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狭义范围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就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言，对其内在思维范式的研究是国内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议题，之所以成为热点在于：

一方面，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在第一、第二代学者之间有明显的代际差异，形成了两代人之间“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争锋。以E．P．汤普森为代表的第一代学者倡导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复兴一种伦理学社会主义……受到了早期新左派的大力推动”[40]。然而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认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折中主义，他们极力反对道德主义，试图唤回18世纪激进主义潮流。这就形成了两代学者之间非常尖锐的思想矛盾。就本身学术内部争论而言，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并且两代人之间的争锋引起了很强烈的学术余波，对后期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包括当时安德森对第一代学者的负面阐述，就极大影响了对第一代学者的思想理论价值的评价。而在经历一定时段之后，当今英国左翼知识分子如迈克尔·肯尼又看到了第一代学者“人道主义”的当代价值。

另一方面，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演变，除了内部两代人思想的交锋之外，还体现了整个哲学思潮的一种变化动向。第一代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主要体现了经验主义的认识方式，注重从经验事实对生活世界和人本质的关注，形成了“文化主义”的思维范式。第二代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应该用更加科学和理性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他们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引入在他们看来英国理论“贫瘠”的文化中。随着“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第二代学者将阿尔多塞结构主义思想和罗兰·巴尔特符号学汇入他们的研究之中。也正是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学术思潮的影响下，形成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从文化主义向结构主义的转变。就这个角度而言，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范式演进的变化可促进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当代学术思潮发展脉络的把握，以及为当代各种学术思潮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提供参考。(www.daowen.com)

在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范式演进逻辑的研究当中，乔瑞金的《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41]一书全面地阐释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发展脉络和代表人物的核心思想。张亮以“‘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唯物主义’及其当代评价”[42]“从苏联马克思主义到文化马克思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战后形成”[43]“从文化马克思主义到‘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44]等为题所撰写的系列文章，集中论证了“文化唯物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义”“结构主义”之间语词的差异，进一步溯源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的发展轨迹。黎庶乐以第一代与第二代核心代表人物汤普森与安德森的争论作为引子，分析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走向问题。[45]马援在《文化唯物主义语言哲学思想研究》[46]一书中，系统论述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从“文化主义”向“结构主义”演进，并最终形成“结构主义－文化主义”融合的发展脉络，并在这种范式演变的过程中，探究了“文化”“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张力结构，进一步论证了文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呈现的特征。而这种语言哲学特征正是在范式演进的变化中形成的，同时，也可以从这些语言哲学特征反观范式演进的逻辑。