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界对政治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伍德,分别从以下五个角度进行了研究。
其一,总体性角度。国内已经出版了冯旺舟的《艾伦·梅克森斯·伍德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专著,该书是国内首部研究伍德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著作,伍德作为在英美具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其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该书围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主旨,从总体上揭示了伍德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阐述了伍德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来源,揭示了其理论起点、理论特点和理论趋向,深刻批判了后马克思主义、西方右翼学者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诘难和攻击,揭示了伍德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追求和思想境界,比较科学地分析了伍德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理论得失,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启示。[37]
其二,生产方式角度。关锋从生产方式角度指出,伍德既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又批评后马克思主义。在此基础上,她借鉴汤普森和布伦纳的分析,围绕“生产方式”这个核心概念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政治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其核心思想是:生产方式的核心是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实质是围绕经济利益展开的阶级斗争,其中的关键是一定“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阶级斗争是生产方式更替、社会形态变迁的决定因素;民主在其诞生时就和一定的生产方式、阶级关系密切相关,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本质上和真正的民主相敌对;历史不是机械决定的单线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历史特殊性的一般理论。冯旺舟、姜霁青、管晓刚、郭丁等人深入研究了伍德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他们认为伍德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澄清了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二是将技术决定论批判与生产力决定论批判结合起来,澄清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三是阐释了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因。在此基础上,伍德认为不存在超阶级、超历史和普遍的历史观,也不存在所谓由技术或生产力决定的超历史力量,历史是多因素共同决定的,要深入社会生产关系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也不是单纯技术发展的结果。[38]伍德的政治马克思主义主张确有不少值得称道之处,但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它对生产方式的理解也存在偏颇,以致否认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重视历史的普遍规律性,认为在历史纷繁复杂的事件和表象背后存在着某种统一的逻辑和演进趋势,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则把历史的普遍规律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起来;而伍德为了张扬历史的特殊性,突显主体能动性,竟至拒斥历史的普遍性,否认普遍规律的存在,这是伍德政治马克思主义最突出的问题。[39]
其三,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角度。姜霁青、张晓兰等人指出,伍德认为马克思在1859年使用的“基础-上层建筑”隐喻被“正统”马克思主义所曲解,这种曲解不仅重复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错误,而且给20世纪围绕这一问题的理论纷争制造了“术语约束”。汤普森试图打破“约束”的努力使其备受批评,但极富价值。因此,在借鉴汤普森思想的基础上,伍德重构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是彼此刚性分离的两个领域,而是由社会关系及其形式构成的一个连续的结构,二者之间不是机械的决定关系,而是有机的联系。[40]文兵指出,伍德为了解决“经济”与“政治”在理论上的分离,对于作为历史唯物主义重要范畴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伍德特别强调,资本主义分化出了一个“经济”领域,它意味着对剩余劳动的占有是通过“经济”手段在“经济”领域发生的,是通过商品交换的机制来实现的。但是即使有这样的理解,“经济”也并非完全独立于“政治”,更确切地说,“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分离,是政治功能本身的分化,将分化出来的功能分别分配到私人的经济领域和国家的公共领域”[41]。(www.daowen.com)
其四,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角度。朱华彬认为,伍德主要提出和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是坚持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特殊性,而不是历史的普遍规律。伍德的观点并不符合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但是她的这一观点也提醒我们,由于时代的不同,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和当代资本主义一定要谨慎。[42]刘晓和文吉昌指出,伍德通过考察人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功能,批判了各种形式的“决定论”,并深入批判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资本帝国主义的社会形态。伍德始终坚持个人、阶级、阶级矛盾是推动整个世界发展的终极力量,资本全球化的过程推动了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完善。伍德的历史唯物主义继承了马克思思想的同时,创新了解释资本主义特性的叙述方式,为人们理解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思潮提供了新的视阈和方法论。[43]
其五,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角度。陈学明教授指出,政治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主体阶级冲突在解释历史中的作用,认为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主张结合社会现实问题重识历史唯物主义。[44]陈道庆和贺亚京在其硕士论文中着重揭示了伍德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实际上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一种民主政治理论,着眼于以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为切入点,探索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理论创新,重新阐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历史的本质、历史的发展动力、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基本理论问题,揭示民主政治建设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以及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新中的重要作用。[45]王凯慧则将伍德和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他阐释了哈贝马斯与伍德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代背景和理论背景,揭示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必然性:并从态度、起点、基本概念以及理论诉求四个方面比较二者的重建思路,试图从总体上分析二者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异同,系统阐述了他们重建的目的和重建的、路径:并且评价哈贝马斯与伍德“重建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分析了理论存在的局限性。[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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