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类所面临的社会样态已经从惩戒社会演进到了控制社会，无处不在的微观权力控制甚至已触及了人的存在论层面，加速发展的数字资本主义塑造了人的可感世界，现代人已丧失了人的感性客体，自然客体被覆盖。可以说，今天的权力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呼吁一种“生命政治学”的解答。作为一种分析社会存在的理论范式，生命政治学从生命权力技术、生命装置的角度为我们揭露了现代社会原则的形成及其运作逻辑，对今天资本主义的现实存在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权力布展作出了精细的描述、刻画和分析，有效地阐释了当代社会经历的诸多政治、经济、种族和人道主义灾难等事件，敞开了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维度。

而当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恰逢百年一遇的全球疫情事件，无疑是历史主体提出了更加迫切的时代问题：如何生活？如何更好生活？无可否认，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有力地激活了生命政治的活力，这是因为疫情是无国界的，其传播具有普遍性，不分种族、肤色、语言、等级，所有生命都被纳入，原来被排除在政治身份之外的“劣等人种”也要被纳入进来。因为他们也会被传染，且他们传染之后也会威胁那些具有政治身份的所谓“优越种族”，所以这已不是一般状态下的政治生命，常规政治学面对的对象都是具有一定身份的政治主体，而此时此地要应对疫情的例外状态，就需要新的政治治理范式——生命政治。封城、隔离、控制社交距离等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不是为了某一个人的权力安全，而是出于国家理由，维护整个政治的安全，在封禁和隔离的同时，国家还在开足马力研发疫苗，试图让人生产出免疫力，以降低危害、结束疫情。而当我们每个人积极改造自身，生产出抵御这种病毒的免疫功能时，生命体就已经成为政治治理的对象，医学已经越来越深地介入了政治。在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当大数据、科学技术和医学结成同盟后，生命政治进化为了一种控制的加强版本，但同时也呈现出治理和解放的双重维度。

现实基础呼唤着理论，欧洲激进左派集体对疫情进行了理论上的反思，阿甘本、奈格里、埃斯波西托等生命政治思想的代表人物以思想介入这种“恶的秩序”[1]，生命政治提供的独特性视角无疑可以更好透视这一历史事件，而事件又无疑是整个社会体制的反映，由此，理论对时代问题的透视无疑可以让人们在这一全新的“历史序列”中更好定位自己和审视时代。然而另一方面，阿甘本视疫情为一场发明实验，反映了其对政治现状的漠不关心，只是停留在哲学话语的建构中，这使其面临哗众取宠的指责，也导致生命政治的现实有效性受到了极大质疑，以疫情为契机的现实催逼着理论的重塑，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释放理论的潜能。由此可见，正是在理论和现实的有机张力中，生命政治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生长点。(www.daowen.com)

国内对生命政治学的引介最早见于汪民安所著的《福柯的界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以“生命政治”为关键词，国内最早的研究则出现在2005年，从2011年开始成为热潮，并于近五年呈大幅度上升趋势，尤其是疫情的暴发，理论和现实相结合，极大焕发了生命政治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