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兰和郭丁等从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的分离角度，阐释了伍德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伍德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分离使得榨取剩余成为经济领域的问题，而非政治问题。这种分离的结果造成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性与政治意识的分离，使阶级斗争也变成了争取更好的劳动和生活条件的斗争。[47]孟捷、齐昊则分析了布伦纳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他们认为，布伦纳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分析非常有影响，特别是对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的危机的分析颇具特色，他聚焦于资本主义的竞争层面，阐释了竞争对制造业产出价格和利润率带来的负面影响，揭示了资本主义长期利润率下降和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停滞状态。但是他在分析中忽略了对竞争借以展开的各种前提的讨论。[48]布伦纳、伍德通过重勘资本主义起源以凸显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积极捍卫阶级斗争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49]汪玉和姜宇宁对罗伯特·布伦纳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布伦纳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进行了不同的解读，他立足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以“社会财产关系论”为框架，对二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由长期繁荣到后来的衰退作了分析研究。[50]毕丽华指出，布伦纳认为当前的经济危机根源于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布伦纳对战后资本主义利润率处于长期低迷的解释一抛出去，在西方学界就展开了一场对其的争论。她详细考察米歇尔·阿格利埃塔等人对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质疑，以及以克里斯·哈曼为代表的西方左翼学者对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肯定和发展。[51]

刘明明指出，针对后现代主义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的可行性，伍德从四个方面予以反驳：一是保卫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后现代主义的非历史观；二是强调总体性的认识观，反对后现代主义的碎片化解构；三是确证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反对后现代主义消解主体；四是强调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反对后现代主义的断裂式解读。作为反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艾伦·伍德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有利于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但是也表现出一定的狭隘和极端。[52]罗理章、李夏洁认为，伍德是当今英语国家中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她在《新社会主义》一书中指出，所谓20世纪的“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修正。伍德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出发，对“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阶级退场”理论、“激进民主”和“自由民主”理论作出了深刻的批判，她既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又做到了从现实问题出发，在实践中发展经典理论，但也存在未能提供具体方案和缺少系统的批判等不足之处。在伍德看来，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实质是一致的，消解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推行激进民主政治，鼓吹西方的自由民主。[53]郭丁和管晓刚也论述了伍德的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他们认为，针对后现代主义的错误思潮，伍德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她指出后现代主义本质是“所谓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形成的一种意识之产物”，是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日渐式微，并从时代观与历史观、整体主义的研究视阈，以及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几个方面对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捍卫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54]

冯旺舟指出，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研究涉及了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分析了政治马克思主义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发展逻辑，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和不公，并且从民主幻象、政治权力私有化和政治乌托邦三个维度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总体批判。[55]伍德从资产阶级、历史唯物主义、民族国家、社会主义四个维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总体批判。从资产阶级角度，她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阐释了资产阶级既具有革命性，也具有破坏性，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资产阶级同资本家、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不能混同。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能够深刻全面地把握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剥削模式，揭示资本主义的双重性，也能够揭示资本主义在自身的矛盾运动中走向灭亡的宿命。从民族国家角度，她认为全球化是资本扩张的生动体现，在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打破了民族国家的地理空间界限，创造了一个全球市场。从社会主义角度，她认为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矛盾无法调节及其崩溃的基础上，建立在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基础上，只有超越资本主义的虚假民主，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56]姜霁青和刘明明都认为，伍德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使传统的榨取剩余那部分政治权力被转移到资本手里，这意味着“超经济”领域的收缩，同时也使“超经济”产品可以被广泛地赋予劳动大众。然而这样的变化并不代表真正的政治进步。因为在伍德看来，“公民社会”中支配一切的是资本的逻辑，“形式民主”也没有改变直接生产者被剥夺的境遇。事实上，资本主义“超经济”领域的变化带来了诸多的负面效应，这一变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政治的贬值。在伍德看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权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又一特殊性表现，它掩饰并维护着资本主义的剥削体制。[57](www.daowen.com)

目前国内学界对伍德的社会主义观也已经作了初步研究，主要是两篇硕士论文和若干零散的学术论文。罗玉洁指出，伍德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其总体理论体系的重要部分，她坚持“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社会主义必将胜利”的立场，力图消解“历史的终结论”的错误论断，复兴社会主义。围绕这一目标，伍德从民主、国家、全球化和新帝国主义等方面对资本主义展开了全面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阐释了社会主义在当今时代的重要意义。[58]文千菱从总体上研究了伍德的社会主义思想，她阐释了伍德社会主义的目标，探讨了伍德社会主义目标实现的途径，即实现社会主义目标与“普遍人类之善”之间的联结，梳理并归纳出伍德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及内涵，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思想的具体内容并进行了科学地评价。[59]亓光和魏凌云指出，从重申革命主体在阶级社会的定位到寻找社会同质性揭露资本主义民主的虚假性，再到审视阶级利益对工人阶级革命的影响，政治马克思主义试图重建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政治的关联以完成“再政治化”。政治马克思主义提出政治行动的科学性标准是，以社会主义目标（最终消灭阶级）为指导，以工人阶级利益与社会主义政治之间建立本质关联为首要原则，以鼓励和培育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产生政治冲动为主要任务。他们对社会主义民主作了必要的阐释，包括：第一，民主的内容由一定的社会关系所决定，普遍意义的民主是不存在的；第二，民主的范围应该包括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片面强调其中任意一个领域就违背了实质民主；第三，民主的对象是具有明确指向性的阶级，内在地规定了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阶级关系。[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