，尝试塑造一条建构性的生命政治学路径以摆脱“生命政治学就是恶的”的思维定式。(www.daowen.com)

李爱龙同样尝试建构一条肯定性的生命政治路径。他指出，与福柯和阿甘本等着眼于权力对生物性生命的暴力，应立足目的性的精神性生命，从正面对生命政治进行哲学建构。在他看来，原来窄化为主观批判的哲学话语的生命政治必须实现一种实践逻辑的转向，即转向客观建构的历史话语，并置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现实背景中，从治理环境、治理主体和治理手段入手将生命政治的文明维度提升到自为的高度，由此在社会化的生产政治生产中，建构“类生命”。同样，吴冠军、虞昊也通过疫情尝试激发不同于捕获生命的扶植生命的另一股力量，以此重塑生命政治。蓝江揭秘了疫病和现代政治之间的密切关联。立足思想史，梳理了从霍布斯到巴斯德时代的医学和权力之间的张力，最后，福柯结合了霍布斯的理论贡献和巴斯德的实践贡献，形成了生命政治。简言之，从疫病和权力的关系中，探索了一条不一样的生命政治生成路径。

戴永红、王俭平以生命政治为视角，审视公共卫生的全球治理问题，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揭下了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虚伪性，其本质仍然是资本逻辑对生命的隐匿性支配和同质化治理。牛子牛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方法论支撑，立足现代性视域，在当代新资本形态背景中思考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系统性风险，“病毒与生命”和“资本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同构带来的整合性危机引发了对生命政治的重新思考。吴静直面大数据时代下疫情带给生命政治的新问题，从疫情期间“健康码”这一缩影窥探数字化时代的数字身份、自然身份与权力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