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组成部分，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和学术理论自身发展过程等客观条件制约的。就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而言，主要是针对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单向度的理解方式。为此，他们为纠正这种“经济决定论”的观念，以文化的物质性和实践性内涵、意识形态的作用、文化的政治学功能等方面，突出文化在社会结构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要驳斥“决定论”的错误，他们在强调文化的社会功能时，往往因“矫枉过正”而出现偏重文化、忽视经济的情况，这也造成了招致他们理论诟病的重要方面。

还有一方面就是，早期文化马克思主义所面对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同时，他们面对的社会问题也比较集中。因此，他们阐释的观点和形成的理论也相对不是那么庞杂，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观点。他们尽管形成了自下而上微观文化显影社会深层问题的方式，但是这些理论都是一般化的和整体化的问题，涉及的是整个生活世界、总体的文化生活和普遍的人类主体的问题。他们书写和倡导的逻辑是小写的、复数的和多样化的，形成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整体理论和构想社会整体发展的图景。然而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现，以及当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复杂性，当代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也受到了影响，他们开始拆分这个被各种文化现象所包裹的世界，形成了更加微观化、具体化和多元主体化的研究方式，包括对边缘群体、性别、种族、生态进行更加精细化的分类研究。因此，就当代文化马克思主义而言，很难用一类学科、一套词项和一种思路去描述它的状况，要想知道它的全貌需要把所有的这些“拼接”在一起。这就会产生另一种结果——主体力量的分化和社会集中矛盾的分散。这也是当代文化马克思主义受到批判的另一个主要问题。(www.daowen.com)

国内学界既充分肯定了文化马克思主义是作为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的丰富和发展路向，也针对其理论的不足和现实的困境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剖析，特别是这一理论过于偏重文化批判而忽略了政治经济的社会矛盾。例如，《论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及其内在困境》《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性与当代启示——以英国早期新左派的分析为中心》[52]等文章，都持有对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层面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